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传（前三章）

    
    自序
    多年来，余多方寻觅谭君嗣同的传记，四地求索，终不可得。谭嗣同君为维新斗士，为“戊戌六君子”之首，烈士之烈，凡读过历史书的人，大抵都十分清晰。余自知戊戌变法的历史，总想象谭君的为人，时代虽隔百年之遥，仍使我万分景佩那种慷慨与从容。数年前，余于福州购得谭君遗着《仁学》，才知烈士之烈外，尚有烈士之才学，便萌生收罗烈士著述的心愿。后获《谭嗣同全集》，仅一厚册，余悲乎烈士英年早逝，竟使满腹经纶多不传世间，此诚极痛心之事。
    余常思忖，谭君之牺牲，未克其业，终不能成就西乡隆盛之维新伟业，则其留馈于其国者何，遗赠其民者何？凡一国之兴衰昌亡，在乎国民精神，在乎民族气质，精神盛而国衰，气质高而国亡，未尝闻也。余常以为，欲观一国之精神，先观其国伟人之精神，伟人为向导、为准绳、为动力、为暗夜之明灯、为沉默中之呐喊。吾固无意于英雄史观，国家，千万人之国家；民族，千万人之民族；历史，亦千万人之历史。虽然，荀子云：“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天下万物，显生于隐，繁成于微；当众生混沌蒙昧之时，倘无一伟人振臂一呼，作狮子吼，震聋发聩，则众生当沉睡至几何时？倘以成败论英雄，则谭君固一失败之英雄，然骤灭者肉躯也，永存者精神也。人生一世，数十寒暑而已，而精神可历千万祀而栩栩如生，谭君以其断躯流血，使其生平事迹为国民奋进之标榜，使其自由思想为国民常驻之灵魂，使其献身勇气为国民日新之希望，以此言之，谭君无功于时局，而实永功于千秋。
    观近代百年风云，时朝野上下，固步自守，万马齐喑，有一伟人生焉，销鸦片于虎门，抗强虏于国门，睁眼看世界，此林则徐也；时列强割据，国土与国权齐丧，闻洋枪而股战，对红毛以屈膝，有一伟人生焉，万里出征，抬棺死战，驱外虏于西域，为民族第一功臣，此左宗棠也；时国是凋敝，国民彷徨，不知国运何去，有一伟人生焉，学贯西东，以一穷士而公车上书，作大同书以传万世，倡变法而图维新，此康有为也；时国政腐旧，新务不行，既无力于御外侮，又乏术于治民生，有一伟人生焉，作仁学以醒民，力维新以救国，旋事败，发大愿为变法流血第一人，血荐轩辕，此谭嗣同也。以上聊举数人，挂一漏百。何不幸我中国有百年涂毒，又何幸我中国多伟人以引傲。
    今春五月，余以新婚远游京城，于京城各大书店寻谭君传记，均不可得，深为喟叹，以为烈士为国人流血，而我等后人不能将其生平事迹流传天下，亦我等后人之愧也。余于紫禁城中，观宫殿森罗，高墙林立，依稀仍有肃杀之气，遥想百年前谭君跨进宫门时，固知其刀光剑影，其心情何许？余于菜市口路，人告知我此为古代行刑场所，谭君刑场上之从容，使今日之我为之震憾，余伫立良久，在书卷中无法体会历史之真实，惟于烈士殉难处，方偶得几失落之沉重感；余先前尝读李敖先生之《北京法源寺》，特造访法源古寺，入门见萧条状，古树苍老，寺墙凋漆，吾立于寺中大院，语妻曰：“此地莫非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练刀剑之场所。”向寺中客寻问谭君可曾寄居此地，客不能答；谭君牺牲时，有义仆收其尸首置于此寺中，余回首眸望寺门之红墙，犹似烈士殷血所溅，余几欲落泪！余方趁兴寻浏阳会馆，惜游程日短，竟不能了此心愿。
    自京返漳，余始萌为谭君立传之念，而久久踌躇，实因才学疏浅，惟恐不达谭君之心志。时与王林君论学，王林君斐然有著述之志，并立意于而立之年，付之刊行。余闻之而深自惭愧，余于五年前，尝作一小诗，有“咽墨有八载，羞愧无一篇”之句，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思既往之悠悠，目未来以茫茫，惟有勇猛精进而已！
