中国历史上口碑最好的汉奸——李陵

　　一、引言

　　一些国人如今的历史观糊涂得很，说起李陵这种汉奸居然也冠以“丹心”、“忠魂”之类的词，多有维护溢美之语，真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力战后降敌也是投降，也不能改变做叛徒的性质。历史上有几个叛徒降将是在局面大好时投降地？还不都是逼不得已？如果李陵降敌并在敌方做官后能被理解甚至赞颂，那我们是不是也该理解一下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的苦衷，把他们列为歌颂的对象呢？更何况战死的都是士兵，李陵非但没有死战报国，最后还降敌苟活，比起那些在血战中殉国的勇士，他这种躲在士兵中间溜嘴皮子的官老爷也实在令笔者难生敬意。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扯下李陵虚妄的英雄画皮，从司马迁偏颇的记述和后世牵强歪曲的赞颂中走出来，看看历史上真实的李陵事件和司马迁被阉割事件。

　　二、教科书和其它主流媒体上的伪说法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讽刺带领主力却战败而归的李广利，把李陵兵败投降的责任推卸给李广利救援不及时，于是震怒，不仅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被判死刑。 

　　汉朝的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即阉割）。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而他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把 《史记》写完，所以甘受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

　　三、真相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因受祖先荫庇，虽然寸功未立，却自幼便受封为侍中。由于他是将门之后，所以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是他大力提拔的五名后起之秀之一，弱冠之年就被加封为“骑都尉”，统军五千，在酒泉、张掖驻防。

　　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军攻匈奴，李陵奉命引所部“为贰师将辎重”，也就是负责为李广利的主力运送辎重。但李陵建功心切，不屑于担任后勤工作，便上奏汉武帝：“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意思是自己麾下士卒战斗力强悍，用来保护运输队实在是大材小用，要求自出一军，在侧翼配合李广利作战。刘彻起初没有答应他：“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意思是，怎么现在谁都想做主将，而不愿意辅助别人作战？我没有多余的马匹给你出征。其实汉武帝的话里已经委婉表示了对李陵不安分的不满，毕竟打仗讲究团队合作，总要有人在后方默默付出。李陵不肯去运辎重，皇帝就必须再委派其他人去，若人人像李陵般不安分，不肯做绿叶，只想立功升官，大出风头，这仗就没法打了。但李陵看了汉武帝的回书后，却坚持自己的愿望：“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意思是，我麾下很强，没马也无所谓，照样可以以步破骑，以少胜多，孤军深入到匈奴首领的王庭处，将其踏平。言外之意是，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不能埋没我这个人才，我马匹援兵啥都不要，就凭麾下五千步兵就能打胜。

　　由于汉武帝本人也是个好大喜功，喜欢赌博冒险之辈；再加上被李陵挤兑得没办法，有些赌气；李陵又是他的爱将，恃宠几次要求，不便不给这个面子，便答应了李陵的出兵请求，还“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也就是让路博德在后方接应李陵。

　　路博德此人是沙场宿将，深通兵略，之前曾领兵平定了南越王叛乱，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海南岛纳入中原统治。他所辖的仁义之师深得越人敬仰，由于路博德被封为“伏波将军”，越境处处都是百姓纪念他的“伏波庙”，至今南方仍有不少地方供奉伏波将军。平南越后，路博德又在北御匈奴的战争中屡立大功。汉武帝此次让他做李陵的副手，足见对李陵的重视和扶持之心。一些人谣传汉武帝厌恶李陵，有意坑害他，这完全是说不过去地。李陵一生从无显赫军功，唯一的一次小功就是带着八百骑到大漠转了一圈，也并未做战。他能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统领大军，被汉武帝赏识重用，给予建功立业的机会，完全是因为他将门子孙的身份。那个在他投降前力战而死的副将韩延年是大汉朝的前符离侯，地位颇高，却仍是他的下属，由此也能看出汉武帝对李陵的器重和关照。也正是因为汉武帝对他相当不错，几次破格提拔，所以在得知他降敌后，才会非常恼怒。他不仅辜负了汉武帝的信任，更显得其毫无识人之明。

