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简中有关蜀地的材料看汉代蜀地与河西走廊的交往

 

  　　敦煌和居延汉简有关于蜀地的几条材料，对我们认识汉代河西社会和蜀地的经济，以及两地之间的交往有重要意义。以下我们简要加以介绍和论述，不足之处，望学界前辈和同仁予以指正。 　　一、简牍的解释 　　（1）官属数十人持校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 　　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 　　（敦981）〔1〕 　　官属，即属官府管理的人，实际上是无人身自由，并为官府从事劳动的人，是相对于私属而言，王莽改制，称奴婢为私属，而汉代本也有官奴婢。《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诸官奴婢十余万，......税良民以给之。”河西边塞也有奴婢，如 　　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禹谓玉门都尉 　　毋所争取粟五十石时丞相临予以奴婢多 　　（敦1558） 　　校尉，是汉代军队高级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注曰：“自上而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又引张晏注曰：“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汉书·卫青传》颜师古注曰：“校者，营垒之称，故谓军之一部谓一校”。《汉书·陈汤传》：“（汤）益置杨威、白虎、合骑三校。”师古曰：“一校则别为一部军，古称校耳。汤特新置此等诸校名，以为威声也。”下面接着又说：“即日引军西行，别为六笑，其三校从南道，逾葱岭经大宛，其三校都自将......”。校尉当是根据这一部一校的编制而来。汉代特设的校尉和都尉，级别都相当高，均为秩二千石或秩比二千石，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的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故骑校尉等。在进攻匈奴的朝廷大将直接指挥的部队中，也设置有校尉，如李广利的军中有执马校尉、驱马校尉，卫青军中有轻骑校尉。那么这里的校尉指的是什么样的校尉呢？我们结合敦煌汉简中的材料进行一番分析。敦煌简中有一皇室的诏书 　　尚书臣昧死以闻 　　制 曰可购校尉钱人五万校尉丞司马千人候三万校尉 　　史司马候丞二万书佐令史人万 　　（敦1300）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校尉属下还有秩次较低的校尉丞、司马千人、候长等，再往下还有校尉史、司马候、丞、佐令史。（1）简出土于马圈湾，当与王莽时期征西域这一重大事件有关。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五威将王骏率兵征西域，戊己校尉郭钦、左率何封率军配合。除郭钦外，王骏所部的校尉还有射声校尉任巨通。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校尉很可能是王莽时期驻扎敦煌的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军官。绂，系印的丝带。《汉书·匈奴传》：“解故印绂，奉上将率，受若新绂”。 　　驴，是汉代敦煌地区常见的蓄力，简牍中常见，如 　　□□钟政■私驴一匹雏牡两 丢齿六岁    久在  □□ 　　（敦536）〔2〕 　　名曰劳庸，就是打着劳庸的名义。劳庸即被雇佣。汉简中的庸不仅指雇工、雇佣、或佣工，含义更为广泛，谢桂华先生认为有“取庸代戍”的含义。在（1）简中的意思为雇佣。 　　部校，同校尉。以下（1）简文的意思是：除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说这件事，显然这次到蜀地的长途劳作是一次秘密行动。 　　（2）、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给吏秩 　　百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六月积六月□ 　　（居90.56，303.30）〔3〕 　　广汉为汉代蜀地郡之一。稯是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内以八十根经为幅的称八稯布。元凤为西汉昭帝年号，公元前80年——前75年。 　　（3）、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太守诸侯相承书从事下当 　　用者实字子功年五十六状黑色长须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过客居长安当利里洛阳上商里范义壬午实买 　　所乘车马更乘牡马白蜀车  布 并涂载布 　　（居157.24A） 　　这是一条有关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9年）追捕逃亡者的简。此人籍贯为洛阳上商里，曾客居长安，逃跑时乘的车驾一匹公马，马为白色。蜀车为一专用名词，当为蜀地造的车。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 　　（居136.35） 　　蜀椒为调料，这里是作中药用。边塞寒苦，常患各种疾病。这条简是一处方简。河西所见产于蜀地的药用物还有“蜀署”。 　　（5）、 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谷日闻如公之蜀中军试士 　　（敦226） 　　这是王莽时期的一条简，王莽改敦煌为敦德，常安为长安。拘校，陈槃先生谓：有钩稽比较之意。这里有检查核对的意思。公指某人，是汉代对所尊重的人的称呼。蜀中军试士，可理解为到蜀地去招募战士。分析以上诸条简文，我们可确知： 　　至迟在西汉昭帝时，河西走廊已与蜀地有了经济贸易方面的联系；河西走廊在王莽时期已与蜀地有了直接的贸易来往，上述（1）简是明确的证据。这种交往主要通过官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调动人力和畜力等进行的。至于为什么由官商进行这样的长途贩运，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汉代对商人课以重税有关，这种重税抑制了商人从事这类长途贩运。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谓：“天下已平，高祖乃命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二、考古所见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根据简牍记载，车、布、药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广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据以上简牍中有关蜀地物品的内容，可以肯定这些物品有蜀地生产的。