繻葛之战，波利比乌斯

    战斗双方：
    ——王师及陈、蔡、卫、虢四国联军（周桓王姬林，周公黑肩，虢公林父）。
    ——郑军（郑庄公姬寤生，祭足，公子子仪，公子突，祝聃）。
    决定性：
    ——周王室能否恢复权威和力量，或周朝的政治秩序是否会最后崩溃？
    周天王之死
    公元前720年，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荒凉和蒙昧中。在少数的文明地区，印度还没有完全从雅利安人征服的黑暗时代中走出来；在西亚，刚刚崛起的亚述帝国征服了两河流域，并在两年前攻灭了以色列王国，掳走了“上帝选民”的十个支族，让硕果仅存的犹大王国成为地球上唯一供奉“上帝”的蕞尔小邦；在非洲，古老的埃及正处于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代末期，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王朝四个新旧政权打得不可开交；更西面，刚刚重建文明的希腊人此时正在他们称为“大希腊”的西西里岛上开疆拓土，建立殖民地，迎来了气势磅礴的扩张时代。
    这一年，在欧亚大陆东部，一个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明世界也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周王朝第十三代天子、平王姬宜臼在洛邑驾崩。
    周平王漫长的一生，见证了周王朝由盛而衰的百年动荡。他的童年时代，正当祖父宣王在位时期（前827-前782），也是西周的最后一个盛世。但王室的力量已经在各蛮族的侵扰下日趋衰退。父亲幽王继位后，朝政更加腐朽，平王当时还是太子，竟因为幽王宠爱褒姒而遭到废黜，被赶出镐京，差点命都不保。王室对诸侯的控制也大为削弱，给四方戎狄以入侵的良机。幽王十一年（前771），犬戎攻破京城镐京，将一代名都夷为废墟，幽王也在骊山下被杀。平王在这场大乱中由申、晋、郑、卫等诸侯拥戴继位，但同时另有一批诸侯拥戴他的兄弟姬余臣为王，史称“携王”。周朝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二王并立”局面。京都残破，政局动荡，加上西戎各族大批涌入关中，平王已经无力将他们赶走。第二年，平王在无奈之下，由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四个诸侯派兵护送，在凄风苦雨中离开了周朝三百多年的都城镐京，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从此开始了漫长而多变的东周时代。
    但在东迁之初的头半个世纪，还没有人察觉到新时代的降临。平王花了剩下的大半生时间致力于恢复古老的政治秩序。首先是重建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华夏诸国集体安全体系。平王将岐山以西被犬戎占据的土地许给最西面的秦国，要求它担负起挡住西戎的重任；在洛邑以西，还有虢、虞两国组成第二道防线；洛邑以北和以东分别是晋、郑国两个大国予以厚实的屏障，而在南面则由申、吕两国戒备长江流域的蛮族。以洛邑为中心，方圆六七百里都是专属于王室的“王畿”，远大于其他诸侯国。新都洛邑是当年周公东征时建立的对东方诸国的控制中心，传统上有数万人的“成周八师”，曾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东迁后虽然已在战争中残破，但仍足以拱卫京师。
    平王十一年（前760），僭位的“携王”被晋文侯处决，周王室的号令归于一统；平王二十一年（前750），秦武公又大败犬戎，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平王，王室进一步恢复权威和力量。此时各诸侯国中，齐、秦尚未兴起，楚国僻处长江流域，称得上大国的，只有晋、郑二国。二国一向对王室忠心耿耿，平王得以顺利即位和迁都，也多亏了二国的效命。特别是郑国，首封郑桓公为宣王之子，平王之叔，属于近支宗室（晋国首封国君姬叔虞是武王的儿子，关系就要远多了），被封在关中的郑（今陕西华县），属于王畿里的内服诸侯。郑桓公在犬戎之乱中殉难，世子掘突继位，是为武公，武公不但亲自护送平王迁都，而且自己也举国东迁，都于洛邑以东的新郑（今河南新郑北），继续辅佐周室。也正是由于这份情谊，郑武公一直担任王朝的“卿士”。这是西周最重要的官职，不仅协助周王处理朝政，号令诸侯，而且还兼任“太师”，直接指挥周王朝的中央军队，充分体现了平王对武公的信任。