　　汉武帝同意李陵出兵后，强弩都尉路博德却反对李陵的这个计划。他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也就是希望等到明年春天时机更有利时再出击。实事求是地说，路博德提出的计划才是稳妥且明智地，比李陵的冒险计划强得多。不过路博德也未尝就没有私心，撰史者认为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拒”，这也不无可能。路博德的资历比李陵老得多，自然不愿做一个毛头小子的副手，自己只负责接应，把大功都让对方得去。既然李陵能拒绝给李广利当绿叶，他自然也不甘心为李陵当垫脚石。当然，撰史者也可能是在以小人之心度路博德之腹，因为单纯地从军事角度考虑，李陵的军事冒险计划也不可能得到大部分将领的赞同，李陵冒险是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路博德反对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士卒安危的负责，出于公心不同意李陵的计划也完全合情合理。

　　李陵军覆没后，汉武帝曾说过一句“陵当发出塞，乃诏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一些人据此指责路博德嫉贤妒能，有意违抗诏旨不援李陵，造成李陵箭尽援绝被俘，这是错误的认知。在路博德上奏反对李陵的计划后，汉武帝并没有坚持要他负责在居延接应李陵，而是改派他自西河独立出击，用多增一路进攻来配合李陵和李广利。李陵部被围歼时，路博德与他相距近千里，根本就不该为李陵军覆没负任何责任。李陵在出兵前，是知道整体战局部署地，也知道路博德就不在居延，而居延守军有限，身负守关要职，也不敢轻出……所以李陵全军覆没完全是因为他自己利欲熏心，根本怪不得别人不来援助。

　　李陵自引所部出师，深入到浚稽山，遇匈奴军，五千步兵对十一万铁骑，不敌。且战且退八日，沿途杀伤匈奴万余人，汉军剩三千余。当退到距居延要塞百里处时，李陵军箭尽兵疲，渐渐无力支撑。李陵治军松懈，军纪涣散，远征在外时，军中竟然还带着数车“妻妇”，士兵在行军中亦不忘在车中与女人鬼混。李陵平日对此睁一眼闭一眼，但此时为减轻行军拖累，于是将这些女子“搜得，皆剑斩之。”

　　之后李陵继续率部突围，由于箭矢不足，汉军在匈奴铁骑反复冲击下伤亡惨重，渐趋崩溃，不得不放弃继续退却，在小坡上固守。李陵叹道：“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他说的这“数十矢”，应该是每人再有数十支箭。此地离居延不过百里，如果箭矢足够，或许真能逃回居延。可惜原本放箭矢的车辆装了女子，成了风月之所，李陵军最终未能逃出生天。

　　眼见大势已去，手下军吏劝他独自逃走，李陵慷慨道：“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随后令部下各自分散逃命，他带着韩延年和十余从者，骑马逃向居延关，希望能杀出重围。但逃不多久便被追兵赶上，副将韩延年力战而死，李陵眼看脱逃无望，自知只能在死和降中选择其一，便仰天叹道：“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

　　四、贪生畏死、心思险诈的小人

　　樊哙当年曾夸口：“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樊哙可斩也。”以十万之众纵横匈奴，尚且被认为是自取灭亡，误国误军之举，李陵引五千步卒，就要直捣匈奴王庭，其自不量力和好大喜功可见一斑。

　　有勇无谋，不知进退，逞个人英雄主义，率五千将士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最终落得身败名裂……我曾经如是看待李陵。然而随着年岁渐长，有一天突然彻悟，李陵并不仅仅是一个为获战功而利令智昏的亡命之徒，他的算计，其实细得很。

　　李陵军最终被歼处距坚固的居延要塞不过百里，如果退得再快些，如果匈奴人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如果没有俘虏透露箭矢将尽，如果箭矢带得再多一些，如果居延守军意外地出兵接应……李陵虽败，却很可能带着残部逃回居延要塞。而一旦回去，这此的冒险行动深入敌境，杀伤敌人，成功分散敌人的兵力，无疑会是一份巨大的军功，将成为他今后的晋升之阶，也将成为他一生的荣耀，他将重拾祖父李广的荣光。

