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何须怨杨柳——廖立之徙与官场潜规则

    
    廖立的生平，由于隐匿在《三国演义》之外，所以熟悉的人并不多，——在我的想当然里，以为现在很多人熟悉其时的人物多是从《演义》里得知的。近来诸多学人著文评三国十大悲情人物（亦有十大低估人物之说），廖立便是其中之一，排位靠近前列；大有把“廖立之徙”作为诸葛亮排斥政治异己之举，进而演化成一桩新历史公案来争论的势头。
    《三国志•蜀书十•廖立传》中对“廖立之徙”始末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先主领荆州牧，辟为从事，年未三十，擢为长沙太守。”廖立算是少年得志的那类革命同志，三十岁不到就官居正厅级——长沙市的主要领导。年纪轻轻就被刘备委以重任独挡一面，任命为一个重要城市的一把手，廖立应该确有过人之处和经纬之才，这从诸葛亮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入蜀图霸业，时诸葛亮留守荆州并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孙权派了使节到荆州出访以示交好，在访问座谈会上，使节问诸葛亮，荆州哪些人士在管理方面有杰出才能？亮应曰：“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诸葛亮对廖立是非常看重和欣赏的——在与吴使座谈这种正规场合中高度肯定了他的才能。从当时情况来看，廖立的仕途前景应该是牛气冲天，一片大好，发展前途当未可限量。而造物往往爱与人开玩笑，世事的发展多出人意料，更何况在封建时代的官场，其变化更是风诡云谲。当然，廖立自己的主观因素是这场命运玩笑与变故的主要原因。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命大将吕蒙突袭荆州的南三郡，亦即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时廖立为长沙太守，廖立在这次“长沙保卫战”中的表现很差劲。《三国志•廖立传》载“立脱身而走”，记述中仅有的一句话点出廖立成功地逃跑了出来，并没明言廖其时大开城门降吴，但这句话意味深长，这句话背后所隐含的东西，后来也成为同僚诟话廖立的内容之一。从裴松之注（诸葛亮上给刘禅的表）看，有廖立“守长沙则开门就敌”的字句，基本上点明了廖立是在投降后又找机会跑出来的。结合《三国志•吕蒙传》记载内容看，“权命蒙西取长沙、零、桂三郡。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廖立当时应该是“望书而降”的，接到吕蒙的信就吓得不敢与其交锋了。不过后来他终于还是从吴人手中逃跑成功，“自归先主”，跑到四川刘备那儿去了。刘备重人才，并没因为他的这段表现怪罪他，还是信任如故，让他作了巴郡（治所为江州，即现重庆）太守，没过几年，刘备称汉中王，又把他调到了中央工作，为侍中——蜀主办公厅的重要官员，在当时，这是一个在中央政权主要领导身边行走的重要位置。刘禅继位后，廖立被提拔到长水校尉岗位上，这次人事变动好象有点明升暗降的感觉，但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是多岗位锻炼，从行政部门到军事部门的轮岗，这是要重用的前奏。廖立对这次的人事任命，从心底里非常不满。于是，廖立被贬谪的悲剧也从开始正式上演，这次人事变动只是导火绳，而他在仕途方面的性格缺陷才是真正内因。
    廖立对自己能力的自我估价非常高。他素以为，蜀国除了诸葛亮外，有本事、有能力、理应委以重任的非他无二人，按现代的说法就是“诸葛亮第二”。可现实的情况却是其在仕途上的发展连李严等人都不如，因而他一直为此耿耿于怀，牢骚满腹，这可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史上类似这样的反面教材太多了。如果廖立能把这些牢骚深藏在心底，诚心静气，埋头做好本职工作，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机会在仕途上跨步前进，毕竟诸葛亮对他非常看重和赏识。但就在这时，他犯了一个在官场中最不该也是最不可犯的错误，这个错误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走向，这让我想起时下颇为流行的一句快餐文化式人生指导语，“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话平常却很管用。有一天，廖立与诸葛总理府中分管人事的官员蒋婉和李邵闲谈，廖对蒋李二人说：“我国大军行将远征魏国，我想与你俩说一说有些事。以前先帝（刘备）不攻取汉中，跑起去与孙吴争南三郡（见前文说明），三郡却被吴攻取了，三军因征战疲惫不堪，一无所获。