除此而外，河西汉墓的随葬品中有许多是来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漆器，铜扣耳杯上刻有“乘舆”字样，意思为皇室专用，均为蜀地生产。河西汉墓的葬俗与蜀地有相同处，而且这种相同处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陕西汉中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枝干状的连枝灯与四川及云南、汉中等地出土的铜质摇钱树的造型十分接近，类似造型的这类器物在武威晋墓和酒泉汉墓中均有出土，连枝灯和摇钱树的座也与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乐，武威晋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莱）。钱树是一种时代特征明显的随葬器物，出现于东汉前期，而到东汉晚期前后最为盛行。一般来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1）顶饰上的配置以佛像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龙虎座上，周围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凤鸟和人物等。反映了当时民间较为复杂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这种习俗反映了河西与蜀地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和共性。 　　我们认为两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两地在经济上的互补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决定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和近期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吨的象牙器说明早在商时期蜀地文明就已发展到可以与中原相媲美的程度。秦汉时期，蜀地是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沃野，地饶  、姜、丹沙、石、铜、铁、竹、木......然周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经过文景之治，巴蜀经济进一步发展，成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位列“五都”。林果业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4〕冶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铜之地有越  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员、来唯、  古，犍为郡之朱提。纺织业方面，蜀布不仅远销边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还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骞通西域，曾在大夏见到蜀布。东汉末期，蜀锦名扬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的“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     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有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另外，漆器业也很发达，蜀地制造的铜扣错金银漆器时称“铜扣银耳”，十分的珍贵，漆器远销到今蒙古和朝鲜半岛，朝鲜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写“乘舆”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尺，我们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统计了蜀地诸郡与河西诸郡的人口数，这说明两地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郡名人口数（单位：万） 　　广汉10 　　犍为7 　　益州47 　　武都15 　　武威4 　　张掖6 　　敦煌1 　　河西走廊地区手工业落后，但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除了由于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易畜牧这一自然条件外，与汉朝中央政府开发河西走廊的举措是分不开的。汉朝中央政府的开发措施包括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驿址等。《汉书·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河西走廊连同了蜀地与河西这两个经济上互补地区的贸易往来。封建社会的长途贸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种手工业品被运到了河西.据我们统计,河西地区来自内郡的物品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邯郸造的工具、河内工官造的弩机、南阳造的刀等。我们认为河西用以与蜀地交易的货品主要是马、驴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运输，需要以马为主要畜力进行，如果要在外地引进马匹的话，距离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选择。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区为什么很少有关中的物品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体，用度巨大；二是关卡林立，市场管理严格。另外从关中到河西的道路属于汉中央政府竭力经营的官道，居延简中的“刺书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过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下选择一条方便而又实惠的道路来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汉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线 　　蜀地不经关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线，我们认为有两条，一条是在关中的边缘，从蜀地到汉中，再溯西汉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带是秦人的发祥地，近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先公陵园进一步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秦人已经开始以礼县一带为基地向东西南北开拓。