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的民间研究修正不少长期流传的讹误

　　1990年代以来，中共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民间研究逐渐兴起。民间研究追求的是学术价值，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和解读。

　　●民间研究注重搜集和利用多国多边多层的档案和史料

　　作为研究对象，中共历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因此史料虽然丰富，19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披露，但查阅档案的限制仍然很多，公布的文献也十分有限。民间研究在查阅和利用档案方面是比较困难的。从还原历史的角度说，任何单一种类和单一方面的史料都有局限性，需要多种史料的互证和互补。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民间研究者不仅在搜集史料方面格外用力，而且另辟蹊径，寻找更多的资源。1990年代，民间学者沈志华利用俄罗斯档案解密的有利条件，从俄档中搜罗、复制有关中共的文献，即是一例。这些文献包括中苏双方大量的来往电文、会谈记录、双方协定等等，涉及战后中苏两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和中国国内的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重大事件，如中苏结盟、朝鲜战争、“一五”计划、对华援助、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核武器研制和开发、整风“反右”、“大跃进”、台海危机、中苏边界谈判等等。仅举朝鲜战争为例，沈氏即编辑出版了厚厚三卷本、洋洋百万言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对朝鲜战争的由来、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以及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作了大量新的披露。这部完全藉民间力量编纂的大型文献，在学界产生了极大反响。

　　除了多国多边档案，民间研究还特别注意多层档案和史料的搜集和利用。地方档案和散落民间的底层史料乃至公民个人的资料，近些年来一直是民间研究搜集的重点。不少研究者通过旧货市场和个人收藏，发掘和“抢救”散落社会的史料，整理、编辑并出版了一些史料集，如李应宗的《新生备忘录》、李辉的《一纸苍凉》等。

　　●民间研究突破了以往的治史套路

　　史料搜集和利用的进展，透露出的是研究理念的更新。以往，一部中共历史更多的是一部高层决策史，即便对中层和底层有所涉及，亦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民间研究的目光则是下沉的，它固然关注高层，但同时也关注甚至更为关注地方和底层。在民间研究中，高层决策在地方和底层实施的过程、高层和地方以及底层之间的互动和博弈、高层决策产生的社会变化等等，都是梳理和分析的重心。这就突破了以往的治史套路，将原本被边缘化的地方和底层的历史纳入了视野，并置于重要位置。这些年，关于根据地分田、土改、扩红以及婚姻、习俗、风尚等社会改造，关于1949年后各级地方和底层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征粮反霸、“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统购统销、公共食堂、粮食危机、“四清”以及城乡社会改造、教育改革、新闻和戏剧改革、合作医疗等等问题的大量民间研究，再现了高层政策在地方和底层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情形。民间研究发现，高层政策在地方和底层的实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往往发生了变形、缩放、遮蔽或延展。

　　●民间研究修正了不少长期流传的讹误

　　理念的更新带来了方法的变化。很长时期里，中共历史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以既定的结论为中心构成了一套纵向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人物[注: 历史人物是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的褒贬臧否、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都有统一的结论，研究者所做的不过是按照既定结论选择史料，再反过来诠释既定的结论。从这样的历史著述中，人们常见的是抽象和宏大的判断，却很难看到繁复和具象的事实和细节。民间研究则以事实和经验为基础，采用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强调只有经过实证研究、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来厘清史实，然后才可能建构相对可靠的历史知识体系。它固然也有解读历史的逻辑，但一来解读的逻辑是多元的，研究者之间没有也不强求一致；二来奉行中性叙述，不以做政治结论为目的去刻意作价值判断。有意思的是，一旦呈现历史的细节，人们熟悉的那些宏大结论很多难经推敲，而显得脆弱和无据。所以，民间研究修正了许多长期流传的讹误，填补了过去被忽视甚至无视的空白。关于陈独秀的研究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中共历史上，陈氏的形象一度是负面的。1980年代，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共方面长期被遮蔽或扭曲的史实逐渐得以恢复。1990年代以来，民间研究进一步梳理了他作为中共最早的主要领导人的史实，特别是厘清了大革命时期陈氏同共产国际[注: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及其代表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复杂关系，颠覆了长期扣在他头上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结论。类似的例子，在民间研究著述中不胜枚举。

　　从反响看，民间研究愈来愈为学界和社会注意。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这些年来，攻读中共历史专业和与之相近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越来越多选取地方、底层和个案为课题，利用多国多边多层档案，并辅之以相关口述，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过去那种“宏大叙事”的选题已经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其中佼佼者，研究的水准和质量已经超过了中生代的专业研究者，令人欣慰。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读者欲了解关于中共历史“民间研究”的更多内容，请参阅2011年6月16日《社会科学报》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