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向南、再向南——定庵情事并“丁香花案”

    商女我也爱国
    我以小人之心揣度，国人最初认识龚定庵，可能多数人皆源于小学课本中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一诗。我最初知道定庵其人，也是在小学语文课学习该诗时，从老师的讲解中知道龚定庵是清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幼时诵习该诗，因该诗异常雄浑、并充满社会责任感之故，诗如其人——于是，龚定庵便以一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概和大丈夫形象伫立于我心头，直到我渐谙世事。
    历史的真相常常让人觉得好笑，了解定庵的历史真实面目也让我对文化名人们的认识产生了困惑。晚清的另一个文化名人曾朴有一部纪实体小说《孽海花》，对龚定庵死亡的历史真相做过描写，但学界对《孽海花》中龚孝琪所言之事，一直不用来作为龚定庵死因真实揭秘的证据，并常常以小说之言不足为据云云，来指出小说中所写并非定庵之死的历史实录，因而定庵之死便成为一段文坛公案争论纷纷。我的理解，以为《孽海花》记载非史实者大概是为名人讳的缘故罢。
    要把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弄清，得从道光乙亥四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也就是公元1839年5月16日。定庵的死亡故事应该是从这一天正式上演的，但同时，定庵的情事也应该是从这天结束的，定庵之死正是因为他这段已拉上大幕的情事。这段情事的落幕也只能从《孽海花》第四回中探寻究竟：“……记得是太清笔迹：‘我曹事已泄，妾将被禁，君速南行，迟则祸及，别矣，幸自爱。’我老子看了，连夜向南。”于是在公元1839年5月17日凌晨，两驾马车仓皇出逃，从烟柳沉沉的都城的长安大街，丧家之犬般疾驰出城门，其时车上的逃亡者便是清朝大名鼎鼎的大诗人——龚定庵先生。
    就是因了太清的这一封书信，使得我们的龚大诗人，抛弃了他为之奋斗了N年的前途、事业、家庭和他的情爱，一路向南，向南，再向南，成为一个不敢现身于光明中的逃亡者。太清何许人也？为何她的一封信便使龚大诗人——我幼时心目中的大丈夫如此狂奔出京，我只能用《沙家浜》中的唱词“这个女人不寻常”来形容。要想了解这段尘封已久的情事，只能从定庵出版的《乙亥杂诗》、《无著词》和顾太清的《天游阁集》等诗词集中找寻答案了。龚顾两人在感情上一定有点什么瓜葛，而且，正是因为这份感情上的瓜葛——婚外情之类的暴露，有人在利用这事大做文章才使得龚狂逃出京都。
    顾太清（本名春，太清是她的字号），道光皇帝全侄子荣亲王奕绘的第二任夫人，时被誉为满清第一女词人，启功老在他为顾太清集所作的序中说得很清楚，“论有清填词大家，首推纳兰成德，稍降则推西林觉罗太清夫人。”从这些看，她的文学成就是勿庸置疑。也正是在这篇序中，启老对顾龚两人感情上是否有染也提出了置疑：“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曾朴没有亲眼看见，冒鹤亭先生也没亲眼看见两人卿卿我我，于是，启老以为，龚顾之婚外恋便不成为事实。曾朴著《孽海花》，描述了龚顾情事；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怡处听说了龚顾八卦逸闻，就把这事告诉了曾朴，并写《太清遗事诗》记录了自己对这件情事的感怀。启老于是便在序中加以批驳，启老作为我最崇敬的学者之一，如今业已仙去，我对他老人家序中为尊者讳的笔法不便置喙——也没资格，学界对龚顾情事真相自有公论。
    从稗本《龚自珍全传》来看，龚顾二人相识，大约是在公元1819年。当时龚是华夏诗坛的一颗新星，象极了现而今的本年度超级女生冠军一样，颇为少男少女们痴狂。从《定庵先生年谱外记》和《清稗类抄》所载看，定庵的形象比较丑陋和猥琐，尖脸配一对鼓眼，矮小瘦削的身材，衣着极不讲究，欠缺些白马王子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气质，这就是真实的定庵形象，走的是实力派路子，偶象派路子于他断是走不通，硬件上只有那点条件，包装并不是万能的。这倒符合我对文化人长相的一贯看法，造物予人时，给了你思想和智慧方面好处多一点，肯定在容貌方面就要少一些，反之亦然。太清其时在荣亲王府任书房侍女，都还未成为奕绘亲王的侧室，时年21岁，正是狂热追星的青春年岁。两人开始在现北京宣武门内太平街的风景区相见并开始约会，凭借着踏青、赏花、进香许愿等等籍口，频繁晤面。龚定庵时年28岁，两颗年轻的心燃烧着爱情之火，这时的太清还是自由之身，两人完全可以结百年之好，但两人终未能结秦晋之好。假如龚顾的情事只发展到这里，便不在死灰复燃，也不会有定庵在1839年向南，向南，再向南的情事大逃亡了。