    表面上，古老的秩序恢复了，但变化仍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平王御宇三十多年后，苦心经营的政治秩序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痕：晋国公室分裂成了两支，为了争夺国君之位打得不可开交。这场大内战持续了六十多年，一度强盛的晋国竟尔中衰，这使平王苦心维持的势力均衡局面被打破，郑国的势力开始膨胀。这时郑武公也已去世，世子寤生继位，是为庄公，和平王的血缘关系渐趋疏远。周代奉行“世官制”，官位和爵位同样可以世袭，所以庄公仍然在朝中担任卿士，把持军政大权，令平王渐渐感到不安。
    后来，平王开始起用自己亲信的内服诸侯虢公林父，并打算将庄公的权力移交给他。不料事机不密，走漏了风声。庄公知道后，对平王十分不满。平王为了安抚庄公，只有假意澄清，说没有这回事。为了表示诚意，平王还提出和庄公“交质”——互相交换儿子作为抵押。于是庄公派世子忽到洛邑，平王派王子狐到新郑，相互为质。诸侯委质天子倒也罢了，天子委质诸侯，却是前所未闻。后人多以此作为王室衰落的重大标志。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笼络诸侯的方式，而且郑国送来的是世子，周室送去的只是一般王子，多少给了王室一点体面。
    周郑交质是平王在位期间办的最后的一件大事，但事实很快证明，郑庄公的野心并未因此而被遏制。平王在位的最后两年，庄公肆无忌惮地将王师和虢国的军队调去攻打和自己有私仇的卫国，开了春秋史上诸侯国相互攻战的先例。东周初年的平静不复存在——此后五百年中，这样的战争几乎每年都将上演。
    就这样，周平王五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位饱经忧患的天下之主在洛邑的寝宫中永远合上了双眼。此时他的内心大概和半个世纪前一样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某些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他所熟悉的整个世界或许都将因此而崩溃，唯一幸运的是，他不必自己去面对这一切。
    那时候，一首叫做《兔爰》的忧伤歌谣开始在王畿流传，恰似平王一生的写照，也反映出传统贵族面对时代面前的怅惘与焦虑：
    “我出生时还没有辛劳，
    出生后却遇到这百般凶兆。
    我但愿能长眠不醒，
    再也听不到那些悲惨的事情。”
    （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诗•王风•兔爰》）
    庄公之野望
    如果说平王之死意味着生于西周时代的最后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那么郑庄公的出生正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征兆。庄公是头足颠倒生下来的，故名“寤生（寤通牾）”，这似乎是他未来将颠倒整个政治秩序的一个象征。从幼年时代起，庄公就没有得到丝毫的母爱，母亲武姜永远只偏爱弟弟共叔段，而对导致她难产的长子非常厌恶。这也令他早早地学会了冷酷的生存法则。前743年，武公去世后，依靠嫡长子的身份，年方十四岁的庄公顺利继位。但弟弟共叔段仍然在武姜的撑腰下飞扬跋扈，试图取代他的地位。庄公隐忍了许多年，装作懦弱可欺，任由弟弟和母亲施展各种他早已暗中掌握的阴谋手段，背后却在进行周密的部署。前722年，在共叔段预备发动叛乱前夕，庄公果断采取行动，一举打垮了共叔段的势力。共叔段及其党羽仓皇出逃。其中共叔段之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仍在策划反击，庄公便仗着王之卿士的身份，出动王师加以讨伐。从而由郑国的内乱酿成一场波及中原诸国的大混战，连周天子也身不由己地卷了进去。
    正当同卫国的争端愈演愈烈时，平王驾崩的消息传来。平王太子早死，由嫡孙姬林继位，是为桓王。从辈分来推算，桓王践祚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做事情比较冲动。他早就对当年周郑交质的事情不满，继位后很快重申前议，打算把郑伯的权力移交给虢公。庄公得到消息，表面上不动声色，到了四月，正是第一次麦熟之时，庄公指使大夫祭仲率一支军队到王畿内的温地去，把当地的麦子盗割了。过了几个月，又去成周割了当地的稷谷运回郑国。这看似只是儿戏之举，但庄公自有深意：他既要炫兵耀武，教训一下乳臭未干的新君，又不能给人抓到“以下陵上”的把柄。郑国本在王畿之内，同其他内服诸侯的地盘犬牙交错，出头的又只是自己的卿大夫祭仲，这一次的冲突完全可以当作是下面不同封臣之间的土地纠纷，庄公本人不用负什么责任，甚至可以以“卿士”的身份加以处理。但同时，这次事件已经给新君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信号：一旦他敢轻举妄动，庄公将不惜以兵戎相见。
