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游不断下的放纵

    
    孔子认为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取决于君是否明，臣是否贤，这种纯系封建道德思想的治国理念只能依靠人的自律。芸芸众生千姿百态，或君子，或小人。那么如何区别对待就成了问题。如果纯用道德的标准去区别未免过于狭隘。古人没有今人的法治眼光，更不会意识到人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中国封建社会下的法治过多也是基于传统道德下的人治。因此对于封建国家管理层人事的甄别选取全系君王依靠自身的聪明贤能慧眼识人，可惜的是人无完人。倘若那个皇帝糊里糊涂，优柔寡断，难理孰是孰非，恐怕再多的劝化教育也无济于事。所谓奸佞历朝历代皆有之，他们霍乱朝纲，堵塞言路，欺下罔上搞的国家乌烟瘴气每况愈下。事物总是有因才有果，奸佞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就如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样，正是某些君王的人性弱点成为了培植奸佞小人的温床。小叙一段切入正题。
    公元前48年，大汉朝迎来了第八个皇帝汉元帝。这位皇帝就是当年汉宣帝流落民间娶妻许氏所生的刘奭。刘奭自小不但通经好儒，且多才多艺，喜音律好琴瑟。然而似乎世事总是造化弄人，偏偏这位仁慈风雅之人却难逃政治上低能。要说做为皇帝心地善良又爱好宫商羽音未尝不好，只是过犹至及不加警戒，反而会被投机专营之人加以利用，恐怕就不妙了。刘奭二十八岁登基做了皇帝，按常理也正当青春鼎盛，真奈偏偏体弱多疾。只得借故将本该自己处理的政事全权委托给了自认十分信任的弘恭，石显代理。刘奭的这一决定也是经过考虑的，他认为石显这等宦官孑然一身，在内无党羽在外无牵挂，比起那帮儒臣外戚做大势力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很值得自己信任。也正是刘奭这一浅薄的认识促使宦官开始粉墨登场于西汉的政治舞台。
    石显，字君房，今山东济南人。少年的时候因犯法触律被施以宫刑，并在宫中服役。遭此劫难后，先前目无法纪，横行乡里的石显变的小心谦和，谨慎处事。在宫中服役期间，恰巧认识了和自己一样受过宫刑的弘恭，弘恭圆滑老练，并且也曾是个读书人，深悉经史汉律。石显和他相识，真可谓“受益匪浅”，二人一见如故，如影相随。不久聪明习事的石显就进入了朝廷中枢。汉制一般称宦官为中人，因此凡宦官担任的官职，官职前面皆冠以“中”字。这时石显升任中尚书仆射（中书令的副手），弘恭时任中书令既中尚书。职位虽说不高，但掌握朝廷机要法典，直接供职于皇帝。汉朝文景之时，丞相的权力较大，常会越级皇帝行使。汉武帝时对此作了改变，允许九卿将所奏事项不必经丞相直接呈报于皇帝。在当时，尚书一职只是负责整理保管公文，传达奏章记录，并无任何政治实权。汉武帝晚年喜好游宴后庭，经常委托自己亲信侍从担任尚书替自己处理公务，但又怕尚书越权，于是又在尚书，仆射之上设置“领尚书事”一职，交由一两位重臣担任。这样一来尚书的行政职权就扩大了，其权力大小皆由皇帝示意。刘奭继位以后也学着武帝效法起来，事无大小，全交由亲信弘恭，石显决断。皇帝的授权使恭，显二人如鱼得水，很快就贵倾朝野。尤其是石显既熟念汉章法典，又办事老练；既游刃有余，又会迎合圣意，元帝很是重用。由于汉元帝的疏懒怠惰，使得行政实权完全掌控于弘恭，石显手中，这期间所谓的领尚书事也形同虚设，根本不起作用，有时反而成为他们任意摆布的棋子。中国古代的宫刑是一种极度残酷的刑罚，此刑的实施完全将男人的尊严褫夺殆尽，往往造成受刑人无法承受的心理打击。生理上的破损同时引发受刑人心理上的扭曲，迫使他们将无法排解的欲望转化成对其他事物的渴求，汉代石显可谓典型。面对有持无恐颛权自重石显，前将军萧望之看不惯了，他希望通过对汉元帝说服教育奏请皇帝罢黜石显等中人掌有的权力。惯于仁政的汉元帝并不想采纳此建议，一来元帝认为这二人并无过错可言，二来石显等人对政务上的分忧解难使自己得暇忙于旁务，因此对于萧望之的建议只能是一搁再搁，犹豫不决。闻言，睚眦必报的石显暗暗咬牙。
