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真的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吗？

    
    “慈禧太后专制昏庸，为义和团和顽固派所蒙蔽，相信了义和团能‘刀枪不入’的谎言，因此才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11国宣战。”——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仍有广泛市场：网民们在说，作家们在说，某些专业学者也在说（见人大张鸣先生新出的一本通俗读物）。
    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对于认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子乔按：限于篇幅，本文有些地方未能展开，详见我以前的文章。】
    一、直接证据：慈禧在战前仍非常怀疑义和团的战斗力。
    1900年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驻山海关的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上谕档》第26册，P.134)，同时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上谕档》第26册，P.133，世铎即礼亲王，首席军机大臣。)
    其时为八国联军入侵后的第7天，“宣战诏书”发布的前5天。尽管有一些顽固派如刚毅等极力向慈禧宣扬“义和团可用论”，但慈禧仍对义和团的战斗力有很大的怀疑，所以才问“敌接仗有无把握？”，并告诫“万不可孟浪从事”。这表明慈禧只是想在“远水难救近火”的情况下，利用义和团暂时抵挡一下联军罢了，显然并未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还有人说慈禧稍后听信了直隶总督裕禄的“假捷报”，以为义和团能堪大用，所以敢于宣战。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详林华国《历史的真相》P.134)，况且裕禄也没有提到义和团能“刀枪不入”。
    二、间接证据：战前，清政府对义和团及其前身的镇压行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大量团民、团首被击毙或捕杀，从未听说有“刀枪不入”者，而慈禧对此肯定是清楚的（说是间接证据，其实已经很接近直接证据了）。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主要来自大刀会和神拳，这两个组织是义和团的主要来源，它们都练习一种叫“金钟罩”的功夫。从1896年至1899年，毓贤在山东对大刀会、神拳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当然也有放任、利用的一面，不细说了），大刀会首领刘士端、曹德礼、神拳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又名心诚）等先后被毓贤所杀，这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刚到山东的头几个月，虽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但也捕杀了几十名团民、团首。
    战前，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屠杀比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聂士成、杨慕时、邢长春、梅东益、范天贵等剿团干将十分活跃，一战击毙百十名义和团是家常便饭。就在八国联军入侵前夕，聂士成仍然“在杨村附近同义和团战斗，并且用篮子装了七十颗人头送到总督处”(璧阁衔《在华一年记》)，联军入侵后，剿团行动也并未停止，直到“宣战”。
    这一时期，大量团民、团首被击毙或捕杀，从未听说有“刀枪不入”者，袁世凯和聂士成都曾亲手击毙团民以揭穿这个谎言。对于山东、直隶当局的行动，慈禧是很清楚的（自然会有人反映）。袁世凯上任之初，本准备大开杀戒，结果受到了一些官员的弹劾，慈禧就告诫他应采用“弹压解散”的方针。1900年6月3日，受使馆卫队强行入京的影响，慈禧又对直隶的剿团行动作出了限制：
    “有人奏，……据称：直隶涞水县拳匪滋事，该县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以致匪徒反噬，……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上谕档》第26册，P.116)【子乔按：所谓“匪徒反噬”是指义和团杀死杨福同的报复行动，但这个胜利是在以3000名团民围攻几十名清军后才获得的。】
    “……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上谕档》第26册，P.117)【子乔按：“大学士”指武卫军统帅荣禄。张建伟《最后的神话》称：“从这一天起，匪字消失”，并不准确，6月6日后的上谕中，又多次称义和团为“匪”，尤以13日的措辞最为激烈。】
    这些上谕的主旨是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反抗，另外也包含了利用义和团牵制洋人的意图（但此后为了消除列强出兵的接口，慈禧又多次下令剿灭义和团），它们反映了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屠杀、慈禧对此的了解以及她的处理意见，同样证明了慈禧不可能相信什么“刀枪不入”，否则还用得着下令限制剿团？
    三、宏观上的分析。
    慈禧能够统治中国几十年，表明她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要知道她并不是法定的皇帝，而是一个“篡位者”，她是在击败了很多政敌之后才坐稳位子的。而且当时已经是1900年了，近代科技早已传入中国，普通百姓相信“刀枪不入”并不奇怪，但要说慈禧也相信这些东西，总让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根据经验和现状，慈禧不难确认，清军的实力比列强的军队差得多，而义和团在清军面前都属于“弱势群体”，需要老佛爷高抬贵手，还能指望它“灭洋”吗（但要按列强的要求全杀干净也不容易）？以慈禧的头脑，不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其实，在最后的围攻使馆之前，慈禧对待列强一直非常谨慎，并没有什么冒失的举动（但列强有误解）。就是围攻使馆，也是杀人泄愤的可能性小，控制人质以便求和的可能性大，因为对使馆的围攻是有选择的，攻势强弱也是随着局势发展而变化的(详林华国《历史的真相》P.167)。
    总之，还是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慈禧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供今人批判的符号或泄愤的工具。”
    慈禧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说法，最初来自一些野史笔记。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野史笔记比正史更有价值。这里顺便谈一下看法。
    首先，确定材料的价值，不能脱离具体课题。比如，“亩产20万斤”对于研究农业科学是毫无价值的，但对于研究政治史、新闻史则是有很大价值的。
    其次，确定材料的价值，要看材料所反映的对象与其作者是什么关系，包括时间关系、空间关系（物理的或逻辑的）和利益关系等等，而不能仅仅看作者是什么身份。比如，一个普通的医生说，今天我接待了一个病人，他的病情如何如何，这应该是第一手资料；但如果他说，我听说美国要打伊朗了，这就是第N手资料了。
    所以我觉得，就慈禧对义和团的看法和政策这个课题而言，她亲自核准发布、需要下属贯彻执行的上谕，应该是第一手资料，体现了慈禧的真实意图(详拙文《从几道上谕看慈禧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政策》)；而其它野史笔记，要么是道听途说的第N手资料（空间关系），要么虽然貌似“第一手资料”，却因作者的“利益关系”而不可信据，如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详林华国《历史的真相》P.121-122)。
    但是，如果要研究义和团的具体行为，野史笔记中倒是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为那是作者亲眼所见的，如仲芳氏的《庚子纪事》。
    再举一个例子：有的野史说，直隶总督裕禄在1900年6月之前就在纵容义和团，这与反映裕禄频繁调动军队镇压义和团的原始档案《直东剿匪电存》相矛盾，我们应该信哪个？当然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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