    桓王无疑读懂了这个信号，不敢再提分权给虢公的事，第一回合的较量，天王惨败。此后周朝和郑国间的关系降到冰点，庄公不再入朝，但仍然把军权牢牢抓在手上。恨得桓王咬牙切齿，却仍然无可奈何。
    当年十二月，庄公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同东方的齐国结盟，势力进一步壮大，也引起了周边各国的疑惧。前719年，旧仇卫国纠集了宋、陈、蔡三国，奉实力最强的宋国为盟主，结成反郑大联盟，在东方结成了一道包围线。四国联军包围了郑都，“击鼓成镗，踊跃用兵”（《诗•邶风•击鼓》），一举击败了郑国的步兵。第二年，郑国发动反击，北上袭扰卫国郊野，卫国以附庸国南燕（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后来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为北燕）的军队反攻入郑国。庄公命祭足、原繁、泄驾三名大夫率军从正面迎击，而派公子子仪和公子突（庄公的两个儿子）率军从后方偷袭。现在看来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伎俩，但西周以来讲究的是“堂堂正正之师”，打仗也要遵循礼法，在背后偷袭是不被允许的歪门邪道。南燕军哪里料到郑军已经如此“堕落”，转眼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击退了卫国后，庄公又转而向宋国开战。出动王师攻打宋国，进入了宋国都城的外城。为了报复，宋国也发动反攻。在前717年秋，攻下了郑国的军事要地长葛（今河南长葛北）。战局渐渐对郑国不利。庄公想和陈国修好，避免被两面夹击，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宋国。但陈桓公刚刚得到桓王的宠信，根本不考虑和郑国结盟的可能性，而是一口回绝。后来郑军虽然击败了陈军，但关系只能越来越僵化。陷入困境后，庄公又想向桓王求助，想借助天王的权威，促使陈国结好并压制宋国，于是在年底恭恭敬敬地跑到洛邑来朝见。当然，庄公知道，要桓王和自己冰释前嫌，不是光做个姿态就行了，还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实质让步。他必须交出一部分权力了。
    君臣大斗法
    庄公来朝觐当天，桓王想到三年前祭仲率郑军到王畿来割麦抢粮的无赖行径，不由心头火起，脸色自然不会好看，接见时也不回礼，弄得庄公几乎下不来台。朝见结束后，周公旦的后裔、王室重臣周公黑肩劝桓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至），况不礼焉！”话虽然委婉，却点到了问题的要害：王室的大权至今可还把持在郑庄公手上，来不来朝的主动权也掌握在对方手上，关系闹僵了对谁都没好处。桓王大概稍有所悟。史书并未记载此后桓王和庄公如何达成和解。但第二年陈国就和郑国和好，陈桓公还把女儿嫁给在洛邑为质的郑世子忽，此事如无桓王的支持恐怕难以发生。于是前715年，庄公也投桃报李，让出了部分权力，桓王顺利地任命虢公为右卿士，而以庄公为左卿士，二人平分秋色。此后由齐僖公出头，为郑和宋、卫两国调和，一起在瓦屋会盟。不久，庄公便引着齐僖公朝见了桓王，向桓王表示臣服。君臣之间似乎恢复了融洽的关系。这一回合的较量，可以说是“双赢”。
    庄公对桓王低头，付出了政治上的重大代价，并不只是要和宋国和好，而是为彻底压倒宋国争取时间。第二年，去年会盟的墨迹未干，庄公便顺利讨到了“王命”，以宋国不朝见周王为由大举兴兵，率王师讨伐。有人认为庄公纯粹是假托王命，但事实上，庄公将王命向各国宣示，声势闹得很大，很难想象庄公竟敢公然捏造而不怕周王拆穿。这次征伐无疑得到了桓王的支持，或许也是去年和桓王所达成协议的一部分。前713年，庄公与齐、鲁两国联合攻打宋国，宋国也联合卫、蔡等国发动反攻。从年中打到年底，王命在手的联军节节胜利，宋、卫、蔡三国连番败绩，主力军也被歼灭。翌年，庄公甚至调动了虢公林父的军队攻打宋国，又把宋国打得抬不起头来，不得不割地求和。与此同时，庄公还借不从王命之名，讨伐许、郕、息等小国，也获得了一连串胜利，声威大振，俨然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