    初年，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分别以太傅，少傅的身份担任过对汉元帝的教育工作，又加之他们也都是当时的大儒，因此好儒敬师的汉元帝对他们很是倚重。望之与堪也尽心竭力的向朝廷举荐贤才，劝导皇帝仿效古制，匡正国家。这使得车骑将军兼领尚书事的外戚史高大为嫉妒。而那些要求被举荐的人因参差不齐，难免会有品行不端混杂其中。聪明狡猾的石显，凭借自己久居宫中多年，对于朝臣之间的尔虞我诈早已是洞若观火，经常巧妙地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挤挎对自己不利的一方。很快，恭显二人就利用了史高妒贤嫉能的心理和儒生郑朋，华龙借攀附萧望之，周堪得名而未果的怨恨心理，合起伙来诬告萧望之与周堪，刘更生一伙结党擅权。仁慈的汉元帝本愿以德治于天下，更不愿背个欺师的罪名，因此，没有深究这件事，只是将周堪，刘更生贬为了庶人，不久又从新启用。阴险狠毒的石显并不善罢甘休，仍然积极的寻找机会，制造矛盾，最终深文周纳的逼死了萧望之。汉元帝闻知痛不欲生，感念老师对自己的教诲之恩，决定每年都要祭奠恩师。萧望之的死未能唤醒皇帝对善恶的分辨，透过自己晶莹的眼泪元帝也看不到谁忠谁奸，依然我行我素，以自己的仁慈度奸佞。这一年弘恭死去，石显升任中书令。从此，深得弘恭衣钵的石显广结党羽，八面玲珑。面对着飞扬跋扈，无法无天的石显，耿直正义的朝臣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纷纷为广开言路，放远奸佞向汉元帝劝谏。石显整死萧望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周堪，于是常于元帝面前言及周堪是非，元帝犹豫不决。恰巧，一个以刚直著名于朝的诸葛丰，因谏言而得罪贵戚由司隶校尉贬为城门校尉，诸葛丰误认自己遭贬是周堪等人所为，就上书元帝言及周堪短处。本来诸葛丰在朝时常常称誉周堪现在转而又诋毁，这下使得元帝满腹狐疑同时也大为恼怒，认为诸葛丰有罪而不内省，人同此心看来周堪也是有罪的了，于是将双方均治了罪。诸葛丰胡乱揣度，不加思考害了自己又帮了小人，可叹！汉元帝在位时民间地震水患频发，学《周易》出身的京房因占验灾异灵验而得幸于元帝。古人认为奸佞当道，就会招致天怒，因此京房借言前朝灾异皆因朝中用人不当造成的假说，劝导汉元帝今日之灾异皆因国家任用小人石显的原故，希望皇帝能惩奸扬善。只可惜苦口婆心的京房到头来也是枉费心思，反丢了青青性命。
    人生处事各有其心，前面所提到萧望之和光禄勋周堪，及堪的弟子光禄大夫张猛等人在对待石显的问题上坚持己见，冒死劝谏可谓刚直不恶的忠臣良相。而与之相对应却是那些趋言附会，沆瀣一气之辈。这些人和前面的忠臣良相比起来显然很懂得混迹官场的处世之道。见风使舵，明哲保身是他们的不二法门。御史大夫贡禹，丞相匡衡自始至终都和石显情投意合，根本就不向元帝言及石显的过失，甚至在对待某些政治问题也可说与显意气相投。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忘记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聪明人”匡衡原想在新皇帝面前表现一把，不想却被别人以明知石显颛权还曲从阿谀，附下欺上，怀迷误国参了一本。虽说新皇帝没有追究其什么责任，但自己里外里不是人，自觉在朝中不自在。早死的贡禹在天之灵实在值得庆幸。再与之相对是先贬后褒如杨兴，贾捐之。他二人为成其美事（求官）阿谀石显，不想偷鸡不成折把米。此种出尔反尔蒙元帝还行，欺骗久谙事实的石显就滑天下之大稽了。可怜满腹经纶的杨兴落得剃头服劳役，妙笔生花的贾谊曾孙贾捐之也身首异处。其实在对待石显的问题上颇能暴露出一些人的本质性格，然而脑子简单的汉元帝却不能从中洞察一二。这也是导致石显为虎作伥的一个原因。历史上汉元帝以仁慈好儒获得了好名声，但其优柔寡断，不明善美的性格却被心术不正的小人加以利用。也正是元帝的这种性格为孳生石显这等奸佞小人提供了良好环境。针对汉元帝仁慈有余，是非不明的性格最早发现的当是元帝最初的老师疏广，虽说疏广没能当面指责元帝的不足，但我们从疏广辞官行为上发现。世人都夸其高明，然其高明之处并非他淡薄名利，而在于能及早的洞悉到了元帝的秉性，以至于自己决定全身而退。可以说最聪明的人当属疏广，但疏广和望之等人比起来多少存有逃避的嫌疑。第二个发现元帝性格不妙的是其父亲汉宣帝。元帝做太子时就曾劝谏父亲不要用刑太甚，并且向父亲阐述了多用儒生采德治的政治主张。汉元帝这种单一性的政治主张显然与汉朝采众家思想之长积于一体的治国方针是相悖的。面对着这位好心的皇太子汉宣帝只能由衷的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那么汉宣帝明知太子有问题为何奈何不得呢？我想首先是出于对结发妻早死的怀念，再者是基于古制立长不立幼的考虑，怕的是朝令夕改酿成大祸。