汉代已开辟了从河西经天水到长安的驿道，新出悬泉汉简中有一条简牍确切地记载了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东南。东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长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东汉初年，窦融与刘秀在天水合围隗嚣，窦是准备将要经过“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们认为居延新简中的“刺书简”记载的从河西到关中的道路，从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体路线是：高平（今宁夏固原）——静宁——庄浪——秦安，关于此问题我们已有专文进行过论证，此不赘述。〔6〕另一条道路是从河西到青海，再经临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这条道路，学界前辈已有人进行过研究。冯汉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时有一条从西川不经过关中而直达西域的道路，唐时称为“西川路”，具体路线经过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处的积石山。〔7〕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公元5世纪末，吐谷浑王与北方的凉土（河西地区的地方政权）、夏国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8〕马雍先生也说：“曹魏自不说，即令蜀国亦取道青海羌中与中亚有联系。”〔9〕实际上汉代已经开辟了从从敦煌到今临夏盆地的道路，有学者称其为“祁连山道”，也有先生称其为“羌中道”。这条道路的具体走向，初师宾等先生进行过论证。〔10〕我们在此主要论述这条道路的蜀地到临夏盆地的具体走向。 　　从临夏盆地到蜀地，中间横亘着黄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这一带的原始文化有许多共同点，早期的马家窑文化的南缘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陇南地区的白龙江流域。在环绕我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带中，这个过渡带占有特殊的地位。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时期文献中的昆仑山就在四川、甘肃、青海交界的山区。有学者指出“巴颜喀拉山即昆仑之丘。今巴颜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属丘状高原地貌类型，可明显分为三重。积石山即今阿尼马卿山。巴颜“喀拉”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说：“果落山正当巴颜喀拉山的‘东北隅’，‘昆仑墟’即巴颜昆仑山，为昆仑山（夏商及远古）南支。.......朝云之国即轩辕氏黄帝，在今甘肃洮河流域。司彘即赐之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尔盖西北的河湟地带。.......韩流（乾荒即高阳、即高唐神女）与广汉三星堆青铜人像对比，有  首、谨耳、人面   捉、鳞身、渠股、豚   等特征。‘高阳乃命禹于玄宫’正是三星堆遗址。阿女淖子来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肃碌曲县郎木寺至玛曲县之间。即若尔盖泥炭沼泽的西北边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贡雍州‘渠搜’之族。《世本》等书称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辈。昌意也来自河曲。祖孙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1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黄河上游氐羌系统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迁徙，进入川滇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区与当地原有的民族杂居，发展了一种农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他们与羌族的区别日益显著，从而构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从河湟进入当地的羌族，在经济文化上似乎还受过他们的影响。在秦汉时代，此种文化的传播已经遍及今阿坝、甘孜两州和西昌专区的一部，达到了最为繁荣的阶段。秦汉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称二见于历史；另一部分则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带，最终与汉、苗诸族同化。当我们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时，这一民族在开发川西北和沟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绩，乃是不应该忽视的。”〔12〕 　　根据近年文物普查和考古发现的结果，我们认为从临夏盆地到蜀地道路的具体走向为： 　　逆洮河而上的路：枹罕（今临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临洮）——临洮（今岷县）——武都（今武都）——蜀地，需要说明的是汉代武都郡就被归入益州刺史部。从安故到临洮（今岷县）的路段，循洮水北行，经今临潭、卓尼二县交界处，过九甸峡经渭源县到安故（今临洮）。1964年，在今岷县二郎山发现一东汉时期的砖室墓。随葬品中的漆器脱片上有汉隶文字，一为“蜀雒王仲作”、另一为“蜀郡峡冈三丸酒”。《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条下有：“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入东入河，《禹贡》，西顷山在县西，南部都尉治也。” 　　逆大夏河而上的一条与魏晋隋唐时期的“西川道”相同。即由川西北的松、潘等地，进入甘南碌曲、玛曲县境，然后到夏河，与今川甘公路大体一致。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在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西北部活动的游牧民族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往西南迁移的。