    第一章引论——晚清巨变的政局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谭君生逢晚清时代巨变。
    晚清之巨变，实中国数千年历史数百计王朝更替之一例，然与他例相异者，晚清之巨变，为中华历史之一大转折点。中国古语有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为古中国之历史循环论，中国文化之先天不足，
    溯政局巨变之源，实始于1840年之鸦片战争，是役为中华帝国崩溃之始，英人之初来，国人视之为蛮夷，心存不屑之心，举全国之民众，能稍知外国之政事者，林则徐、魏源数人而已。与英人既开战，尚不知其国处地球之何方，尚不知其国土之大小、国民之多寡、国政之强衰，英人既挟开拓海外二百年之余威，一战而陷定海，再战而陷大沽口，震动天朝，中国兵勇，形同虚设，屡战屡北，遂与英人草签城市之盟，是为《南京条约》。
    岂是将帅兵勇略呈疲态，中华帝国老矣老矣。中国每沾沾自喜于本土之文明，历史中之剽悍之异族强敌，若匈奴，若突厥，若蒙古，皆文化未发达之族，吾国人固耻之。而今则不然，西方之国自文艺复兴，文明日以寸进，思想日益发达，科技日新月异，西人之观念，曰自由，曰冒险，曰进化，曰竞争，故内修明政，民主日进，专制日减；外则逐鹿于世界，拓荒殖民，以饱私利。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革命、美利坚独立、法兰西革命遂成为民主政权之起点，欧洲之帝王，或处死、或放逐、或大权旁落，数千年之专制政体，遂一夕之间瓦解。故国势日隆，经济日昌，科学日盛，教育日兴；百年所产之物资，胜于千年之积累。西人所崇之思想，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以崇强鄙弱，凭其精良之枪炮甲船，横行海外，开疆略土，是为史称之“殖民时代”。
    中国则不然，二千余年，文明日退，思想抱旧，进取心沉，言政治则曰三代，言文化则曰周孔。只知有君王，不知有人民；只知有专制，不知有民主；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此犹法皇路易十五所言：“朕即国家”）。世界革新之火正炽，而中国犹守三纲五常，以为天下不变之道义，以为不证自明之真理。以一姓而君临天下，以万姓之生命，为一姓效死，以万姓之忠义，为一姓谋福，以万姓之运途，操诸一姓之手。君不见王朝之兴衰更替，无非皇家姓氏之更替，几经战乱，百姓流离道死，白骨暴野，虽欲华亭鹤唳，上蔡黄犬，又何可得？岁月轮转，从汉唐至明清，政治制度非旦咫尺不进，反使封建君王专制至明清而臻登峰造极，三纲五常成为不证自明之真理，“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遂成为国民之共识。呜呼，奴役国民之肉躯者，尚不足屈天下之人；奴役国民之思想者，斯国将不国矣。专故国民未全老朽，而思想已全老朽。挟老朽之思想，持窳劣之器械，而战新生之思想，敌精良之枪炮，胜负立见矣！
    天下苦专制久矣！故鸦片之役，仅动荡之始，自此，天下大乱。1851年，洪杨发难于广西金田，以“拜上帝教”之教民，以秋风摧折之势，攻城略地，席卷半壁山河，遂据金陵以为天京，割据东南而称雄，合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之力，历十三年而廓清；与太平军相应，捻军于1851年渐势大，蹂躏北八省（苏、皖、豫、鄂、鲁、直、晋、陕），屡震京畿，1868年为李鸿章、左宗棠所扑灭，前后计十七年；1855年，太平军极盛之时，云南回人杜文秀起兵据云南大理，雄据一方，1873年为岑毓英所完全肃清，前后计十八年；1861年，陕甘回汉交恶，马化龙以金积堡起兵，一时陕甘诸府州回民响应，如燎原之势，左宗棠临危受命，于1873年悉数扫平，陕甘回乱计十二年。以上仅举其大者，至于其小者，不可胜数，一时间天下生灵荼炭，真不知多少家破人亡之惨剧，“谁无父母，谁非人子，抱血肉轻脆知痛痒之躯，瞬息齑糜于丛矢交刃，肝脑膏于原野，以争一旦夕之胜负”（谭嗣同《忠义家传》语）。
