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相关注释史料的发现

    
    读新版《鲁迅全集》，其中的一个注释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和鲁迅1912年到1926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期间的同事“王仲猷”即“王丕谟”有关的情况是否全面和准确。
    从鲁迅日记最早提及此人“将结婚”的1913年10月起，到1925年8月鲁迅遭免职后他的来访为止的十多年时间里，两人的关系似乎经历了一个先近后疏，
    继而又亲密的过程，1923年到1924年间，他们不仅常常相互走动，还鱼雁往来，谈心议事。尤其是鲁迅的北京西三条故居的买定、装修等，都仰仗了王仲猷的襄助。对于这个人，新版《鲁迅全集》在“书信”和“日记”中分别有两处注释。一处说：“王丕谟，河北通县（今属北京）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及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中央公园图书馆阅览所主任等职”（见第11卷第367页）；另一处说：“王仲猷名丕谟，河北通县（今属北京）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主事，兼教育部阅览室主任，后又兼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通俗教育研究会会计干事及中央公园图书馆阅览所主任”（见第17卷注第17页）。这两个注释和前些年那个版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仍然没有修订：一是注文内容不尽一致。比如，第17卷的注文较第11卷的多了“教育部阅览室主任”和“通俗教育研究会会计干事”两个职务；二是第11卷中并没有像第17卷那样将王丕谟“字仲猷”的字样同时标出，加上两卷注文内容的不统一，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两个人；三是有些史实挖掘不够。比如，仅我所知道的关于他是回族，以及其父王治增（字如川，或称“汝川”）为辛亥革命志士。而王仲猷本人在其间曾协助其父负责联络京津学界各团体，幸免一劫，并于辛亥革命后被推为中国回教俱进会文书部长等。这些涉及到人物品格和思想的重要事迹，均未有注（以上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近代》第155至第156页“王汝川”条和民族出版社2001年出版《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史论选》第89至90页）。
    毫无疑问，鲁迅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和文化财富，不仅包括他近千篇的诗文创作和千余封信件，也包括时间跨度达25年的日记。他的这些日记，并不是事无巨细的流水账，而是有心之笔的总汇。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王仲猷结婚的事，鲁迅就做了下列记述：
    一是1913年10月30日，他写道：“三十日晴。王仲猷将结婚，贺二元。”
    一是1913年11月2日，他写道：“二日雨。星期休息。午后王仲猷在铁门安庆会馆结婚，往观，礼式以新式参回教仪式为之。”
    同事结婚，大家关心，这本是极其平常的事，但在鲁迅那里，这一次却不同。对于王的婚礼，他不是当作一般的应酬，而是看作一次难得的了解回族风俗、开阔眼界的机会。因此，他的日记写的就不是“参加”或“出席”，而是以郑重的态度写做“往观”。
    鲁迅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11月2日那天，又只记了这一件事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想贡献自己的有关研究成果，并披露所发掘的未曾公布的原始资料。
    1913年前后，正值封建颠覆，共和初肇。那时，人们对于这个新的共和政体知之不多，特别是少数民族更加关注新政权的相关举动；另一方面一些外国势力（如沙俄和英国）则在我国新疆和西藏地区大肆进行分裂活动。这样，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或官方、或民间、或专业、或综合的刊物和媒体，就都争相介绍相关的民族宗教常识和新政权的有关政策。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和有关宗教的开明人士，也积极对婚丧嫁娶等礼俗进行改革，主张文明礼仪结婚，倡导节俭操办红白喜事。所谓“文明结婚”成为当时一种时髦之举。王仲猷的结婚典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它不仅成了不少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也成了一些报刊杂志的热点新闻。比如，一家称作《爱国白话报》的报纸就对此做了事前报道，请看：
    教育部主事王仲猷君，本是清真教人，不但品学兼优，且于回教之发达，很有大宏愿力，现在回教俱进会为文牍干事。日前与鲜女士订婚。因提倡改良婚嫁起见，拟按着本教教规，参照新式婚礼，制定一完善礼节，以为社会之倡（见1913年10月31日该报第4版）。
    该报记者预测说：“想届期观礼者，必有一番热闹”（同上）。
    这里要指出的是，鲁迅记的是“新式参回教仪式”，而消息却称，婚礼是“拟按本教教规，参照新式婚礼”进行。两个说法的主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有人根据日记从汉族民俗角度推测的关于“所谓新式，也就是不跪拜，改鞠躬；不拜天地，改证婚人证婚；不坐花轿，改坐扎彩双马四轮大车而已”的说法就失之正确，加上对其婚礼“具体情况”的“不得而知”，继而产生关于“这位王仲猷先生结婚，不知男女双方都是清真，抑或只有一面是清真”的疑问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男女双方”的王、鲜二位新人，都是“清真”。“王”，如笔者前述，是当时河北通县（今属北京）张家湾镇花园府胡同的回族人氏；“鲜”，则是当时河北密云县（今属北京）古北口镇河西村的回族人氏。所以，婚礼消息中的“按本教教规”，再“参新式”的说法，是准确的。至于上述的“不跪拜”、“不拜天地”、“不坐花轿”，以及由“证婚人证婚”（由“阿訇”，即宗教人士担当）等，是回族固有的。这样做，属于良好风俗的继续发扬，而不是民族婚礼改革的内容。
    那么，其改革究竟在何处呢？
    在说明这一问题时，我想先报告读者一个惊喜，即，笔者在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时，发现了上述人称“不得而知”的婚礼“具体情况”的原始报道。原来，担任这次婚礼证婚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当时被聘担任《回文白话报》编辑主任和《京华新报》此后不久创刊的专辟副刊主撰人的著名回族伊斯兰学者张子文。他精于汉学，能操四种外语，是一位早为人们所推崇的民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
    思想开明的张子文在证婚时，一方面遵从民族习俗，“用阿拉伯文”“致训词”，“掷喜果”，并实行“拿手”（即，亲朋彼此两手相握，同时恭颂“安拉”）礼；另一方面大胆改革，允许“新人”向“介绍人”、“证婚人”、“主婚人”，以及双方父母有关亲人之间行“鞠躬”礼，并添加了“奏乐”和证婚人汉文祝词的朗读。据当时报纸的报道称，“此事为清真教改良婚礼之创举，各界男女志士，皆欲望其风采，觇其仪注。是日前往参观者甚多，欢呼赞美，颇极一时之盛。”（见1913年11月3日《爱国白话报》第4版）。
    从这里，也就更能理解鲁迅所以要去“往观”的内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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