　　这就是李陵放着安全的大后方不呆，几次三番上书要进行此次军事冒险的动机所在。从他投降苟活的举动来看，为国为民只是次要动机，他主要就是利欲熏心。至于五千下属的安危，那根本不是李陵在意的东西，从他率机动性差的步兵进入敌境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决意用部下的尸首来染红自己的官帽了。最终五千劲卒，仅仅逃回四百，几乎全军覆没。

　　一将功成万骨枯！李陵本想那众士兵的尸骨做为自己功业的垫脚石，却不料冒险投机失败，他这个“将”非但没能功成，竟然连逃都逃不掉，于是只好可耻地投降当汉奸了。

　　在被重重围困，整建制突围退回居延无望后，李陵拒绝了手下劝他逃走的建议，但他之后却不组织突围，却做了一件相当诡异的事儿，他竟突然失心疯般口出狂言：“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也就是不让属下跟随，要一个人去杀十万匈奴大军的单于首领。有些人认为这是李陵好说大话的表现，有些人甚至认为李陵在巨大压力下变得神志不清，但笔者对此不以为然。此时此刻，实在不是得意洋洋自吹自擂的场合，再能吹的人此时恐怕也不会有吹牛的兴致了，而且即使吹牛，也不会发神经般吹得这么没有逻辑，所以李陵应该只是以此为借口，真正的目的则是抛开众将，独自外出。一军主将，在此关键时刻找借口鬼鬼祟祟地一个人出去，其行迹显然十分可疑，他很可能是见情况不妙，想抛下士卒，找机会独自开溜。

　　“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估计李陵是出去观察形势后，发现匈奴军把守森严，独自潜逃没有机会，才只好泱泱回营。他回营后便立即下令几千残军分散突围，自己则带着十几个亲信骑快马急逃。这摆明了是发现一个人溜不掉，就希望借四散诸军来分散敌军注意力，混在人群中逃出去。李陵此时当然不愿降敌，他还抱着逃回居延的侥幸心理，只要能逃回汉廷，就算是全军覆没，短期内受到惩处打压，他此次博得的这个“敢战”之名也将成为雄厚的政治资本，能让他得到皇帝的赏识和清流的赞誉，今后长远看也多半不失重用。

　　可惜李陵虽然机关算尽，却最终也没能逃掉。一支匈奴军紧追不舍，在麾下副将韩延年战死，山穷水尽之后，我们的李陵大将军断然弃刃降敌。而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在军帐中大义凛然地慷慨陈词：“吾不死，非壮士也。”明确表示要以死报国，尽显一个将领慷慨豪迈的英雄气概。结合前后看来，李陵无疑是一个演技高明的戏子，他的忠义只是放在嘴上，也只肯不花成本地爱国，他当初的豪言壮语，不过是想忽悠着属下拼死力战，以为自己的脱逃创造机会。人之不信不义，竟至于此。

　　五、深闺梦里人

　　有人认为，李陵是在杀伤敌军甚众，力尽被擒后才降敌地，所以不可深责。其实据《汉书》所载，李陵并非在激斗中被敌人擒获，而是看到大势已去后主动投降地。李陵确实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才降敌，但却不是因为有一腔忠义，他要真是忠勇之士，要么力战身亡，要么横刀自刎，就算重伤被擒，之后也不可能降敌做官地。李陵确实不愿意降敌，毕竟投降后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毕竟降将的日子不好过，毕竟要终身远离故土，毕竟还要考虑世人毁誉，毕竟还有家人在汉朝……所以他直到万不得已才肯投降。

　　自始至终，李陵考虑的都只是他个人的利益，他投降也只是为了自己苟活，而并非为了保全麾下的士兵。既然没有以死报国的理念，那就该给麾下将士也铺一条后路，在大军刚刚进入绝境后就下令全军投降，那三千多士卒也不会被屠戮一空了。但李陵只是想利用这些士兵来让自己逃回居延罢了，他其实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人的死活，其自私之心实在令人齿冷。最终手下五千兄弟死伤殆尽，其家人倚门而哭，他这个把报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指挥官反倒降敌苟活，还做了匈奴的官儿，从此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再享异国的荣华富贵，真是可耻到了极点。