    聪明伶俐的石显凭着经验一眼就看透了汉元帝，他没有逃避，更没有叹息，而是迎合而上为己而用。他以自己的勤劳替代皇帝的懒惰；以元帝的仁慈放纵自己的邪恶，真可说对元帝的秉性了若指掌。信任是石显与元帝建立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从何而来，信任就从石显的惺惺作态中而来。他可以向皇帝谈及治国的道理以及过分重用外戚的结果，也可以自编自演一出戏换来皇帝的同情。嚣张的石显自知自己罪恶深重，耽心那天皇帝突然聪明了，听进了别人的劝谏自己不就完了吗。于是自演了“半夜矫诏入宫”。他事先告诉皇帝自己这样做会有怎样的事发生，然后某天夜里自己不请旨就擅自入宫，果不其然，自己的行为招致“不明真相人”的诋毁。随后自己涕泪交加，巧舌如簧的向元帝述说自己对工作如何尽职尽责，不想却遭人嫉妒受人陷害自己无处申辩，幸亏得遇元帝这样的明主了解我的苦衷。自己情愿辞去工作做个普通杂役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此一番话，说的元帝为之动容，对石显又是劝勉又是赏赐。石显为了巩固自己在元帝心中的地位真可谓煞费苦心，用尽心思。自此石显凭借元帝的信任在朝中愈发作威作福，肆无忌惮攻讦朝臣。对那些有名望的大臣能拉拢就团结，不能拉拢就打击，在当时凡与其过意不去的都难逃其算计：诸如前将军萧望之自杀；待诏贾捐之弃市死，长安令杨兴髡钳城坦；光禄大夫周堪几弃几复抑郁而死；光禄大夫张猛自杀；儒生京房下狱死；御史中丞陈咸髡钳城坦；给事中刘更生一世不得重用。。。。。。这都是石显掌权期间为所欲为犯下的罪行。公元前33年汉元帝刘奭病逝，随之而来的失势令把持朝政十六载的石显忧懑而死。
    西汉，自高祖刘邦开创，文景二帝休养生息，到武帝罢百家尊儒术已达鼎盛，后经昭宣二帝延承，至元帝一朝已见衰败。由于元帝的仁慈，使得他当政期间朝中并未出现杀戮四起，恐怖见行之情形。就是那些遭石显陷害的大臣，元帝一般会虑其年老体弱，或惜其持才未效，或念及师徒之情都会对他们不加重刑，宽而待之。在对外战争上元帝也没有肆意征伐，多采用和亲的办法稳定外族。汉元帝执政时期相对于外部环境国家还算安定无事，虽说元帝一朝地震频发，也实属自然现象，并非当时人所说的因奸佞当国所致，石显和地震只是偶然的巧合。但涉及朝廷内部环境就算不得安宁了，原因就在于宦官石显靠既得的权力谮臣陷宰。石显的得势完全应归罪于汉元帝优游不断，美善不察的处事用人上的缺陷。石显掌权期间虽然没有给国家带来大的灾难，但是由于汉元帝的放权，石显的放纵已使西汉衰败之景象初见端倪。纵观中国历史每个王朝开国之初的帝王总能励精图治竭力维护帝国的统治，然而江山但凡稳定，其帝国的内部矛盾就会层出不穷，不是因某个帝王的个人原因导致的外戚宦官颛权，就是因政治意见的不和，从而引发朋党，奸党的轮番争执，其国家衰败就在所难免。周瞻各朝各代外戚，宦官，党祸皆有显现，且细看历史发现两汉皆有其根源所寻。皇帝靠宦官打压外戚，外戚利用宦官制约皇帝，名士与宦官为了利益明争暗斗此类情况屡现于两汉。虽不是导致两汉灭亡的直接原因，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后来的朝代不加以借鉴呢？或者是借鉴了仍然不能避免其祸呢？究竟是历史的局限性，还是人的本性所致？也许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治一乱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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