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

    
    序幕：引言
    演员：无
    旁白：各位网友、写手，不知您对“同文馆事件”的了解如何，是否仍停留在倭仁与奕忻斗法的层面上？对他们的看法又是如何？是否视倭仁为落后、赞奕忻为先进？
    其实历史是复杂难识的，在下不揣浅薄，花了一段时间翻阅了相关史料，发现实际上双方皆有合理与失策之处，很多历史细节与瞬间颇值我们后人慢慢回味。先写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文，与各位共同探讨，一孔之见，恳请指教！
    （所谓“剧场版”，即笔者将该事件按缘起、高潮、后续、结局划分为几个部分，以剧本形式呈现出来，以突出其故事性、戏剧性，何时与否，尚请各位斧正）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粤海炮响，门户洞开，西方文化也随着坚船利炮、洋货商品输入中国。部分开明人士蒿目时艰，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优越性所在，先有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制夷悉夷，继之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为我所用，“向西方学习”的呼声肇始于此时。然而，“制夷—悉夷—师夷”的文化选择思路在当时尚属凤毛麟角，应者寥寥。朝野上下，内恬安苟且，外懵懂无知，仍旧沉睡于“天朝上国”迷梦之中，错过了许多宝贵时光。诚如民国史家蒋廷黻所言：“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没有相当程度的异质文化积淀，中西文化论争更是无从谈起。直至咸丰八年，衅端再起，英法联军一战令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吞下《天津条约》之苦果，再战更是席卷京都，圆明园之火也成为国人心头永久之痛。基于如此惨重之打击，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谋求“自强求富”，开展洋务运动。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不断涌入，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也日益明显，最终演化升级为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
    第一场：风云缘起
    演员表：郭嵩焘（男三号）、管嗣复、冯桂芬、弈忻（男一号）、左宗棠、李鸿章
    旁白：寻根溯源，当从同文馆的建立说起，在第一场中，男一号奕忻粉墨登场，郭嵩焘虽身为男三号，不过其在开场的戏份并不多，各位还是先开恭亲王的表演吧！
    重温“同文馆之争”，当从同文馆的创办谈起。同文馆之开设实乃时势使然。鸦片战后，老大帝国被拖入近代世界，中外交往已不可避免，清政府急需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来折冲樽俎，应对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尤其在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此要求无疑加大了清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难度。
    有识之士不久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59年2月26日），时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广东巡抚、驻英公使等职）向咸丰皇帝提出开设语言文字学校的意见。郭指出，中外交衅二十余年，外国通习我语言文字，周晓我情伪虚实，谙熟我风土民俗，详知我经史典章。而对于外国，中国竟无一通晓外文、熟悉夷情之人。这种情形与天朝大国的形象极为不符。他建议朝廷饬令两广、两江等地督抚大吏，从其辖地物色搜求外文人才，资送入京，给予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这是晚清首度有人向朝廷提议建立外语学校。只惜奏疏呈上之后，即无下文。毕竟当时正值多事之秋，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英法联军入侵，清廷忙于安内攘外，根本无暇考虑此事。
    在郭上交奏疏同时，民间也出现了兴办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主张。同年正月二十七日（1859年3月1日），江南士绅管嗣复（？—1860年后不久，字小异，江苏上元人，管同之子。生年不详，约卒于清文宗咸丰十年后不久。诸生。通算学，能文）就认为应当在通商口岸设立几处翻译机构，招募士子学习外文，以备他日之用。
    当然，管的主张还较为简略。时隔一年（1860年）后，避乱沪上的洋务理论家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苏州团练右中允等职）在其著作《校邠庐抗议》中，系统阐述了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蓝图。冯指出，“驭夷为当今天下第一要政”，而当朝掌权者，对“彼己之不知，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真是国家一大隐忧。惟今之计，在于鼓励士人研求外国语言文字，只有通习外文，方能知晓夷情，“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反观当今朝廷，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多依赖“通事”。然而这批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始为之”，[6]秉性粗鲁，见识短浅，并且心计鄙陋，满眼声色货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难堪大任。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外语人才已是迫在眉睫。冯遂拿出了一套方案：
    “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三年之后，诸文童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如前议中国所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
    应当说，冯的方案可谓代表了时人西学观的最高水平，对后来京师、上海、广州三地同文馆的设立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
    再好的设想也需秉钧者加以推行。开设外国语言文字学校的方案最终得以变为现实，恭亲王奕訢（1832—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的功劳殊大。“辛酉政变”，奕訢联手两宫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揽大权于己手。此时的奕訢，被命为“议政王”，意气风发，炙手可热，欲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加之其于“庚申之变”时留京与英法列强谈判，对他们洋枪火炮之威力深有感触，遂认为只有仿效外国，才能实现国家中兴自强之大业。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861年1月13日），奕訢联合桂良、文祥诸大臣上奏了著名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在折中，奕訢等人认为，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本为仇敌，但诸葛亮秉政后，却能审时度势，与吴通好，共约讨魏。“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奕訢指出，权衡势之顺逆，事之缓急，朝廷应当“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对外关系应采取“外敦信睦，而内示羁縻”之方针。同时，在呈递附件章程中，奕訢也初步谈及创办外国文字学校的打算：