　　唐人陈陶为此事曾作诗一首：“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诗中流露出了对那些埋骨士兵的怜悯，可怜那五千“深闺梦里人”，全死于野心家李陵的私心私欲之下，埋骨北国，至死不得返乡。

　　由于李陵是名门之后，又是素受皇帝信重的名将，所以按当时的情状投降的可能很小，一般都会选择战死殉国；加上李陵一贯善于伪装忠义，所以汉武帝起初还真以为他为国捐躯了，还慰问了他的家属，就等着为他赐谥封号了，结果却在不久后等回了李陵降敌的确切消息。世代为将的名门之后，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的宠将，竟然叛国降敌了，大汉帝国颜面尽丧。陇西李家自李广以来数代人积累的忠义之名，也被李陵一朝散尽。“陇西士大夫（自此）以李氏为愧”。“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六、司马迁庇护叛徒被下狱

　　李陵叛国降敌的确凿消息传回朝廷后，汉武帝震怒，朝堂上也一片大哗。群臣都惊诧于一向标榜忠义的将门李陵竟然如此贪生畏死，也对他这种辱国行为愤愤不已，异口同声地指责。就在这种情景下，司马迁却跳出来大唱反调，为李陵贪生怕死，叛国降敌的行径编造借口，大加开脱：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现存史料中没有司马迁与李陵深交的记载，所以如今也无法确定司马迁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叛徒辩护的动机，不知道是私交甚笃，还是出于如今民主国家中开明的“战至绝境投降无可厚非，及时投降是指挥官保全士兵的责任”这种思想。但以当时汉代的风气而言，司马迁的言论却严重不合时宜，不啻于是在为叛国行为张目。汉武帝如果放任甚至支持司马迁的荒诞言论，那无疑是给其他武将战败降敌开了一条出路。投降了仍然能被当作功臣，家人无恙，以后人人再无后顾之忧，谁还会为国家死战沙场？

　　司马迁鼠目寸光，视角只局限于李陵一人一事，却不顾及自己的言论对全军士气和社会上忠义之风的消极影响。汉武帝虽然刚愎，但却不蠢，他深知司马迁为叛徒的辩护会打击民心士气，影响极坏，身为一国帝王，要高瞻远瞩，全局考虑，所以他断然将司马迁下狱，这种行为是非常英明地，及时将投降主义扼杀在萌芽之中。在过去庸俗的主流论调中，人们总是谴责汉武帝残暴刚愎，同情司马迁的不幸遭遇。其实汉武帝固然是个残暴君王，但在李陵和司马迁的问题上，举措却并无失当之处。

　　在笔者看来，李陵案本来清楚地很，就是一起简单的战败降敌事件。从古到今，将领因贪生保命而事敌者也不止他一人，李陵根本就是真投降，也并没有当内应的想法。事实上，他也根本没有当内奸的能力，内奸都是潜伏在暗处才能生效，他一个叛将能有什么作为？怀念故国之情哪个叛将都会有，为了保全声名和家眷，他起初确实可能没有卖力为匈奴做事。但后来全家被杀，也就再无顾忌，在北国做了驸马，开始死心塌地为北国效力了。其实对于无望逃回的李陵来说，全家被杀等于是替他上缴了一份“投名状”，自此他便得到了匈奴人的信任，不仅恢复了自由，还成了掌握实权的统军将领，并开始用他在汉朝和李家学到的军事技能，为匈奴大军指挥士卒了。

　　把水搅浑的人是司马迁，正是因为他单凭主观臆断为李陵辩护，毫无根据就说李陵投降是为了做内应，才引出受腐刑撰《史记》的这段千古佳话。司马迁说“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断言李陵是要留下有用之身报效国家。这完全是巧言狡辩。李陵作为新降之将，匈奴人也不是傻子，又怎会给他“报汉”的机会？而这点李陵投降前也肯定清楚地很。

　　等到司马迁被被阉后，于此事上更是嘴硬，此时他的声誉已经和李陵绑在一起了，为李陵喊冤就是为他自己申冤，只有借助手中的生花妙笔，把汉奸李陵塑造成英雄，才能证明自己在朝堂上为其辩护是正确行为。由于有了切身的利益纠葛，所以《史记》在李陵处的记述未免有了偏颇，感情倾向很重的文学塑造和主观臆断俯拾皆是，这不免极大地歪曲了后世人们对李陵形象的感知。