如周贞王的时候“秦厉王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入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  陇。”〔13〕这里只记述了游牧民族翻越陇山的史事，实际上这个大迁徙的历程并没有完结，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滞留在了陇南、甘南一带，另一部分则继续向前，溯洮河、大夏河而上到达蜀地。以后，秦人在这一带与羌族进行过反复的争夺。穆公霸西戎，羌人势力西移，河湟间成为中心。秦献公时，“兵临渭首，灭狄  氏。”〔14〕羌族首领   “畏秦之灭，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15〕“河曲西数千里”与“渭首”之间的交通，正是要经过今洮河和大夏河的。从此以后，牦牛羌定居越  ，白马羌定居广汉，参狼羌定居武都，还有一部分留居湟中。〔16〕 　　汉代对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经营，目的是护卫关中、蜀地及切断这里的羌族与匈奴的联络，保证关中通往河西道路的畅通。主要采取了设置护羌校尉和南部都尉，加强陇西塞的管理等措施。具体的进程分为以下几步。 　　汉朝建立，蜀陇两地被视为防御羌族进攻的前沿地带，“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17〕对于降服的羌人，除留一部分守陇西塞外，“徙留何于狄边、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汉武帝的时候，“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纨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18〕汉遣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平击之，始置护羌校尉。汉昭帝时，居住在武都的氐人与汉王朝发生了冲突，“赵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为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19〕在此以后，宣帝年间汉朝以赵充国为为营平侯，在湟水流域屯田，对阻止匈奴和羌的进一步联合，以及为更有效地控制从临夏盆地通往蜀地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可以看出，赵充国对匈奴的用兵，正是在这条路的东西两面进行的。东汉初年，烧党羌威胁陇西、金城。班彪提出：“......在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20〕光武帝遂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4），汉朝中央政府对羌战争取得胜利后，在洮河南岸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侯。”〔21〕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属先零羌的滇零与种羌向汉朝军队进攻，“断陇道。”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陇西校尉马贤率七千人进攻羌族WZ，“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22〕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汉朝再次“复制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阳嘉五年（公元135年）由于对匈奴用兵失败，“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陵园，掠关中，杀伤长吏......”〔23〕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23〕可以看出，从武都已经开辟了从临洮（今岷县）到武都（今武都）的道路，据悉在岷县发现的汉墓中，曾出土带蜀地制造的漆器。而从岷县顺洮河而下，就可以到达临夏和兰州一带，而这里是通往河西的必经之地。近年，在甘南的临潭、卓尼、合作等地也发现有汉代墓葬。这都说明汉代甘南、陇南地区都得到了开发。而这一开发是河西从这里通往蜀地的必要条件。   　　注释： 　　〔1〕“敦”即《敦煌汉简释文合校》，吴礽驤  李永良  马建华校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简文均同。 　　〔2〕谢桂华《汉简和汉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见《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谢桂华  李均明  朱国昭校释，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简文均同。 　　〔4〕《汉书·食货志》。 　　〔5〕《敦煌悬泉汉简释粹》，  张德芳   胡平生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围屏石塌刻绘图案的内涵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待刊稿。 　　〔7〕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8〕松田寿男著  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见《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见《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师宾《汉代羌中道开辟小议》，见《西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见《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传播带》，见《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汉书·西羌传》。 　　〔19〕《汉书·赵充国传》。   　　作者简介 　　李永平，男，山西新绛人。1965年生。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现为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从事古代文物和汉简的研究工作。 　　周银霞，女，甘肃定西人。1966年生。1999年获兰州大学管理系硕士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管理教研部讲师。从事管理学和甘肃地方经济的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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