    王室一边，桓王虽然一度同庄公妥协，却并不愿意看到郑国势力的壮大，他的最终目的是从庄公手上收回王室的权力，重振天子的声威。因此，桓王不断试图对郑国加以遏制。前712年，当庄公和宋国开战时，桓王趁机向郑国索取了邬、刘、蒍、邘四个邑的田地，而“慷慨”地给了郑国王畿中的十二个邑——这些采邑并非天子直接所有，而属于武王时代就分封的苏忿生家族。桓王甚至没有跟苏氏一族交待，而要郑国自己去取，分明是有意挑起郑国和苏氏的矛盾。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这个王室衰微的时代，这种做法也太不合时宜。结果双方都对此很恼火，一件事种下了两个祸根（苏氏日后也发动叛乱）。时人对此不无微词，《左传》中评论说：“己不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庄公老谋深算，暂时隐忍不发。桓王却自以为得计，于是设法进一步剥夺他的权力。名义上，庄公和虢公都是卿士，但桓王早已将权力的天平向虢公一面偏斜。不久，桓王又重用周公黑肩等亲信大臣统领王师，逐渐把庄公撇在一边。就这样过了三四年，前708年，西面的芮国（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芮城）发生内乱，秦国趁机进讨，被打得大败。王师经过几年的整顿，渐有起色，桓王命王师和虢军前去征讨，结果打了个大胜仗，连国君芮伯也被俘虏。这是东周时期王师难得的军事胜利，现在桓王对自己的军队有信心了，决定趁势解决尾大不掉的“郑伯问题”。
    第二年，桓王经过周密部署，正式炒了庄公的鱿鱼，解除了他的卿士职务。庄公惊怒交加，从此不再入朝，以为多少可以要挟桓王一下。可人家要的就是你不入朝，桓王雷厉风行，立即以庄公不朝拜天子为理由，调集了虢、卫、陈、蔡四国军队联合征讨郑国。郑国的几个旧仇，除了宋国上次因王命被伐而含怨不来外，差不多都到齐了。形势急转直下，庄公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当年夏天，桓王亲率大军进入郑国。这是自宣王时代以来，近百年中周王第一次御驾亲征，也是历史上周王第一次亲自率军讨伐一个诸侯国，在当时的轰动效应可以想见。是天王重振声威，还是小霸旗开得胜？整个华夏世界都屏息看着事态的进展，这将决定现在和未来所有人的命运。
    繻葛始鏖兵
    周桓王十三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公元前707年。这一年的夏天，在卫国，许许多多女郎开始传唱一支凄婉动人的歌谣，思念自己从王出征的爱人：“伯兮朅（勇武）兮，邦之桀（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豈无膏沐，谁适为容？”（《诗•卫风•伯兮》）
    当女郎们正玉容憔悴时，她们的丈夫或恋人却已渡过黄河南下，“为王前驱”，浩浩荡荡地行军在郑国的郊野。王军、虢军从王畿东出，陈、蔡军从南方北上，加上南下的卫军，三军从不同方向深入郑国内地并会师，随即一起向郑都新郑进发。不久便在新郑南面不远的繻葛，也就是十年前曾被宋军攻下的长葛，同庄公亲自统带的郑军相遇。
    王师伐郑，是庄公政治生命中的最低点。往日他高唱的“王命”口号，如今成了对他的绝佳反讽；以前由他一手左右的王师，现在全没了，不但没了，而且反过来对付他自己；齐、鲁等同盟国都不愿意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不肯发兵相助——没协助天子“讨逆”就已经很够义气了。郑国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王师以及其他四国联军。在名义上，庄公已经变成了整个华夏世界的公敌。他一生的霸业也将毁于一旦，他手上唯一的筹码，只有自己亲自带来出的这支郑军。幸好，这个筹码并不小。
    郑国是最先投身争霸战争的国家，这些年来和中原列国及四方戎狄交战无数，逐渐锻练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在连年战争中，郑军一步步从西周时代“军礼”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上次击溃南燕军，就是用了背后奇袭的战术；后来黄河以北的山戎族一度南下侵郑，郑军佯败，诱敌进入伏击圈内，然后围而歼之，开历史上伏击战之先河。这些光辉战例令祭足、原繁、祝聃、公子突等一批优秀将帅脱颖而出，当然，他们背后还有老奸巨滑的庄公本人。郑国君臣内部的尔虞我诈不少，但此时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只有精诚合作，共御王师，才有出路。两军相遇后，战前的紧急会议上，公子突提出了一个绝佳的建议，经过君臣间仔细的讨论，一个新颖的作战方案逐渐形成……