　　而对于后代敬仰太史公的读史人而言，既然司马迁是撰史的功臣，那他受腐刑自然就是不白之冤，而他是为李陵申辩而受刑，所以李陵必须是正面地，这便是很多后人罔顾事实盛赞李陵的根源动机。李陵这个铁杆汉奸之所以能令人们产生争议，甚至被一些糊涂人捧为爱国英雄，这完全是沾了司马迁的光。

　　在《史记》和此节几乎照搬《史记》的《汉书》中，对李陵边战边退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在“惜墨如金”的《史记》中并不多见。太史公凭借一支妙笔，硬是把一路败退的李陵描写得神勇无比，五千步兵在平野上打十一万精骑，还占了明显上风。当后撤到居延时，李陵军在数万匈奴骑兵的冲突下后撤近千里，竟才死伤千余人，却消灭了一万多精锐铁骑，直看得笔者瞋目结舌。可惜即使抛开司马迁在此事上的私心不谈，此事在逻辑上也令人生疑。李陵部并非汉军主力，若一支偏师也能在绝境下以一换十，那数万汉军主力步兵早就把几十万匈奴人杀光了，汉朝边境又何必多年来始终苦受骚扰？

　　七、误会

　　在一些浅薄的历史读物中，着力渲染汉武帝之残暴，并力图给读者带来一种错觉，好像汉武帝一听说李陵投降就杀其满门，他急躁轻率的举动硬把李陵的诈降逼成了真降；而司马迁一言不顺其意，就被下狱遭受宫刑……这些说法都是对历史的可耻歪曲，都是在竭力替李陵的贪生怕死开脱。

　　虽然司马迁对李陵诈降的猜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也与常理常情不符，但汉武帝仍不愿意贸然行事，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谨慎地，不仅没有为难李陵的家属，对为汉奸说话的司马迁也只是暂时关起来，并不加刑。很显然，汉武帝想看清楚李陵在匈奴会不会有什么举动，到底是真降还是诈降，到底会不会“报汉”。

　　然而结果却令汉武帝异常失望：“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

　　李陵降了匈奴一年多，却一直没有与汉朝进行联系，汉武帝于是派大将公孙敖引兵“深入匈奴迎陵”，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李陵的情况，万一对李陵的管束不严，也能给他创造一个脱逃的契机。结果不出意料地未能接回李陵，却从俘虏口中得知 ，李陵已经开始为匈奴单于练兵，教他们如何对付汉朝军队，汉武帝这才下令杀他全家，并判为汉奸李陵辩护的司马迁腐刑。

　　如果李陵真地“教匈奴为兵”，那汉武帝的做法其实并无过错。汉武帝在得知李陵降敌的确凿消息后，还等了一年多，并且出兵试探打听李陵的态度，一个君王能对一个叛将做到如此谨慎，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也证明了汉武帝的做法是顺应人心，符合情理地。虽然最终发现出现了误会，俘虏误将李绪当成了李陵，也不能因此就苛责刘彻寡恩，谁换在他的位置，接到确凿的禀报，也不会对汉奸姑息，何况之前李陵还跑去劝降过苏武。虽然汉武帝确实是个暴君，但因李陵事指责他昏庸残暴却是不客观地。更何况，说替匈奴练兵的是李绪，这也只是李陵的一面之词，我们只是姑且信之而已，未尝就没有为挽回自己的名声，博取同情而说谎，栽赃的可能。

　　李陵全家被诛后，无力报复汉武帝，却迁怒于李绪，“使人刺杀绪”。要说他这仇报得真是莫名其妙，同为汉奸，同为匈奴做事，大义的名分是扯不上地，完全是报私仇的性质。可杀你全家的是汉武帝，又不是李绪，你拿无辜的李绪开刀算什么？摆明了是欺软怕硬，拿软柿子撒气，李陵的胸襟和品性由此事便可见一斑。