    内忧外患并起，赖曾、左、李诸公，清庭内弭战事，稍获喘息。然平内乱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外虏以虎狼之心，环视中华，以为肉糜，以为佳羹，以为银行，今日割城，明日赔款，今日签一约，明日签一约，西方诸国，争先恐后于利益均沾。西人气愈盛，国人气愈馁，惟有顾孔孟之影而自怜，曰：“吾文化固强西人百倍”，呜呼，此非阿Q而何人。
    第二章谭君之早年生活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十三日，谭君生于北京宣武城南。谭家原藉湖南浏阳，据《浏阳谭氏谱》，谭君家族先祖上溯到北宋靖康末年间谭孝成，谭孝成从江南西路洪州新建县迁至福建路汀州长汀县，之后数世，再迁清流县、长沙，最终定居于湖南浏阳县。有时一代，谭家颇为望族，累代为官（谭嗣同作有先祖传记十数篇，见谭着《寥天一阁文》卷二）；及至清代，家道衰微，谭嗣同祖父谭学琴，生计艰辛，四十岁时方才成家，虽一生并无大成就，然心地善良，乐施助人。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六岁时，谭学琴竟因积劳成疾而病逝，故谭继洵自幼孤苦，全仗长兄惨淡经营家事，故发愤读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已未科会试中试，赐进士出身，咸丰十年（1860年）应殿，钦点主事，补授户部主事钦加道衔，迁居京城，升任本部员外郎，为四品官。谭嗣同生时，谭继洵入户部五年，时年四十二岁。（按：谭继洵（1823—1900），晚清重吏，于京城户部任官十六年，调通州监督坐粮厅，一年即调任甘肃巩秦阶道（1877年），六年后升任省按察史，隔二年提任布政史（管理一省财赋人事），于甘肃任职达十二年；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北巡抚，尝两次兼代湖广总督，为正一品封疆大吏，累官赠光禄大夫。戊戌政变后，失官返籍，晚年凄凉，越二年病逝。谭继洵为晚清重臣，为官清廉，体恤民生，左宗棠尝赞其曰：“敬甫天性严重，胸中纯是爱民之忱也。”）
    其母徐五缘，浏阳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年十九嫁谭继洵。时谭继洵尚落魄，徐氏为助夫读书考取功名，勤劳持家，茹苦含辛，终无怨言，家虽贫而条理毕具，每日鸡鸣而起，作饭提水，打扫洗涤，每每至夜深时仍不得息；家境难持，徐氏兼顾养儿带女，时常胸抱一儿，背负一襁，提瓦罐汲水，节衣缩食，以供谭继洵安于学业。徐五缘生三子二女，嗣同最幼，长兄谭嗣贻，长嗣同十三岁；次兄谭嗣襄，长嗣同八岁；长姊谭嗣怀，次姊谭嗣淑。徐五缘善于持家，严于教子，勤恳俭朴。后谭继洵会试高中，入京作官，一身荣华富贵，而徐氏操累多年，容貌憔悴，未免不合谭继洵之心意。想晚清时代，男女平等观念言之甚早，有一官半职且厚禄者，纳妾实为平常，故谭氏又纳妾卢氏。徐氏虽名为正室，卢氏为偏房，卢氏年轻貌美，颇讨谭继洵之欢心，故极为受宠，徐氏渐受冷落，与谭继洵有夫妻之名份，而无夫妻之实。卢氏生有三子二女，三子：谭嗣准、谭嗣冏、谭嗣揆；二女：谭嗣茀、谭嗣嘉。（按：谭嗣准、谭嗣揆、谭嗣茀三人均年少夭折。）
