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告示：中国最要紧的毛病就是上下隔膜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注: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辽宁海城人，自小出身贫苦农家。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被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注: 文字 名称：饿英文名：时间：他日地点：参与者：士兵数量：导火索：结束标志：性质： 概述 　在此处添加文本内容 历史背景 　在此处添加文本内容 作战经过 　在此处添加文本内容 作战地图 　在此处添加文-]，成为奉天的最高行政长官。主政伊始，张作霖颇费了一番心思。1916年6月28日，张作霖与帮办[注: 指主管人员的助手。旧指帮助主管人员办理公务。-bangban]冯德麟一起发布了一个阐述施政方针的告示。这个告示别出心裁，堪称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告示。

一张白话告示

以往的官府告示，“之乎者也”遍布全篇，文字、语句生涩难懂，对普通百姓来讲只能是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张作霖在告示中，开篇就点出他用白话发布的缘由所在：“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不仅如此，通过告示，张作霖还意识到官府与百姓沟通的重要，在张作霖看来：“原来我们中国头一件最要紧的毛病，就是上下隔膜。不但是做官的人，不知道那百姓的艰难，就是做百姓的，也不晓得当官的辛苦，所以办出事来，谁也不能称心满意。我们两人本是这块土上生长的人，我们对百姓的艰难困苦，知道的明明白白，就恐怕你们大家里头，还有不明白我们的意思的，所以这一篇的言语，还要你们大家仔细听一听”。

东北地[注: 北地，指中国古代地名北地郡，其地域大致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带(详细情况请参看词条“北地郡”)。-beidi]区匪患猖獗由来已久，政府曾多次倾力剿匪，虽有一定的成效，但总是除而未决。主政伊始，张作霖就下定决心把治理匪患、确保奉天一方的平安列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样要办的事情，叫做弥盗。怎么叫做弥盗？就是想个法儿，把各处地方上的胡匪，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意思。这几年间，奉天各处的胡匪，把百姓糟蹋的不得了，要不趁早地想出个正本清源的法子，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有法子过啦。所以，我们就把惩治盗匪当作第一宗要紧的事。”

经济是基础。如何理财，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又如何对得起奉天父老的血汗钱，张作霖在告示里说：“第二样要紧的事情，就是理财，理财两个字，并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总而言之，不过是两句话，就是要一个钱有一个钱的来历，化花一个钱有一个钱的用处，这才能叫个财政。你们纳捐纳税，固然是义不容辞。不过，化花钱的人要随便地挥霍起来，也是对不起你们的。我们奉天的财政，这几年中，越发的杂乱无章，我没有到任以前，早就耳有所闻。所以，这些天的工夫，时时刻刻，要想一个整理的方法，得省一文便省一文。因为官家所化花的钱，就是老百姓所出的钱。只要那化花钱的省去一分的浮费，就是让那出钱的人，留一分的气力。”

张作霖一生善于运用权术，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用人之道：“第三样要办的事情，就是察吏……我方才到任，还要详细考查。人品，是不是可靠；声名，是不是平常；断案，是不是公平；待民，是不是苛虐。等我调查的明确，自然有一个持平的办法。我用人行政，向来是一秉大公，既没有一个私人，也没有一定的成见，只要是与你们有利无害，我是不怕嫌怨的呀。”

吸食鸦片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甚至形成一种独特的鸦片文化。尽管张作霖本人也吸食鸦片，但他能充分认识到鸦片对于个人、社会的危害，告示说：“如今鸦片烟，国家刚在那极力禁止，不知道什么缘故，又添上一种打吗啡，真是无奇不有了……要知道，人的身体，本是万事的根本，不能保身，焉能保家？不能保家，焉能保国？我们奉天，左盘右算，就是这么几个人，要是有一部分都弄成一个半死不活的样子，请问我们这日子，还有一个过法吗？”

这张白话文告示最后说：“总而言之，到了如今的时候，要把我们家乡的事情，弄到好处，不过就是几句话。一面把有利的事情，办了出来，一面把有害的事情，剔了出去。大家都要拿出公心，规规矩矩的，不要胡闹，然后大局的前途，才能够有点希望。所以，我在这立法之初的时候，把这些要紧的言语，老老实实向你们大家说，我们同乡父老子弟，能够体贴出来这种苦心，遇事再肯帮我的忙，这更是我们俩人的希望啦。”

事出有因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起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而是事出有因的。

首先，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张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不仅张作霖本人，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代表的早期奉系军阀集团成员，整体文化程度都很低。在这五人中，张作相曾读过三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汤玉麟读过两年私塾，张景惠读过两年私塾，孙烈臣读过三个冬天私塾，吴俊升则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文言文的苦处。

其次，白话告示能让自己的施政方针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清楚能够“马上打天下”但未必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文是难以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明了、深入。

再次，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敢作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胡适和张作霖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以破除旧有形式的桎梏。他还主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通篇看下来，简单，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化，只要是识得几个字的人都能大致领会其中的意思，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古已有之，宋代便有了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可以算是第一人了。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