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各国奴隶社会的财政，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相继实行了改革。
　　一、改革的原因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已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出现了很多新的因素：在农业上，由于铁的发现和铁器应用于农业，牛耕的方法进一步推广，以及新的生产技术的采用和某些重要的水利灌溉事业的兴建和发挥作用，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大大增长，剩余农产品也比过去增多。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奴隶社会时期成千上万人的集体耕作，有可能被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所代替。在手工业方面，各国也有了可喜的进步。青铜器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在制造技术上也有了显著改进；此外，煮盐业、冶铁业、漆器业等新的手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专职盐官、铁官已经出现；特别是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在商业方面，官商垄断开始出现缺口，一些国家被迫允许私商周游列国做生意。夏殷以来，“工商食官”的制度开始崩溃。总之，春秋时期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促使奴隶制逐渐解体，为封建制度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经济发生变化的同时，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原先奴隶主贵族和产民所掌握的土地，逐渐满足不了需要，一部分“国人”，即奴隶主贵族的远亲、远宗和平民，因为缺之土地或失去土地，不得不向耕地以外的山林湖泊去寻求生计。由于私田不象公田有一定规格，它可随地形由人自由选择；而且，可以任意买卖，是真正的私有财产。同时，耕种公田需要向国家缴纳一定的赋税，负担一定的徭役；而耕私田地却不要交税，至少初期是这样。所以，随着荒地的大量开恳，私田数量不断增加，收获量也不断增加；在私田的发展过程中，不少诸侯和卿大夫扩充了自己的土地和财富。
　　在私田的大量开辟过程中，奴隶主贵族还企图同周天子争夺公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在此以前，国王有权对全国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者在各国诸侯之间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但随着私人占有欲念的加强，许多诸侯、卿大无开始抗拒王命，公田徒有其名，事实上已成了诸侯、大夫的私产。此时，西周王所控制的土地日益减少，井田制开始崩溃，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失去保证，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主要土地分析形式，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计算单位。井田制的废弛，标志着奴隶制开始瓦解。
　　随着周王朝的削弱，周的邻国和诸侯开始兼并和称霸，彼此温战不已。诸侯、卿大夫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首先壮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势力；这样，对财政收支必须提出更多的要求。
　　随着财政需要的增加，在生产发展的同时，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苛重；而在奴隶主的高压下，庶民起义，奴隶暴动也时有发生。各国奴隶的大量逃亡，又严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上述这些变化，包括井田制开始遭到破坏，私营工商业的出现，诸侯、卿大夫势力开始扩张和对国家财政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切使统治者不能不正视现实情况，即如要维系自己的统治，就必须对原有的一套制度进行改革。下面，我们就春秋时期的赋税改革作简要介绍。
　　二、变革的内容
　　(一)田制、田赋的变革
　　春秋时期的财政改革，首先在齐国进行。齐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公元前685年(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其中，属于田制、田赋方面的改革是实行相(ｘｉ鄛ｏɡ)地衰(ｃｕī)征。即根据土地好坏或远近分成若干等级，按等级征收田赋(土地税)。由于税负大体均等，从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也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同齐国改革财政的同时，晋国也进行了改革。晋惠公六年(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秦晋之间发生战争，晋惠公被浮。晋国在大臣的主持下“作爰田”，即把休耕地卖给大家，以获得民众的欢心，争取有更多的人服军役。这种办法，开创了以后按军功给田宅的先例。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推翻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旧制度，改行“初税亩”。即不分以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井田之外的私田，从此也开始纳税。这是三代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鲁国对军赋的征收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行“作丘甲”。即确定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之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它不同于公田制，农民皆出同等的军赋。也有人认为是加征军赋。即把征收军赋时以甸为单位，改为以丘为单位，也就是说，这时的一丘之田(十六井)要出过去一甸之田(六十四井)的军赋，意味着军赋增加了三倍。