    “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久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咈、咪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俟八旗学习之人，与文字言语悉能通晓，即行停止。俄罗斯语言文字，仍敕令该馆，妥议章程，认真督课。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至日久废弛。”
    由此折可知，奕訢诸人此时的方案，尚属应急措施，断无长期培养外语人才之打算，况且仿照故例，不逾祖制，人数也十分有限，故并未引起士林之公然反对。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1年6月11日），学馆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中正式开课，后定名为“同文馆”。之后，上海、广州的同文馆也在李鸿章、瑞麟等人的主持下相继开设。
    伴随洋务运动之步步深入，兴办新式企业的地方督抚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人才，是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同文馆的课程范围扩及西方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方面。闽浙总督左宗棠上折要求开办求是堂艺局，延揽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专门培养造船驾驶人才。
    而甫任江苏巡抚不久的李鸿章更是不满于中央推行新政举措的过于迟缓，数次上书总理衙门，催促其早下决断。然而，李“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掣肘良多，致使当权者顾虑重重，畏葸不前。李鸿章不禁叹道：“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13]
    其实，总理衙门并非毫无举措。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1866年10月2日），朝廷谕令精于数学算术的南海邹伯奇、海宁李善兰赴京师同文馆报到，以资差委。这无疑传达了一种讯息：京师同文馆开始搜求算学人才，以筹备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用。至此，同文馆课程变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二皇帝”和珅：无功受赏有过不罚
    和珅一步登天，朝野内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气的。如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出身名门，精明干练，史称“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人皆悚惧。”因此，深受乾隆信任，历任要职。
    他本人也颇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根本不把和珅当回事。和珅本来就是小人，为人“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李侍尧既然主动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机报复。机会很快来了，当前任贵州按察使海宁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谢恩时，和珅打听到李侍尧有贪纵营私情状，就鼓动他奏参。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和珅领命与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该案。和珅把这个案子办得很漂亮，一到云南，即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很快就迫使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奉旨逮送京师议处。随后，和珅又奏陈云南吏治废弛，州县多有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得到乾隆赞许，本欲即任其为云贵总督，但考虑到该案是他查办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亲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珅在回京复命的途中即被提升为户部尚书。通过查办李侍尧一案，和珅不仅出了一口恶气，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干，突显了权势地位，可谓一举多得。
    这年六月，乾隆御赐和珅六岁的儿子名丰绅殷德，并将自己最为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于他，待年成婚。于是，三十一岁的和珅与七十岁的乾隆皇帝这对君臣主仆又成了儿女亲家，关系更为密切，和珅的地位更加巩固，这门亲事为和珅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成婚时，乾隆皇帝给了女儿、女婿极为丰厚的赏赐，而且文武百官拜辞于公主轿前，致贺于和珅府中，使和珅风光无限。
    乾隆不断为和珅提供各种出头露面的机会，而且无功受赏，有过不罚。四十六年(1781)，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进逼兰州。乾隆谕命在河南黄河工次的大学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肃办理，又命和珅带钦差大臣关防同往督师，并指示等阿桂到兰州三日后，和珅就交印回京。乾隆为了让和珅在军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疮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让他“缓行暂住”，忽而让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珅一到军中，就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使军威大挫，而他却指责是将领不听调遣所致。数日后，阿桂赶到兰州，指挥布置，井井有条，局势马上改观。这时，和珅觉得丢了面子，又迟迟不肯回去。乾隆终于认识到和珅未历戎行，于军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朱批道，前此所发谕旨“系因和珅迟到而又饰过而发，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应即令和珅速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珅宜速来，早有旨矣，何须汝二人皆在彼乎？看此竟似和珅欲在彼，又错了。若再固执，更不成事体矣。”和珅拖了半个月，才灰溜溜地启程回京。乾隆派和珅这趟差事意味深长，却被和珅弄巧成拙。虽然乾隆在谕旨中也多次批评和珅，但却未给予任何处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让和珅兼任了兵部尚书。