    第二天，两军都作好了战斗准备：王师联军方面，桓王亲自将中军，即王师的主力，虢公将右军，包括蔡、卫二军，周公黑肩将左军，以陈军为主。王师“三军”的兵力不详，按周制中一军10000人的规模计算，则王师联军共30000人，按战车和步兵30：1的比例则约为1000乘战车。郑军也分为三部分，庄公和原繁、高渠弥将中军，祭足将“左矩（左方阵）”，公子子仪将“右矩”。郑军具体兵力已经不可考，当年庄公讨伐劲敌共叔段的时候出动的全部兵力为200乘战车，约6000人，可见兵力尚很有限，后来势力大张，军事实力当有所增加，但当时打仗只能用同氏族的“国人”，不能随便拉壮丁，增加也不会太多，至多为五六百辆战车，一万多人，不可能超过王师联军。虽然如此，这也是城濮之战前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后来齐桓公称霸的全部家当，也只有800辆战车）。
    战斗开始后，周军即以密集的战车方阵，在正面缓慢而齐整地向前推进。前面是执戈执殳，以为前驱的步兵，后面是四匹马拉的战车横列，如同一面平行移动的铜墙铁壁，能轻易碾碎一切敢于阻拦的蝼蚁。三军形成整齐的正面，没有独立的战术单位。这是西周以来就传下来的经典战法，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王师应有的气派。如《司马法•天子之义》中说：“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这种大方阵战术的要诀是保持阵列的整齐，全力压迫敌人的正面，最终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西周时代，王师号称“有征无伐”，正是靠了这种方阵的力量。
    此战中，正当盛年的桓王躬擐甲胄，在中军亲自指挥。俨然有高祖宣王当年御驾亲征的风范：“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闞如虓虎！”（《诗•大雅•常武》）天王震怒，王师神武，勇将如云，如同咆哮的猛虎，要粉碎一切敢于抵挡的力量。
    按照惯例，此时对方不是丢盔弃甲逃走，就是也结成大方阵全力冲击。谁能阵脚不乱扛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但奇怪的是，这些情况并未发生，战局向桓王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坎尼”灭王师
    庄公站在元戎指挥车上以蝥弧之旗（庄公的专用旗帜）指挥三军。在王师的压迫下，郑军中军缓慢后退。此时蝥弧旗猛然挥动，擂鼓震天，左右两个方阵向前方冲击。“旝动而鼓”是庄公先前安排好的次序，具体的部署如何已经不可考，但显然是一种打破常规，令对方措手不及的作战方式。左右两阵也结成了两个古怪的方阵，被称为“鱼丽之阵”，这一阵法的特点是战车之间并不密集，留有很大的空隙，而由后排的战车在后方补上，形成交错的格局，宛如疏落的鱼群。这样一来，战车的活动空间大为增加，速度也大大提高，能够疾驰前进而不必担心相互冲撞。并且这样一来就加强了纵深方向的防御，虽然正面不密集，但层层叠叠，至少有六列之多，《左传》称“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是也。
    两行“鱼丽”疾驰而至，联军的两翼慌了手脚。按照西周的战法，以中军的正面突破为核心，两翼只担任辅助性的掩护及扫尾工作，所以这两翼分别由战斗力较弱也并不同心协力的陈、蔡、卫三国军队担任。但现在庄公显然把精锐之师都压到左右两翼上，无论在气势上还是阵形上都远远优于对面的联军。
    战场之外的另一个因素也起了作用：此时各国军队基本由“国人”组成。“国人”意即“城里人”，同各国王室出于同一氏族公社，也享有较高的政治权利，同城外被征服氏族的“野人”不可同日而语。也正因为如此，各国的高层政治动态对他们影响很大。陈桓公年初刚死，几个子弟争位，闹得一塌糊涂，以致“国人”之间也四分五裂，左翼陈军本来斗志涣散，被郑军的鱼丽阵快速冲破后，几乎没有抵抗。顿时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周公黑肩难以收拾局面，甚至连天子的中军后部也被冲散了一部分。
    与此同时或稍后，周联军的右翼，蔡、卫二国也挡不住鱼丽阵的攻势。两军匆匆合为一翼，本来指挥不畅，协调作战有困难，又看到陈军正在四散溃逃，更无斗志。想到家乡的父母亲人在企盼自己归来，又何必在异国他乡送死？两军很快瓦解，大部分随陈军一起逃走了。