　　八、驸马

　　家人被杀后，李陵便断了归汉之念。匈奴单于慕李陵世代将门，对他颇为赏识，就把自己的女儿跖跋氏许配给他，招李陵为驸马，还让他做了匈奴的右校王。李陵在匈奴位高权重，“卫律为丁灵王……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每有大事，李陵就会被从外地召回参与机要讨论，可见在全家被诛后，他得到了匈奴人的信任，在匈奴统治阶层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李陵铁了心当汉奸后，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劝降苏武。不过苏武和他并不是一路人，不仅自始至终不肯降敌，还曾经自杀过两回。后来苏武自尽之念渐渐淡了，匈奴人为了消磨他的意志，就让苏武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常常食不果腹，衣难蔽体。匈奴驸马李陵的生活水准自然和不肯归降的苏武有着天壤之别，他对这个“老乡”还算关照，曾慷慨地赐给苏武牛羊数十头，缓解了苏武的窘迫处境。

　　当然，苏武后来的日子也渐渐有所好转，《苏武牧羊》里有一句“白发守空纬”，那不过是为了吹捧他的气节编出来的话，苏武并非一直形影相吊，而是在北国娶了一个“胡妇”，还生了个孩子；他在汉朝的原配妻子带着几个孩子改嫁了，也并没有替他守寡。

　　公元前90年，李广利再次率军攻入匈奴，其麾下御史大夫商丘成率本部深入敌境。单于派某大将和李陵率三万多匈奴骑兵反击，“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也是史书上记载的唯一一次李陵率匈奴军与汉朝部队交战。

　　汉武帝死后，汉朝使节告知李陵新皇即位，大赦天下，他已经能够归汉了。可李陵却说：“丈夫不能再辱”，拒绝回到汉朝。李陵有这种反应其实并不奇怪，他不肯归汉的原因也绝不是他自己说的什么“不能再辱”。他的家人被汉廷屠尽，岂能不怀恨于心？而且归汉后他是千夫所指的汉奸，在匈奴他却是当朝驸马，官高爵显，还组建了新的家庭，他又怎么可能返回故国呢？

　　李陵在匈奴居官二十五年，后因病而亡。比起他麾下战死在异国的那五千忠勇士卒，他的后半生还算是相当不错地，不仅锦衣玉食，还拥有不小的权力，当年那些把他麾下五千兄弟斩杀殆尽的匈奴兵，如今也都成了他这个昔日俘虏的属下，每日还要受他的训练和节制，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公元前56年，其子趁匈奴内乱，拥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兵败后被呼韩邪单于捕杀。由他已经具有拥立单于的实力，有夺取匈奴大权的野望也可以看出，李家在匈奴根基颇深，李陵之子是高阶统治层中的一员，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李陵投降后在匈奴的地位颇高。

　　九、后人评说

　　后世有不少人受太史公所惑，未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以致于对李陵持同情态度。但也有一些人能客观分析求证，从扭曲的历史中超脱出来，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明末的大学者，船山先生王夫之，就曾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连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李陵之所以能得到不公正的溢美，这与太史公在撰史时的偏颇立场是分不开地。若非他“挟私以成史”，以李陵的所作所为，比起洪承畴、汪精卫等人又有何不同？为何现今的口碑却有天壤之别？有些人一定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把李陵冒险出兵的动机美化为一腔忠义，这无疑是违背最基本的逻辑与事实地。每个人都清楚，当最高指挥部已经制订好全盘作战部署后，一个将领最好的爱国方式就是服从调遣，做好本职工作，不计个人得失。李陵不甘于做绿叶，不肯为李广利押送辎重，仗着汉武帝的宠信，自己跑去立功，把当绿叶的任务硬推给其他人，其冒险的动机显然是为了博声誉，立军功，而非无私的为国为民之心。冒险成功了，部下死伤大半他也是不世之功；绝境后手下尽皆战死，他这指挥官却降了敌，继续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每当看到李陵之事，笔者便有深刻的感触：当官真好！当小卒太亏！

　　眼见如今汉奸猖獗，冠冕堂皇地欺世盗名，笔者心中不免忿忿不平。欲将真相揭示于人前，欲让奸邪无所遁形，遂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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