    谭继洵因读书而崛起于穷士，故对子女学业甚为重视，谭嗣同诸兄弟，皆受业于当时名学者。谭嗣同五岁时，便师从毕莼斋学习，谭嗣同天性聪颖，据其《三十自述》言：“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除此之外，谭嗣同并无表现出异于常人之处，其在《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序》中回忆起此时一段故事：“五六岁时，居京师宣武城南，与先仲兄俱事毕纯斋师，夏雨初霁，嬉戏阶下，兄适他去，四顾孑然，情不可已，遂嗷嗷以哭。”
    八岁，师从韩荪农，此时其两兄亦受业于韩荪农，学塾位于北京宣武城南，谭嗣同对此学塾环境有如此描写：“城南萧旷，巷无居人，屋二三椽，精洁乏纤尘。后临荒野，曰南下洼。广周数十里，苇塘麦陇，平远若未始有极。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又如去雁横列，霏微天末。”远离尘嚣，是为学书之绝佳场所。然而，此地之所以清寂，尚有一原因，此地原是一片坟地：“城中鲜隙地，民闲埋葬，举归于此。蓬颗累累，坑谷皆满，至不可容，则叠瘗于上。甚且掘其无主者，委骸草莽，狸猃助虐，穿冢以嬉，髑髅如瓜，转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雨日蚀漏，谽谺（读音：hanxia，山谷空阔状。）洞开，故城南不人而多鬼。”
    与长兄、次兄就读城南，乃是谭嗣同童年度过的最美之时光。谭氏兄弟于学颇用功，“受书以来，未尝不掊其有用之精力，鉥心镂肝，昕夕从事，以蕲一当。”谭嗣同在二十余年后，仍记忆极深：“若嗣同兄弟共案，厉呼愤读，力竭声嘶，继以喑咽涕洟，回顾一镫熒然，几二十年所，犹如昨日事。”（谭嗣同：《〈仲叔四书义〉自叙》）当深夜独自读书时，窗外风吹白杨，树叶沙沙作响，兼荒野动物之号叫，尤似野鬼之凄厉声，谭嗣同乃大恐，惊奔长兄、次兄处，两兄长皆尽力抚慰之，精心呵煦之。随着对环境的适应，谭嗣同渐摆脱对孤魂野鬼之恐惧，（日本武士家庭，训练其子女时，常将其置身于孤坟荒野之地，以克服其常人所有之恐惧感，人之本性，处孤独荒凉之境，常有孤立无援之恐惧，心每呯呯然于意外将生。谭嗣同追述早岁，常有恐于事之记载，而后卒能摆脱，而臻无挂碍无恐怖之境界，真可耐人寻味，余于谭君全集，寻得蛛丝马迹，则早岁就读于城南，处荒芜之境，居兽走鬼出之地，久而适之，不畏不惧，此勇猛之端也。）读书之余，谭嗣同便与长兄谭嗣贻、次兄谭嗣襄一同游玩四周之名胜，附近之地，名胜颇丰，如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瑶台枣林等，长兄谭嗣贻年岁较长，身体健壮，每每出游，谭嗣同等常跟不上长兄；次兄谭嗣襄则喜欢探险，山丘、沼泽、树林，无一处不走遍，无一险不前涉。游览途中，并非所见都能怡心，当风物优雅则生乐，而遇墟墓则生哀。“城隅井甘冽，辇以致远，毂鸣啾啾，和以唫虫凄楚，动人肝脾。当夫清秋水落，万苇折霜，毁庙无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径，阒不逢人，婆娑宰树，唏歔不自胜。欣欣即路，惘然以归。”
