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禁海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禁海实际上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的皇帝懦弱，加上明朝虚弱和倭寇盛行，所以明中期开始禁海。不过，当时的禁并没有想象中的厉害，因为此时明朝政府常常令不行禁不止。真正实行闭关锁国的的禁海政策的是清朝。清朝禁海，除了“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的传统自大思想外，还因为当时许多明朝残留的抗清力量如郑成功等，大都被赶到海上去了，为了满清的统治地位，于是禁得彻底了。清为了断绝郑氏集团和大陆的经济联系.顺康年间,清政府施行了野蛮的禁海迁界政策。
    其具体做法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6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30--50里，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清政府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带来彻底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不能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根据资料记载:清军奉诏迁界，到处摧城焚居，烧杀掳掠，逼逐沿海人民抛舍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而入内地。仅闽南一带沿海，数万数十万人民因此项政策遭到灭绝人性的掳杀。光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东山县志》）。《台湾郑氏始末》载：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外志》载：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在整个沿海迁界惨案中，东山岛并非特殊个例，尚且不仅迁界一次。直至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东山人民返回家园十仅二三……迁界“要求三日为期，全部迁移，运行十分严厉。朝命甫下，勒期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民夫荷釜，妻褓儿，携斗米，挟束槁，悲呛出行”。当“迁民舍家产，携老幼，号泣匆匆而行时”，“督迁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情景至惨。《台湾外纪》载，所迁之民，一时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迁界"后，界外之良田、盐丘、养殖涂滩尽皆荒废，农舍、宇庙和船只尽烧毁。《榕城纪闻》载，令下，火烧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福建总督范承漠也承认；闽人活计，非耕则渔，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沿海之庐舍化为斥卤，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之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至此已极。迁界后，海上贸易，米谷入运断绝，造成物资短缺，米、盐腾贵。《台湾外纪》载，一时盐价贵至一二两，斗米换斤盐，乡民挨饿受饿，卖儿鬻女，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出海贸易也大加干涉。1655年6月，在闽浙总督的建议下，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违者按通敌罪论处。如果有人胆敢出洋将违禁货物贩往外国，或“潜通海贼(即郑成功)”，都将交给刑部治罪。人们即使将船只租售给洋人，也属重罪。清朝收复台湾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窗口。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哇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使一向厌恶司法纠纷的清政府不胜其烦。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企图就近购买丝、茶。巧合的是，乾隆皇帝十分热衷于到江南一带巡游。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竟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乾隆还亲眼看到，在江浙一带海面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络绎不绝，而这些商船大多携带着武器，他不禁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于是在1757年南巡回京后，乾隆断然发布了那道著名的圣旨，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就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一起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挑起的讼案，又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的决心，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洪任辉事件”。英国人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翻译。1755年，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他们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总督等官员急忙向乾隆上奏，希望禁止洋船前往宁波贸易。本就对外商没有好感的乾隆皇帝便通知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企图通过关税手段让洋商无利可图，使他们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只好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清朝官员发现，结果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结果，洪任辉被驱逐出境，而那位替洪任辉代写诉状的中国人，竟落了个被斩首示众的下场。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尽管英国为了达到外交目的，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惜委曲求全，但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却表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需要增强对外贸易，从而彻底关上了中国的大门。最终在几十年后，双方不得不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解决问题——那就是所谓船坚炮利政策。
    清政府所以采取严厉的禁海政策，其理由主要有这么两点：首先，禁海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其次，“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明清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客观原因。
    至于这一政策的后果，那也是一目了然的。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了近200年.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是，与世隔绝即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适时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造成了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清朝政府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严重阻碍了我国与世界的联系，妨碍了我国对世界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吸收，阻碍了中国经济和航海事业的发展。这种政策的长期推行，进一步导致了国家的闭塞，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处在停滞状态，在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大大落伍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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