攻取汉中的机会也因之丢失，夏侯渊和张郃还差点一路打到蜀的中心来了。后来虽然夺取了汉中，但付出了荆州失守关羽战死，丢掉上庸死了刘封，白白的失去了一方疆土的代价。这些都是由于为先帝所器重的关羽刚愎自用，治军打仗无方，“意识流”式的战术，才造成这么几次重大失败。两位看看朝庭现在又是怎么在用人？向朗、文恭和郭攸之这些平庸之辈，文恭身为副省长没有副省长的管理才能，向朗、郭攸之和王连也不是能当大任之人，但这些人却能得到提拨重用，这种任人思路，国家不搞糟糕才怪！”蒋婉是廖立的同乡兼好友，李邵也应该是他的好友，从廖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对他评议时政可以推测。
    但两位好友却原原本本地将廖的牢骚之言对诸葛亮作了汇报。这可不得了，捅了大漏子。按其时之法纪度：廖立不是言官，却乱议朝政，私底下臧否群士，这是左官罪，最低限都该罢免其官职；对先主大犯阙词，攻击大行皇帝，犯大不敬罪，砍头的理由都足够。由是诸葛亮上表刘禅，云：“廖立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公开诽谤群臣，诋毁国家没有按任人唯贤原则来进行干部提拨任免，轻视和恶言中伤率领三军的大将；攻击和侮辱先帝，造谣中伤各位同事。‘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类似这种情况的行为和言论廖立数不胜数。羊群中要是有羊乱跑，尚且会给羊群的稳定带来危害，更何况廖立身为国家高级干部，以这些谣言惑众，普通干部和群众又怎么能搞清楚其所传播的是真是假？”言下之意，稳定压倒一切，廖立的问题如果不处理，将会经蜀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这一次，看来诸葛总理对廖的举动是相当生气，后果因此也也很严重。诸葛亮在其给刘禅上的表中还列举了廖立的一些劣迹：“廖立以前在先帝手下打工时，表现得就不够忠义，比如在长沙任主要领导时，吴军一攻近长沙就开门投降；在巴郡任一把手时也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卑劣之事（大概是腐败堕落）；跟随我后则诽谤先帝，臧否同僚；给先帝守灵时，却在先帝灵柩旁边持刀杀人。”凡此种种罪名，不一一列举，由这些已经能清楚看到，廖立的议论与蜀国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的，其言谈不仅没有弘扬主旋律，还犯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思想错误；更主要的是，他违背了官场潜规则，没能与中央政权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于是，“废立为民，徙汶山郡”，贬到了现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以北的地方去当老百姓，不是迁谪，而是流放，和现在的劳动改造差不多。
    廖立领着一家老小，流放到汶山郡这个羌族聚居地，过着自耕自给的小农生活，物质生活条件与当初在京城为官时的养尊处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来自精神层面的寂寞与折磨，可能才是他心底最无法忍耐的折磨。对这种生活，他心里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在这种无奈中，他静静地等待和期盼着诸葛总理召他回京重新为官的日子的到来，这可能是他当时精神上唯一的支柱。在这无奈和静静地期盼中，光阴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数年。终于，有消息传来，诸葛亮卒于武功五丈原。闻听这个消息，廖立垂泣良久，泪所落者，抑或有为诸葛去世之伤感，毕竟诸葛亮没有斩尽杀绝，毕竟诸葛亮是他的伯乐；恐怕他更多的是在为自己命运多舛而悲伤，而哭泣。他哭过之后，道出了一句直白而又实在的内心话：“我这一辈子都将是流放者了！”他也明白，诸葛对他其实够宽大的了，因为诸葛是他的伯乐，非常看重、赏识他的学识和能力。诸葛亮一死，他永远都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其实人的一生，大抵皆如此，你拥有阅读、理解这个世界的机会之时，你并不明白该如何去阅读和理解；等你终于开始明白该怎么阅读、理解这个世界时，却也永远地失去了阅读和理解的机会。为人如此，做事如此，感情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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