    对谭嗣同少年影响最巨者，莫过于其母徐五缘。徐氏对子女约束极严，言传身教，子女之事，事无巨细，均详察明究。在子女面前，徐氏恒为一严母，平时正襟危坐，略不倾倚，不苟言笑，仪态威严，子女有过失时，不少责备操笞。谭嗣同后回忆：“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御下整齐有法度，虽当时偶烦苦，积严惮之致，实阴纳之于无过之地，以全其所事。一旦失荫庇，未尝不或流涕思之。”徐氏教子不仅有“严”的一面，亦有“慈”的一面，勤于教导子女，从日常之行为举止，到待人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地谆谆教诲，并常向子女道以往贫苦事，使知衣食来之不易。徐氏生活亦极其清简，虽居四品官员之家，家中衣食不愁，钱财无虑，然徐氏依旧如往日勤慎作苦，昼夜劳作，每食仅三四肴，只是蔬菜，绝少鱼肉，衣裳俭陋，补绽重复，虽居官宦之家，实无异于一村妇。谭嗣同自知事起，便见母亲徐氏常穿着一件丝麻衣，衣服多处裂开，依稀出麻，然徐氏依然自珍，十数年不尝遗弃。谭家有一家塾老师杨先生，住所离徐氏住处不远，每每夜中醒来，总闻临近纺车轧轧，乃问嗣同，是哪位婢媪如此劳苦彻夜纺作。嗣同告知杨先生，劳作者正是母亲徐氏。杨先生听罢大为惊叹，语嗣同曰：“汝父官曹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既有母亲之训导，兼之母亲身为表率，故嗣同兄弟不敢松弛于学业，虽然官室之子，终能自强，未尝浸染纨绔子弟之习气。徐氏对子女极严，母亲徐氏严刻教诲下，谭嗣同性格亦有家母之坚强、自立、倔强。
    嗣同七岁时，长兄嗣贻自北京返浏阳完婚，母亲徐氏随行，临行时，徐氏告嗣同勤于学业，勿思念，嗣同应允。临行送母，嗣同目泪盈眶，强抑不令泪出，旁人问及，终不肯言。日夜思母，积念成疾，身体渐羸弱。次年，徐氏返京，垂察情状，嗣同坚不自承，母徐氏顾左右笑曰：“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观嗣同虽出官宦之家，而不曾染习庸懒怠惰之性，徐氏之教有功也。
    嗣同受母教多，亦爱母甚，然人生无常，福祸谁知。十二岁时，家有大不幸。是年，其堂姊患白喉症，从广西赴京师求治，前去探望的谭嗣同、生母徐五缘、长兄谭嗣贻、次姊谭嗣淑四人均染疾，五日之间，谭嗣淑、徐五缘、谭嗣贻三人相续去世，谭嗣同重病昏死三天，大概因体质较好，竟然奇迹般地复活，后父表其字曰“复生”。（按：谭继洵生有六子四女共十人，经此变只余三子二女。谭母徐氏生1829，殁于1876年，时年四十七。欧阳中鹄为之作墓志铭曰：“夫人恭俭诚朴，居常梱内肃然，家人皆秩秩有法，以是心常敬之，窃谓其有古贤女之风。”可堪为一代母范。）
    此事对谭嗣同一生有至深影响，一则丧母之悲恸，对其打击极大，母离京一年尚且思之成疾，况乃永诀，同时亦丧一兄一姊，谭嗣同之人生无常观念，由此生焉；二则丧母后，继母卢氏待之极为刻薄，时加以虐待，备极孤孽苦；三则嗣同死而复生，是以益轻生命，任侠之气，由是生焉。谭于《仁学•自序》中言：“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
    谭嗣同居京城时，结识京城名武师大刀王五，从之受剑术，嗣同颇喜技击，身手敏捷，尤其乐于纵马驰骋，颇似少年豪侠。大刀王五，原姓白，名正谊，字子斌，北京回族人，自幼父母双亡，与弟二人以乞讨为生，生计艰辛，后为顺兴镖局掌柜王五夫妇收留，认为养子，改姓王，奋发学艺，遂为闻名京城的镖客，有养父之风，故人称“大刀小王五”。后戊戌变法失败后，王五为救光绪帝与谭嗣同出力颇多，此为后话，先表过不谈。