    自乾隆四十四年(1780)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后，武英殿大学士阿桂就一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但乾隆知道和珅与阿桂关系不睦，所以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河塘工程，办理各种案件，于是军机处的实权就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他俨然就成了军机处的领班。同时，和珅在朝中又极力打击异己，拉帮结派，不断膨胀其权力。和珅打击异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也就是借皇帝旨意以利其奸，自己往往不着痕迹。如大学士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不让他回京供职。和珅当朝，政以贿成，京外许多大小官吏皆出自和门，他培植心腹亲信也有数人。他的弟弟和琳，在其扶植下，数年之内由吏科给事中升至四川总督。军机大臣福长安，本是乾隆孝贤皇后之侄，家族显赫，被和珅拉拢过去，惟命是从，成为其最大的帮凶。其他如山东巡抚伊江阿只会巴结拍马，大学士苏凌阿老迈昏聩，只因对和珅忠心都被委以显爵要职。
    当和珅势焰薰天的时候，朝中虽有人敢于碰硬，但根本撼不动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就想以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奢侈招摇入手，以期打开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曹锡宝做事不密，将折稿拿给老乡吴省钦过目，希望他帮助润色。
    不料吴省钦正是和珅的亲信，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在那里扈驾的和珅告密，使和珅预先采取了对策。结果，曹锡宝反而受到皇帝的诘难，有口难辩，最终落得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数年后，内阁学士尹壮图针对和珅创立议罪银的危害，上书建言，请求永停此例。和珅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语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让尹壮图到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各省去查验仓库，并与各督抚对质所交议罪银是否取自下属？结果可想而知，什么也查不出来，尹壮图只得自认虚诳，下刑部论罪，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别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间流传着很多刘墉(即“刘罗锅”)、纪昀(晓岚)等智斗和珅的故事。其实，
    刘墉(比和珅大三十岁)、纪昀(比和珅大二十六岁)两人在朝中虽居高位，但一直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进入中枢，而且乾隆还批评刘墉遇事模棱圆滑、纪昀读书不明事理，他们都不可能与和珅有多少直接碰撞，档案和正史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珅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其在军机处的几位同僚。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比和珅大三十三岁)，出将入相，德高望重，对和珅总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时则远离和珅站立。和珅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对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于是，有时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买帐。大学士王杰(比和珅大二十五岁)，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学问优长，刚直清廉，遇事坚持原则，始终与和珅保持着一定距离。一天，王杰下朝后回到值房，正在独坐沉思，和珅走了进来，拉着王杰的手，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辈开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么这么柔软呀？”王杰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搂钱！”和珅一下臊了个大红脸。从此，对王杰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对王杰知之甚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尚书董诰(比和珅大九岁)，书、画俱为乾隆赏识，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风，“与王杰扌耆柱其间”，和珅也排挤不动。正邪不两立，最终在军机处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军机处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阿桂一个人在隆宗门内军机处值房，王杰与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在内务府造办处，和珅或在内右门内房间，或在隆宗门外靠近造办处的房间，即使随皇上在圆明园，仍不在一处办公。为此，御史钱沣曾专门上折奏请恢复旧规，让军机处大臣们集中在一处办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员们来回奔走请示，实际上矛头就是冲着和珅的。乾隆虽然朱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珅嫌钱沣多事，此后“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没多久就把钱沣累死了。
    和珅为了防范未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变更制度，加强对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规定内外章奏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以后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变成了自己的耳目。
    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制约，和珅真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由于其权势太大，当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到“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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