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编写年代问题

虽然乃蛮、克烈等部的首领在十二、十三世纪之际可能早已采用来自于突厥政治文化的“可罕”称号，并且后者亦曾被窝阔台汗当作他个人的专用名称，但直到1250年代为止，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仍然与各支兀鲁思的为首宗王同样地被称为“汗”。不过，在冲制于1252年的谷儿只钱币上，我们发现蒙哥已被叫做“合罕”。另外，《世界征服者史》尽管明确地提到铁木真的称号是“成吉思汗”，同时它却把蒙哥的名号写作“合罕”。就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而言，很可能是在深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蒙古帝国西半部，“合罕”的名称首先获得流行。大约在1250年代中叶，它终于被蒙古人自己所接受。1254年的蒙文“少林寺碑”尚使用“蒙哥汗”的称号；在1257年初的“释迦院碑记”中，我们已读到“蒙哥合罕”的蒙文语词。而1261年的蒙文碑铭则表明，自从忽必烈即位之日起，元朝皇帝便一向用它作为正式的蒙语称号。

从今存元代圣旨、令旨碑判断，由“汗”到“合罕”的称号改动，并没有被倒溯及元太祖的正式名号。此类铭文大都一仍其旧地称元太祖为“成吉思汗”；只有五通以“成吉思合罕”名之(其中最早的一例出现在1282年)。后面这种情况，似可看作是当日流行语词向官方文书写作的渗透。“成吉思汗”称号的保留，应与至元元年(1264)所定“太庙七室(两年后增为“八白室”)之制”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双语种并用的环境里，要确定前朝诸帝的汉式庙号，也就同时意味着需要相应地赋予或再度确认各人的蒙古语名号；恰恰在那时候，人们对“汗”与“合罕”之间涵义的差别还远没有如同后来那般的强烈意识。而“成吉思汗”的称号一旦在元初的官方语言中获得确定，它的形式也就被相对固定下来，为后代沿用不衰。拉施都丁的《史集》提到成吉思汗的几个祖先以及蒙哥、忽必烈和元成宗，俱以“合罕”称之；但对元太祖则始终采用“成吉思汗”的名号。《史集》的史源是《金册》。是知《金册》亦称元太祖为“成吉思汗”。

由上述说法也产生了一个困难问题：有关前四汗史的一种最详细、最重要的史源《元朝秘史》，为什么却把元太祖的称号写作“成吉思合罕”？伯希和在他的遗著《马可波罗注》里提出，今日所见《元朝秘史》，实乃元代某个时期的抄本；正是这个抄写者，按他那个时代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习称，将原来文本里的“成吉思汗”改写作“成吉思合罕”。

伯希和的这个见解十分值得重视。在今本“秘史”中，“成吉思罕”的称号仅于§255中一见。这也许可以看作是抄写者改削未尽所致。在§123、§125、§126和§127,当史诗叙述铁木真如何第一次被他的部众推为蒙古部首脑，以及他如何向札木合与王罕传递这个消息、而后二者又如何答复时，他一连十次被称呼为“罕”。在交代窝阔台即位的情节时，“秘史”同样使用了“立窝阔台合罕为罕”(§269)、“窝阔台合罕既被立为罕”(§270)等词语。在“秘史”的行文中，成吉思汗一般被他的儿子们称为“合罕——父”，但有些场合也出现了“罕父”的称呼(§255,§269,§281等节)。在§201，札木合把铁木真叫作“罕——安答”，而不是“合罕——安答”。§74则称，铁木真兄弟都“罕每愿做到了”；文句中所使用的也是“罕”，而不是“合罕”的复数形式。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为抄写者所漏改的文句。可见在未经改动的文本里，大蒙古国的“大位子(yekeoron)”，原是被称呼作“罕”的。

以“罕”为最高统治者称号的用法，也出现在“秘史”的最后面几节中。这一事实排除了“秘史”关于窝阔台汗的记事乃续写于蒙哥后期或者甚至更晚的可能。因为如前所述，至少从1257年开始，蒙古统治体系已接受了以“合罕”作为最高统治者名号的用法。这样，确定“秘史”写作年代的问题就变得较为单纯了。它记录成吉思汗事迹的部分，当写成于1228年的大聚会时；窝阔台部分则最可能续写于1251年选举蒙哥为大汗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只有§274至§277四节，大概是在与拔都后裔交恶后的元王朝时期才添加进去的。

那么今存“秘史”的文本又形成于何时呢？它至少要晚于《金册》成书之时。这是因为，如果撰写《金册》时“秘史”已称元太祖为“合罕”，那么《金册》绝不敢置“秘史”这一权威史源的提法于不顾，而把元太祖的尊号从“合罕”重新降为“汗”。

元政府着手编写列朝实录始于至元十三年(1276)。耶律铸于是年受命“监修国史”。这里的“国史”，据“王利用传”即指实录而言。前四汗的实录初稿，都曾被译为“畏吾字”蒙文，向皇帝进读，以便在听取皇帝的意见后再对它们进行修改。《元史》提到“世祖实录”也曾被译为蒙文。惟其所指，恐怕不会是多达八十册的“汉字实录”全部，而只能是它的节写本。世祖实录节本的蒙译文本，曾用金字缮写进呈。前四汗的实录部头不大，其初稿原已有蒙文译本；定稿后也完全可能用金字缮写进呈；其事当在“金书”世祖实录节译之前。拉施都丁所说“金册”，极有可能就是元政府颁发的以金字书写的前四汗实录蒙文本和世祖实录节译本。是则《金册》的完成，事在元贞二年(1296)至大德八年(1304)之间。

这就是说，今本“秘史”的形成，应在十四世纪。因而在这个文本中出现“东昌”、“宣德府”等晚出地名，也就不难索解了。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