    母亲病逝次年（1877年），父谭继洵迁任甘肃巩秦阶道，（按：清代之地方官制，总督为最高之衔，辖一省或数省之军民要政，全国总督常为八人，官从一品；巡抚略低于总督，总揽一省民政，官正二品；布政史略低于巡抚，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管财赋、田土、户口、地方官员考绩等，官从二品；按察史略低于布政史，掌刑名按劾，与布政史并称“两司”，官正三品；道台略低于按察史，管辖三四府州，为省与府州间之地方大员，官正四品。谭继洵为巩秦阶道，辖秦州、阶州、巩昌府三地，后谭继洵屡迁按察史、布政史、巡抚乃至总督，故列官职简介于上，参《中国近代史通鉴》卷一上册五八二页至五八六页）赴任前，谭继洵偕谭嗣同返浏阳，为徐五缘修墓，谭嗣同离开居住十三年的京城。
    返回浏阳后，谭嗣同继续师事欧阳中鹄，并于1877年秋结识唐才常，并与唐才常为终身刎颈之交。欧阳中鹄为晚清名学者，亦浏阳人，与谭家私交甚密，欧阳于学服膺于王夫之、黄宗羲、刘继庄，尤服王夫之的学问及人品，深研王夫之《船山遗书》，每传授经书，辄引船山之说为旁证，亦以王夫之、文天祥之故事激励谭、唐二人，故谭、唐之革命思想，由是生焉。是年谭嗣同十三岁作有对联二：
    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其一）
    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
    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地扬威。（其二）
    有不可一世之胸襟，其气魄非常人所以及也。唐才常十一岁，二人朝夕相处，共事欧阳师，二人之相同点颇多：勤奋聪颖、少怀大志、义胆侠风，勇略过人，故深为欧阳中鹄所深器重。（君山按：谭嗣同一生侠义，结识师友颇多，早年有王五、唐才常，后有梁启超、康有为、宋恕、汪康年、杨文会、吴雁舟、林圭等，然于私交之深、理想之近，莫过于唐才常，戊戌政变后，康梁筹事于海外，唐才常则积极谋划自立军起义，事败慷慨赴死，口吟“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视之为谭嗣同第二，亦未尝不可。唐才常晚嗣同二年生，亦晚嗣同二年死，时年亦三十三，二人其才近、其勇亦近，后人亦合称二人“浏阳二杰”，倘予有余力，必为唐才常君立传，使其事迹能流传于天下。梁启超有愧焉，其与谭嗣同之交，亦可谓肝胆相照，而唐才常之自立军起义，卒为维新派之惟一起兵，康梁之所谓“起兵勤王”，形同泡沫，则其视之谭、唐二人如何，其视之日本维新之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如何。康梁之理想远，而用事颇裹足，惟其于袁世凯称帝后，能运筹于西南诸省之反袁，盖可视为报袁陷谭嗣同之仇，亦可谓“有酬故友”。）
    1879年，谭嗣同自甘肃返（赴甘肃事见下），遵父命拜浏阳另一名学者涂启先（字舜臣，即涂大围）为师，涂启先亦崇王夫之学问。虽则欧阳中鹄、涂启先可称为开明学者，且对王夫之研究颇深，然所授之课堂，依然以科举考试为教学之纲，所传之书，无非孔颖达之《五经正义》、王荆国之新学，谭嗣同虽用功颇勤，而心则不以为然：“二者皆无当生人之用，新学尤能汨人性灵，而阴使售其伪。”而心中又有几分无奈：“生用新学新学之时，舍之无以操业。”年少之谭嗣同此时犹未能摆脱科举考取功名之理想，然对经书实无甚兴致：“嗣同顾好弄，不喜书，冀盖所短，时时诡遁他途，流转滑疑其辞，与当世大人先生辩论枝柱。”（谭嗣同：《〈仲叔四书义〉自叙》）观谭嗣同日后对师从欧阳、涂二师求学有过婉转的表示：“虽受读瓣姜（欧阳中鹄）大围（涂启先）之门，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由是可见，欧阳中鹄与涂启先于经学上之造诣，并未很深影响及嗣同。
