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本可不上吊

　　崇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继位后铲除阉党，勤于政事，曾六下罪己诏。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战争频频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崇祯在历史上的今天于煤山（现北京景山）自缢身亡，死前留书“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其实他本可不上吊，为什么？请看下文。

　　崇祯上吊，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愿意跟他死

　　崇祯之前的3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神宗30年不上班，许多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崇祯帝却是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

　　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3月18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遗书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杀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还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

　　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还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说：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裕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赵构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他大，物产比他丰富，财政状况比他好，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只要您下决心南行，很快就能站稳脚跟，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现在还很安全，到达不是问题。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应该尽快动身。

　　崇祯一听很高兴，两人一昼夜深谈了3回。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后世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这样决策最完美。

　　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问题。

　　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一个小干部写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政府反对南迁也有它的道理：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受正统思想教育多年，认为撤退可耻。二是为保命，南迁若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家属都在北京，丢了多心疼。关键是，南迁之后，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俺的位子有没有、好不好？暂且看看再说，绝不冒险。

　　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脸了。一时间材料纷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有一次开会前，崇祯甚至哀求首席部长：老陈，这事请您替我担着点！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把椅子都踢翻了。

　　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2月27日的会上，崇祯让大家敞开说，哪怕两派势均力敌，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跟李明睿等说：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回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已溃散，北京城连苍蝇都飞不出。

　　第二次机会。

　　到这步田地，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李自成本是粗人，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可能还不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3月17日都打到复兴门了，李自成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要价也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李自成，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一百万银两慰问金，李自成则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剿灭东北满人集团。

　　傻子都知道这桩买卖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话，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根本不在议程之内。

　　这天晚上，崇祯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着队请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谥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崇祯死后不久，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特别到位：你们明朝的干部特别喜欢唱高调、讲大话，根本不考虑国家前途，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穷掰活，做一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的会议还没散，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是啊，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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