    此时，中央的主力王师也军心大乱，严密的阵形在背后被自己人冲散，一时之间难以重新组织起来。而两翼被切断后，自己的左右两侧完全在郑军的包围之下。于是公子子仪从左面，祭足从右面，一起向内旋转，夹攻王师。庄公亲率的中军此时也上前交战。王师三面受敌，不住败退。但“御林军”的素质总算高一点，始终没有出现溃不成军的局面。
    最后关头，桓王还想力战挽回败局，正在坚持指挥，最后防线也被冲破。一辆郑军的战车迎面驰来，车上站的正是郑国大将祝聃，此人凶悍之极，居然一箭射向桓王，正中肩膀。桓王吃痛，还好没有射中要害，还能继续指挥军队。但桓王知道大势已去，再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天王不吃眼前亏，于是咬牙命令全军撤退。
    不久，蝥弧旗迎风招展，庄公的戎路战车向前方驶来。祝聃一面向他报捷，一面请命追击以扩大战果。庄公既感扬眉吐气，又倒抽了一口冷气：祝聃这厮无法无天，居然一箭射到天子身上！虽然没中要害，也是悖逆之极的举动。现在如何善后呢？庄公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比祝聃这样的军人想得更深了一层：继续追击王师，可保必胜，甚至俘杀桓王也不困难。但这样一来，自己就破坏了游戏规则，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其他有野心的诸侯统统会以“轼君”的名义兴师问罪，到时后果就无法预料了。这样一想，郑庄公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正装恭”，义正词严地说：“君子不欲多上（凌驾）人，况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足够）矣！”一副迫不得已、痛心疾首的样子，挥手将祝聃斥退，命令全军鸣金收兵。繻葛之战就此结束。
    这场会战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作战方式的较量：即以奇正相辅、侧面进攻的战术击败并取代了简单的正面突破，令战车雷霆万钧的威力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而郑军以弱势兵力竟能围歼五国同盟的王师联军，正是利用了——或者说发明了——五百年后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获胜的“坎尼模式”（modeofCannae），即中央凹进，两侧包抄的战术。这是已知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坎尼式”会战，也是最典型的战例之一。
    繻葛之战还有一点余波：当天晚上，庄公又命令祭足去慰劳王师，估计还给桓王带了点药和补品，以免他病情恶化，一命呜呼。祭足是十三年前带兵去王畿取麦的主谋，这时居然反过来慰问桓王，令人哭笑不得。当天夜里，祭足多半又把庄公那套“君子不欲多上人”的“自救”理论搬出来，请桓王暂息雷霆之怒，班师回朝得了。桓王手都抬不起来，还能怎么办呢？只有苦笑而已。但当祭足毕恭毕敬地退下时，双方都已心知肚明，除了空洞的礼节，以往的宗亲之谊、君臣之伦已经灰飞烟灭。在大半个世纪的修修补补之后，旧时代的政治秩序仍然彻底崩塌了。
    尾声
    这段历史的最后结局，恐怕出乎每一个当事人所料。桓王十年后病逝，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他死后因为没钱按天子的排场下葬，梓宫摆了七年才入土。这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御驾亲征，也成为东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桓王恢复天子权威的最后努力失败了。但郑国一方也决不是胜利者。郑国的霸业继续风光了六七年，一度逼得周室抬不起头来，但很快便随着庄公在前701年的逝世而告终。庄公称霸的根基，在于他作为周王卿士的身份和掌握王师的力量，换句话说，在于王室自身的力量。但繻葛之战后，郑国也失去了这两者，而且四面树敌，强国环伺，称霸的局面势必难以维持。
    但是繻葛之战已经成功地摧毁了周王室的残余力量和体面，在中原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也给各周边大国以绝好的机会。再过一代人的时间，齐、晋、楚、秦就将相继崛起。他们将学习并超越郑军在早期战事中发明的各种战术，并将其推向极致。繻葛一战宣告了从西周到春秋的过渡时期结束，一个礼崩乐坏、生灵涂炭而又充满活力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