    谭嗣同大概于此时始学诗，《三十自述》言：“十五学诗”，欧阳中鹄对谭之学诗应有深影响，谭嗣同对欧阳中鹄诗颇推重，以为其诗“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瓣姜先生深自矜惜，不欲以此皮肤粗迹表暴于人，故传钞未广，以愚观之，经义湛深，彭泽后未尝有也。”（《报刘淞芙书二》），谭初学诗以李贺、温庭筠为范本，李贺诗奇瑰，有纵横之才气，温庭筠诗精巧，有唯美之韵。以下一诗大约为谭最早之诗，谭在整理自己诗作时编有《莽苍苍斋诗》，并不曾收录此诗，但收录于《石菊影庐笔识》中，谭自注：“偶检幼作，喜其尚能流转一气，漫录于此。”可见对此诗中表现少年之豪气，谭仍颇为自许：
    奔走风尘意惘然，酒樽诗影压吴船。
    大都世事全如梦，阅尽人生懒问天。
    驹隙任添新岁月，马头还我好山川。
    弃儒关使何需讶，若此终军更少年。（其一）
    秋光心事两茫茫，飘泊少来剑有霜。
    塞上牛羊卧衰草，城头乌鹊下斜阳。
    千行柳亸鞭丝重，九折河眠弓势长。
    鼓角边城凄绝处，感怀今古一徬徨。（其二）
    另《送别仲兄泗生赴秦陇省父五首》亦为谭所做最早之诗，谭自注“时年十有五”：
    一曲阳关意外声，青枫浦口送兄行。
    频将双泪溪边洒，流到长江载远征。（其一）
    碧山深处小桥东，兄自西驰我未同。
    羡煞洞庭连汉水，布帆斜挂落花风。（其二）
    潇潇连夜雨声多，一曲骊驹唤奈何。
    我愿将身化明月，照君车马度关河。（其三）
    鹧鸪声里路迢迢，匹马春风过灞桥。
    灞上垂杨牵客思，也应回首故乡遥。（其四）
    春烟淡淡黯离愁，雨后山光冷似秋。
    楚树边云四千里，梦魂飞不到秦州。（其五）
    第三章西北行
    余常折服于谭嗣同之勇，故余亦兴趣于回顾谭生涯之足迹，以寻觅勇者之心迹。人非生而勇也，谭嗣同亦如是，当其年幼之时，“五六岁时，居京师宣武城南，与先仲兄俱事毕纯斋师，夏雨初霁，嬉戏阶下，兄适他去，四顾孑然，情不可已，遂嗷嗷以哭。”（《远遗堂集外文初编•自序》），此时尚看不出谭嗣同有何特别之处，年级稍大，八九岁时，师从韩荪农时，“夜读书，闻白杨号风，闲杂鬼欷，大恐，往奔两兄，则皆抚慰而呵煦之。”（《城南思旧铭并叙》），此时谭嗣同仍惊惧于鬼神之类的传说。勇气之由来，在于不断克服恐惧，战胜恐惧。倘若幼年丧母丧兄丧姊之惨痛经历使其“益轻生死”，则其勇于任事，视苦如甘，纵横不羁之性格，正是成型于西北荒凉之地。
    一个人精神的锻铸，必须从三方面着手：即梁启超所谓心力、胆力、体力。一曰心力，凡英雄所成就之不世伟业，必先发乎心，心者，灵魂之所属，精神之所存，人之行为，莫不以心为转移，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一曰胆力，天下无往非难境，惟有胆力者无难境，天下无往非畏途，惟有胆力者无畏途，自古英雄豪杰，胆力从何而来，由自信力而生焉，因其自信，故能达无挂碍无恐怖之境。一曰体力，体魄者，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故能负荷艰钜，能凌风雨，冒寒暑，耐非常之艰苦，以成非凡之事业。故观谭嗣同君之传记，需以此三者洞察其精神，然后方能了知谭君之志向与事业。
    谭嗣同第一次西北行于1878年，即光绪四年夏，是年其父谭继洵前往甘肃赴任道台，谭嗣同随父往。所经之途过河南、陕西、山西诸省，此数省，几乎年年灾荒，最重之年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省大旱，数千里之里，寸草难生，幼木干枯，田野荒芜，饿莩遍野，哀鸿满地。四年之后，谭继洵、嗣同一行人路过此地时，又遇大旱，天气酷热，暑气逼人，加之疠疫蔓延，多人或因中暑，或因得病，纷卧不起，谭继洵之宾幕死者二人，而赶车挑担之奴仆，结局更为悲惨，苦役加之暑气疫疠，死者达十余人，人人皆思逃去。