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太祖誓碑”

    宋叶梦得《避暑漫抄》曾记载道：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建炎年间（1127—113O），武义大夫曹勋自金遁归，被扣留在金的徽宗还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宋史•曹勋传》）这是关于太祖誓碑较完整的记录。
    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北宋初期的国策有密切的关系，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循着不杀大臣、言官这条原则，范仲淹曾由衷地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史学界还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不无联系。
    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叶梦得关于誓碑的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师，誓碑内容并非亲眼所见，而他书记载皆陈陈相袭，不足为信。从史实来看，太祖在位时，并不少杀大臣，据《宋史》、《长编》记载，有八十八人之多。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但太祖在即位当年就将周恭帝母子迁到西京，在立碑的那一年又将他们迁到房州，这些做法显然与誓碑大不一致。此外，誓碑的收藏方式过于奇特，这种安定人心的誓约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其帝王的胸怀，何必藏得如此神秘？还有，宋徽宗在遭金人掳掠，备受屈辱之际，寄语告诫后人的不是如何与金人交涉、如何收复故土，而是有关誓碑的事，实在是有悖于常理。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宋高宗为了笼络人心而优待士大夫，冠以祖宗遗命以满足政治需要，太祖誓碑纯属子虚乌有。
    有的学者反对上说，指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北宋初年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的存在。北宋初期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是事实，在范仲淹、蔡確、吕大防、曾布、等重要大臣的言论中，也多次提及祖宗家法。应该承认，北宋确有祖宗家法流传并被执行，而家法规定的国策一方面激发了士大夫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获得特权，使得一些人无所顾忌，横行不法。当国家利益遭到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置于脑后并大开杀戒的。不杀并不等于绝对的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者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碑，与碑文类似的家法誓约还是存在的，决非高宗的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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