    两人缘于外因断绝情愫后，龚宣布戒诗。在我想来，这次的爱情割断，一定是太清因某些原因做出的抉择，所以龚才伤心欲绝以至于金盆洗手，不再写诗。定庵回到老家浙江小驻时日，回京后一直便在中央史志办治一些关于钩沉查籍的学问，在修编官史中消磨自己的光阴和感情。这一时期的定庵，除了在文化party中有点意气风发的感觉；在现实中，感情上非常失败和颓废，仕途上也混得极不如意，于是惟以酒销愁，并常常酩酊，做出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举止来，定庵这些举动所获的只有“龚呆子”这一外号。此后，龚顾两人的感情生活暂时归于平静。太清于5年后，嫁给了荣亲王奕绘，过上了恩爱夫妻的生活。从我所读过的史籍来感受太清的老公荣亲王奕绘，这位出身高贵的亲王，除了是一位忠实的文学粉丝，还是一位忠厚、宽容、仁义的长者（请允许我使用长者一词），有中国传统儒家经典文化人的人格，尽管他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卒不忍睹，但他为人方面的确让人景仰，这从我后面的叙述中能看出一二来。
    使君自有妇，罗敷亦有夫。以常理推，龚顾的情事应该是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造物弄人，在大学士阮元和组织部、人事部副部长郎容斋的文化party里，龚顾二人却又不期而遇，当时，龚的两部大作刚出版发行，并畅销市场，太清自然是拜读过横扫当时文坛的《无著词》与《小弥奢词》这两部龚的新作。自古玩文学的人多情缠绵，定庵也莫能免于此，甚至他在对待红颜和爱情上，比别人更一往情深和多愁善感，他把他的一往情深和多愁善感化成一句句“衣淡黄衫，倚栏吹笛”的伤感，写进了他的作品。正是这些饱含深情的作品，再次叩开了太清感情的心扉，两人情不自禁的再一次掉进精神恋爱的漩涡，这一次好象比以往来得更猛烈一些。都是诗歌惹的祸，用现代人的眼光衡量，和那些从不见面的网恋没什么两样，只是在精神的虚拟世界里，进行着精神通奸和感情上的意淫罢了，什么实质性的事也没有。换成任何一个现代人，这种感情上的意淫可能都不会坚持太久,现代人的感情故事，在很多时候是需要用肉体方面实质性的接触作为内容来填充。
    然后不幸的是在那个对男女间情事之防“甚于防川”的时代，这种情事又与皇族王爷相关，加之龚定庵自身大嘴一张，在言论上常常把不住自己的嘴，素来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才女太清也喜欢他，关于这件事的某些说法便如轻烟般在京城圈子里荡开了，一些暧昧的东西有如烟笼寒水月笼沙般笼罩在两个当事人头上。好在荣亲王奕绘是个好人，他对此事一直不作评说，与龚自珍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一招也堵住了很多关于龚顾情事的流言蜚语，保护了龚的生存安全。要知道，以奕绘其时的身份地位，要打倒或整死龚定庵，只需他噜一下嘴或使一个眼神。1835年时，奕绘以时任中办分管机关事务的副秘书长（宗人府总管）身份，把身处逆境的龚定庵调到了自己分管的工作部门来工作，委以主事之职，这更是大大地保护了龚的人身安全和他的情事安全。可惜好景不长，奕绘不久被最高机构免去行政职务，在郁郁寡欢中，奕绘于1837年撒手西归，不能再那么深情无悔地保护他爱人和他情敌二人间的精神奸情了。
    失去了奕绘保护的龚顾情事在风花雪月诗吟词诵中慢慢酝酿，逐渐成长发育着，其间也不是未曾出现过柳暗花明的美好迹象和良好趋势，阮元大学士也被说动愿意来作支持太清改嫁的说客。龚定庵好吹嘘自己情感艳遇的老毛病又犯了，在许多不适宜的场合，张开他的大嘴，只顾逞自己一时口舌之快，把很多不该与外人道焉的内幕抖露出去了。不慎于言这个性格缺陷，其实也是定庵一生仕途不得志的根本原因。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何况龚顾两人还开罪过京城中的一些文化人，如陈云伯之流，这些被开罪过的文化人便施展其巧舌如簧之本领，在圈子中为龚顾二人的情事大打免费广告，在内容编排上无所不用其极，在宣传方式上立体滚滚播出。事情便进一步闹开了，奕绘这把保护伞已失去，荣亲王府的接班人，也就是奕绘的大儿子载钧，在这时粉墨登场。先是把奕绘遗孀太清夫人和她的四个孩子请出了王府，然后便是龚定庵在1839年5月的向南逃亡。
    定庵从京城得以逃脱，便南向行，此后的两年间他跟现今通缉犯的生活并无二致，一直南行潜逃，在醉生梦死中麻醉着自己，在各大欢场中狎妓寻欢，过着一种时日不多的最后狂欢生活。不过，这一段日子却是他诗作高产的岁月，他一生中最精华的诗作都是产于这个阶段。由此看来，诗人必须生活在流离和不幸中才能吟咏出传世佳作来。1841年，龚自珍到现江东省丹阳县任县学的讲师，他以为在这个离京师很远的小县城没人来骚扰他，况乎其表弟在这里任县长助理，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他在这两年间一直是很谨慎地进行着自我保护，也仅疏忽大意了这一次，恰恰就是这次的麻痹和大意，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是年8月12日，在丹阳的县学里，他于酒后暴卒，死因蹊巧，数日后才发现他猝死在县学书院里。随身带的旅行箱里贮有一小束很久以前便已枯萎的丁香花，还有一幅太清的自画像，这给龚自珍的死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和疑惑，历史上称这段疑案为“丁香花案”，倒也令人幽思绵绵，仿佛有说不完掩不尽的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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