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王符眼中的汉末交际之风

    
    汉末的世风，特别是交际之风的盛行引起了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的焦虑，王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大约生活于东汉和、安至桓、灵之间。这正是汉代历史上政治黑暗、人欲横流、社会诚信丧失殆尽的时代。王符坚守自己“耿介不同于俗”的个性，终身不仕，以一个思想家的眼光冷静地审视社会，并以一个隐居者的口吻写下不朽名著《潜夫论》，表达了他对东汉中后期政治与社会弊端的无情批判。《潜夫论》讥评时政，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与其他许多思想家一样，王符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交际之风尤为关注，在《潜夫论》中独辟《交际》（下引此篇文字，不再注明）一篇，予以评论。“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的交际观即出于此篇。
    交际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天然的社会属性之一。但在汉末，交际的内容与性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向富贵权势倾斜，人际交往充满了欲望色彩。
    其一，交于富者。道理很简单，富人有钱，与富人交往可以有“货财之益”，至少不会像与穷人交往那样“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与富人交往还有更多的好处，即可以借助富人的钱财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位富翁名王仲，看中了家贫而有志于学术的公沙穆，对他说：“‘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之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公沙穆拒绝“以货求位”固然显示了他的人品高尚，但也说明以金钱而取官位显然是当时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更有甚者，与富人的交往还是获得社会保护的重要手段。《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陈留有两家富人高氏和蔡氏，同郡之人皆“畏而事之”，但与他们为邻的夏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这样看来，汉代的富人享有独立的社会权威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其二，交于贵者。权贵是传统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与分配者，因而，与权贵交际，可以获得更为直接的好处。王符称这种交际有“称举之用”。“称举”，大意是举荐、称赞，是汉代任用官吏的一种方式。而在交际之风盛行的影响下，“称举”也变成了权贵们相互请托的手段。《后汉书•史弼列传》记载，史弼任河东太守时，诏书举孝廉，由于权贵请托太多，史弼不得不“断绝书属”，即在选举期间断绝与别人的通信联系。采取这样过激的手段说明，像史弼这样的人终究还是个别的，更多的所谓“人才”，是权贵们相互“称举”出来的。这种“称举”的背后自然是密切的人际交往。
    在这样一种观念和社会现实的引导下，汉末的交际之风形态各异，愈演愈烈。年少之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日知录•两汉风俗》）。《后汉书•王符列传》说：“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进升。”“世务游宦”，是指通过交游、交际而获得官职，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王符不谙此道，自然也就与仕宦无缘。豪强凭借财富和社会势力既成为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对象，也是活跃在交际场上的主体。他们通过交际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政治保护和政治晋升。史书说这些人“好请托”（《后汉书•蔡邕列传》），正是他们看到了交际与请托是何等的重要。而即便是当途官僚，为了向更高职务的升迁，为了个人或家族利益，也无不施展自己的交际“才华”，争相结交富贵之人。可见，不懂交际之术，在汉末官场上就难有立足之地。
    于是，一种可悲的交际观念诞生了。《交际》说：“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是以欲速之徒，竞推上而不暇接下，争逐前而不遑卹后。”就连皇帝也跟下面人说要“善事上官。”（《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这些观念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人则前，不用人则后，只一心巴结权势而无心体恤下情。王符还举例说，韩安国送贵戚田蚡“五百金”，却不能救济一个穷人；翟方进举荐外戚淳于长，却不能荐举“一士”，这两个在西汉被称为忠良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汉末这样的“末途”社会呢？王符认为这种交际的本质特点是“交利”或者“利交”，即交际目的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
    以“交利”为特点的交际之风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呢？史籍斑斑可考。首先，官场上的衮衮诸公醉心于交际而使公务荒废怠尽。《后汉书•郭躬列传》说：“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徐幹《中论•遣交》说：“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己”，其结果是“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其次，使有才华者被埋没，而投机钻营者显赫于世。由于交际形成了特殊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交际者相互支撑、相互吹捧的氛围，结果造成了“洁士”“独隐翳”，而“奸雄”“党飞扬”的局面。王符本人终身不仕就是例证。再次，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严重滑坡。当人们把交际中亲情、友情的内涵抽掉，把交际作为谋取个人或者集团私利的手段时，交际中的道德水准也就荡然无存。王符深有感慨地说：“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
    我们不能说汉末没有抵制这种风气的正直之士，如李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后汉书•党锢列传》），乐恢“闭庐精诵，不交人物”（《后汉书•乐恢传列传》），名士蔡邕“不交当世”（《后汉书•蔡邕列传》），他们都为当时的社会树立了楷模。甚至国家也试图从制度上阻止这种风气的蔓延。如汉末实行的“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的交际之风破坏国家政治（《蔡邕列传》）。而汉末诸多思想家则是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此风予以无情批判，如王符、徐幹都在自己的论著中专辟章节讨论当时的交际之风。
    在汉末，人们似乎都不再安心于本业，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彫丽之文”，农民“去农桑，赴游业”，百工“好造彫琢之器，巧伪饬之”，商人“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潜夫论•务本》）。更为可怕的道德观是“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潜夫论•浮侈》），这就犹如笑贫不笑娼。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以投机钻营为目的的交际之风变成了许多人实现理想的手段，而东汉政权也在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中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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