　　楚康王十二年(周灵王廿四年，公元前548年)，楚国令尹子木对田制和军赋进行了整顿。“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之数。”即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这就破坏了奴隶社会旧军赋的限制。
　　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即按田亩征发军赋，丘出马一匹、牛三头。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季康子“用田赋”军赋全部按土地征发。
　　上述这些改革充分说明奴隶社会的赋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在各国已经开始崩溃。随着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一种新的、适合封建生产关系需要的国家赋税制度开始形成。
　　(二)春秋时期的专卖
　　专卖，是指国家对于某种或某几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从生产到运销，采取由国家经营的办法，不允许民产民销。
　　1、实行专卖的原因
　　春秋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扩大，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据记载，郑商的足迹，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即是说，活动的范围包括黄河、长江流域。越国有大夫范蠡弃官经商，号称“陶朱公”。这时，商人的财力，能和诸侯分庭抗礼。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为满足其奢侈腐化生活的需要，不仅依持特权，侵占国家资财，还加紧了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国为了稳固统治，有必要限制贵族特权，平衡负担，减轻税负，主要目的还在于集中财力，富国强兵，以成霸业。所以在对田制、田赋征收进行改革的同时，一些重要物资的生产和经营也由国家控制起来。
　　2、专卖的内容
　　(1)盐专卖。对盐铁实行专卖，最先开始于齐国，齐桓公问管仲，怎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得富强起来?管仲提出了“海王之国，谨正盐”，“正”是征收的意思。“”是指盐利。就是实行“官山海”政策。管仲认为，食盐是日用必需品，一家三口，一月需盐十升左右；经过粗略估算，万乘之国吃盐的人达千万，如果每升加二钱，一月可得六千万钱，这比征人口税多一倍，可见把盐管起来财政收益是十分大的。而且，实行专卖，国家收入多而民不会受惊扰。如果用加税的方法，则会引起人们普遍不安，对国家安定反而不利。齐国食盐专卖的具体做法，是民制与官制相结合。在农闲时节，国家命民制盐，由官府包收，储存。农忙时，农民转入农业生产。等到盐价上涨到十倍之时，再由官府运到梁、赵、宋、卫等不产盐之国去销售，则国家获利丰厚。据载可“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2)铁专卖。铁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管子设想：每根针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加价的收入就可等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税；一把剪刀加六钱，五把剪刀的收入也等于一个人的人口税；如果一个铁制耜农具加价十钱，则三个耜的收入等于一个的人口税。以此相论，管仲认为，专卖利益胜于课税。
　　(3)粮食、材木官营。管仲认为五谷不仅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社会经济中，还占着支配地位。所以，管仲主张国家应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大量的谷物，借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山林出产的木材，包括薪炭林和建筑用材林，管仲也主张由国家控制，因为山林薮泽是国有的。通过定期开放，限制采用，征收税收，从而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4)国家控制对外贸易。管子认为：有效地控制对外贸易，不仅是获取高利，抑制豪商乘时牟利兼并的手段，同时也是保护本国财物不致外流的重要方法，为了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管仲对食盐、黄金、谷物等重要物品，主张由国家控制，造成独占，等这些物价上涨后，然后抛售出去，坐取几倍的厚利。
　　为了保证专卖政策的推行，国家下令禁止随意开采国家资源。对违禁者，规定了很重的惩罚措施，有处以列刑的。
　　春秋时期的专卖政策，以齐国管仲施行最彻底、最有效。他通过推行“官山海”的政策，即设官管理山海及其他重要物资，使国家掌握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使财政收入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同时，国家掌握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粮食和盐、铁，不仅打击了富商大贾投机兼并活动，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为齐国加强军备、称霸诸侯奠定了物资基础。
　　总之，春秋时期的各国变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直接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但是，统治者承认土地私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井田制的开始崩溃，意味着在奴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财政发展史上看，春秋时期的税收制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土地征税和对工商业征税已经分开；国家对重要物质资源的控制，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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