最终连谭继洵也不可避免染上重疾，卧病陕州。此年谭嗣同仅14岁，因少年筋骨强健，反倒无碍，然过多的变故使其难知适从，幸有谭继洵之忠心宾幕刘云田，虽则自己身体羸弱，然独发奋敢任，无择劳辱，“日削牍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药，践死人，大惊，绝气狂奔，踣于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进，连触死人首，卒市药归。归则血濡袜履，盖踣伤足及践死人血也。”幸赖刘云田之忠心与努力，谭继洵幸而得以治愈重疾。由于此事件，刘云田为谭继洵所重用，故谭嗣同与刘云田之友谊，亦始于此。此次西北之行，历尽艰辛，而谭嗣同卒无大碍，此得益于京城习武之经历，筋骨刚健，非常人所能比，经历了此次惊心动魄之行程，不仅令少年谭君眼界为之一开，而且亦增强其战胜苦境之自信力，或如梁启超所言之胆力。后来谭嗣同十年游历，视坎途为平川，视苦如甘，此得益于此次西北之行。次年因奉父命返浏阳师从涂大围、欧阳中鹄继续学业（见上章）。三年后，即1882年第二次赴甘肃。
    此年谭嗣同18岁，随年岁之增长，其学识及体魄均较第一次入西北时增强许多，此次出塞，更显得踌躇满志。行程很顺利，谭记道：“八年春，赴甘肃，舟至长沙，易舟流湘迳湖北，溯汉至襄阳，又易舟仍溯汉，溯丹至荆紫关，陆迳陕西。夏，抵秦州，从行县伏羌。”
    甘肃一带，地瘠民贫，回汉杂居，民风悍勇，是时距左宗棠平定陕甘不过十年，故甘肃省仍属恢复时期，经历十数年回汉交战，百姓流离，饿孚遍地。中原一带汉民来此，总以为苦，而嗣同非但不以为苦，更将此贫瘠之地作为展示其奇侠豪迈、纵横不羁个性之舞台，使其融入西北剽悍粗犷的性格之中。谭嗣同二度来到西北，写下他年轻时代最好的词作《望海潮》：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铿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后来谭嗣同与友人论及此时，仍抑制不住驰骋边塞之豪情：“飞土逐肉，掉鞅从禽。目营浩罕所屯，志驰伊吾以北。穹天泱漭，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戊己校尉，椎牛相迎；河西少年，擎拳识面。”（《报刘淞芙书一》）
    此时之谭嗣同，其胆识与勇略，决非常人所能及，谭刻意于强健筋骨，磨练意志，以下录二则嗣同生活片断，以窥其无伦之胆略：
    “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闲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严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与沈小沂书二》）
    “嗣同闲至军，皆橐鞬帛首以军礼见，设酒馔军乐，陈百戏。嗣同一不顾，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嚘，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血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刘云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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