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与黄巾之乱一、预言笼罩的时代

   那是一个被预言笼罩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预言，在那个时代里被奉为神示。王莽篡汉，献图谶语言者，就达数十万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天命所归。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也痴迷于此道，他老人家对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图谶，简直到了迷信的地步。当年他起兵造反，就是因为李氏兄弟给他看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后来他手握重兵，割据河北，势倾中原，群臣劝他称帝，他却死活不肯——为啥呢？因为他觉得还差道手续，天命未予。亏得老同学强华了解他，编造了个“赤伏符”献上，说是“刘秀发兵备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这才觉得功德够圆满了，敢于当皇帝。
    当了皇帝后，他仍然迷信不改，和大臣郑兴研究郊祀活动，竟提议遇到难办的问题以“谶”断之，对方受惊不小：老板啊，“谶”这个东西俺没读过，不专业啊！刘老板才不管你专不专业呢，眼睛一瞪：你说不读“谶”，那就是准备和俺作对了？瞧他这话说的！这位郑先生吓得连死的心都有了，赶快辩解：老板您误会了……俺，这个……只是书读得比较少（还没涉及到“谶”这么高深的东西），哪敢反对您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刘秀先生这个上不得台面的爱好，造成了东汉以来谶言流行的局面。
    东汉朝以谶言而兴，又因谶言而衰亡。
    公元一八三年，也就是东汉灵帝光和六年，一夜之间，京城洛阳和各地官府、寺庙的大门上，都被人用白土涂上了“甲子”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茫然不解。次年就是甲子年，难道是有什么变故即将发生？但另有一些人，却一点也不觉得疑惑，因为他们正在到处传播这么一句谶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他们正是“太平道”的信徒。
    这些年，皇帝正忙着在后宫里开设商铺，亲自经商营业。还因为他喜欢乘坐毛驴车，导致京城中显贵纷纷效仿，一时毛驴都卖到了马的价钱。更有创意的是，他还给斗犬脑袋戴上“进贤冠”——当然，这也是根据狗的战绩高低而有所区别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唯贤是举，狗儿们绝无侥幸获官之嫌。
    “进贤冠”本是朝廷中文官的官帽，戴在狗脑袋上，确实有些有辱斯文。不过当时民谣唱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看来配不上这顶帽子的，还不只是狗儿们的脑袋。
    朝堂上折冲御辱的人才若此，也就怨不得野心家们蠢蠢欲动了。
    一、预言笼罩的时代
    “太平道”的领袖人物，是张角三兄弟。
    张角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境），早在此前十多年，他便以帮人治病为手段，私下里传播太平道。他和他的弟子们，广泛活动于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州，经十多年的活动，竟发展起数十万教众。
    他们传播的“太平道”，是个什么东西呢？“太平道”的核心理论，是源自《太平清领书》的《太平经》。早在西汉成帝时期，就有个叫做甘忠可得方士，编写了一部叫做《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书，共十二卷，自称是天帝派遣真人赤精子下界传授给他的，鼓吹汉朝应该改元变号，再次受承天命，以挽救危机。这个创意实在是荒诞不经。所以这位异想天开的甘神仙，被下狱处死。到了汉哀帝时，甘神仙的弟子夏贺良，再次将此书呈上，这回汉哀帝可是相信了，改年号为太初，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恢复了前代已废的神祠七百余所，一年内祭神达三万七千次……这样的改革，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这位夏贺良先生也遭到了他老师同样的命运。
    然而这些思想及其所依托的书籍，都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了东汉，传说中的“神仙”于吉，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号称是《太平清领书》。在顺帝的时候，由他的弟子献给朝廷，据说张角也从这部书中受到了启发。后人甚至认为，所谓《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
    那是个探索的时代，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但屡屡的错失，使得那个时代的智者们，走上了向神道寻求帮助的道路，这无疑是方法论的错位。然而即便在这些所谓的神授之书里，仍然有许多东西是立足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因为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们也是清楚的：无论怎样将精神寄托于神道，一切终归要回到现实中来。
    除了前世诸人在虚无思想上的铺垫外，张角还有一个更有利的现实因素。
    东汉末年，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关于瘟疫的起源，据说是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汉书》中记载了一名匈奴俘虏的话：“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的情况。
    在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记录中，也对源自于匈奴的疾病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译本为《疾病改变历史》）中称：“公元一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在东方，是远征归乡的战士，把来自异域的传染性疾病，带回了本土。而在西方，则是来自东北亚草原的入侵者带来了传染性疾病。从未接触过这些异域病毒的居民，缺乏抗体基因，对此毫无抵御能力，因此大量地染病、死亡。
    灵帝时代，中国曾于公元一七一年、一七三年、一七九年、一八二年、一八五年五次爆发流行瘟疫。而在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正被公元一六四年至一八九年间流行的多场瘟疫所威胁。这一系列疫症，被称作“盖伦医生疫病”。
    盖伦医生的名字之所以和这场大瘟疫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致命的传染性疾病，还因为他留下了对这场瘟疫的描述。卡特赖特写道：“这种疾病初起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一八零年，连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也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一八九年，这场疾病又一次侵袭罗马城，高峰期一天就死了两千多人。
    这一系列几乎同时发生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致命瘟疫，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卡特赖特对这些瘟疫的评价是：“除了毁灭罗马帝国以外，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假如罗马帝国不是在基督教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卡特赖特将瘟疫对宗教历史和医学本身的影响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方，这场大瘟疫同样造成了类似的后果。
    一方面，这场瘟疫削弱了东汉王朝，并导致异族纷纷进入帝国的疆域填补空隙，从而引起“五胡乱华”的大乱局。这场瘟疫还在此后不断折磨着据有中原的各个王朝，并结合其他动乱因素，使这个疆域广阔的帝国沉默数百年之久，直到唐朝才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这场致命的瘟疫使得人们无法从现实中得到希望与帮助，转而向宗教信仰寻求解脱，从而导致一系列宗教思想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发展。各种各样的宗教流派蔓延开来，其宗教领袖中也不乏胸怀天下野望的家伙。
    于是，天下变得愈发好玩起来。
    张角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侥幸逃脱了疾病的魔爪，并趁机以医生的身份传播“太平道”的思想。在那样的时代里，能治好病的医生自然是备受人尊敬的，因此张角能在短短十余年间收纳数十万弟子，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早在传道之初，张角便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似乎治病的手段也颇说得过去。他派出自己的八个得意弟子，周游四方传播“太平道”，信徒颇多，甚至宫中的宦官，也有人信奉大贤良师。
    张角将自己的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由一名渠帅负责统帅，成为地下军事化组织。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太平道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然而要想改朝换代，仅仅只有力量还不够，还得要有“天命”的眷顾。
    《尚书》说得好，“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的眷顾，也不过就是舆论导向罢了。按当时流行的“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尚赤色，将取代火德的，则是黄色的土德。因此《太平经》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所以张角自以为“黄天”，而《太平经》又以“甲子为初始”，有除旧布新之意，故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宣传口号。
    这个预言，笼罩在中原大地的茫茫苍穹之上。
    东晋著名的道士葛洪，给张角的定性是旁门左道——“假托小术，坐在立己，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在他看来，张角既不好好治病，也不研究长生之术，简直是不务正业之至。
    然而，葛洪只看见了历史的表象，并没有看见在冥冥中，操纵着历史进程的那些深层因素。他甚至都没有看见，历史正在他身边重演着，只不过是“太平道”变成了“天师道”。
    那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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