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墙之乱：东汉覆亡真相

    历史，就是一场一场的闹剧。经过西汉末年风风雨雨的王莽改制、农民起义之后，洛阳城上又重新飘扬着大汉的旗帜。历史好像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刘家的人，又挤满了这新的都城，挤满了这新的朝廷。而“苟延残喘”的农民，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垂头丧气地走回了自己的故乡，重新拿起了生锈已久的锄头，走向荒芜的田野。当他们投到新主人面前的时候，回忆昔日的场景，真像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还没有醒过来，新的噩梦又萦绕在农民心里。不堪重负的农民，在南阳的这个豪强地主还没有坐稳皇帝位子的时候，就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
    光武更新
    光武帝刘秀初定天下，中国复归于统一，但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前朝的遗留的土地问题，哀、平二帝时，已相当严重；王莽的新朝，因为没能解决这一问题，终被推翻；新市、平林军和赤眉军先后建立政权，但也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先后覆灭。至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依然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汉光武帝刘秀本人是个大豪强，他所依靠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础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和割据性，因此东汉前期，作为中央集权体现者的朝廷，只能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内对他们行使着有限的控制。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为了恢复农村秩序，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令“度田”，清丈全国的土地。清丈土地，一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检举有田而不纳税的大地主、大商人；二是没收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一些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士兵和贫苦农民。这一政策，显然侵犯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洛阳附近的新贵和南阳的皇亲国戚。地方官员自然得罪不起这些豪强，只好袒护他们，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身上。
    度田不实，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不满意，大地主大商人也有意见。于是，生活基础最差、抗风险能力最差的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发生了普遍的叛乱，地方豪强大族也趁机加入。这次叛乱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曾是西汉农民起义军发源地的山东、河北、苏北等地，反抗尤为剧烈。光武帝刘秀发现问题，果断解决。当然，他同州郡官一样，也不敢查问豪强。他严查了大司徒欧阳歙任汝南太守时贪赃一千余万钱、查田不实的罪行，并以同样罪名处死了河南尹及郡太守等十余人，表示出对贪赃枉法官员惩处的决心；同时，他采用分化农民起义军的方法，平息了农民起义。从此以后，东汉王朝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
    像度田这样的调整土地分配关系的政策本是新朝建立之初的正常措施，隐瞒和反隐瞒两种倾向的斗争现象也长期存在。但像东汉初年引起的大规模起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说明在东汉初期，豪强地主的势力特别强大，他们有与东汉中央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在争夺人口和土地问题上，中央与豪强地主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从一开始，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不稳固的，这为以后中国的大分裂埋下了祸根。虽然社会矛盾问题重重，东汉政权还是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乱之后的中原，人口大量死亡，土地抛荒，农民有田可种，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矛盾。名义上，光武帝统一了全国。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是孤儿、寡妇和残疾人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比西汉全盛时期已相去甚远。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的实行，一方面是与地方豪强争夺人口，另一方面体现出奴婢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它使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这一措施最初收到一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豪强地主蓄养奴婢的情况又有所抬头，在许多地方，奴婢的人数有增无减。除关注土地和奴婢问题外，光武帝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督、限制外戚势力、削弱“三公”的权力、提高尚书令的权力等等。在光武帝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呈现少有的繁荣与安宁，史称为“光武中兴”。
    内外倾轧
    光武帝之后，明帝、章帝继续执行光武帝时期的政策，东汉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与缓慢的发展。但是，在安定局面的背后，是地主贵族的无穷奢侈和老百姓生活的艰辛。到汉和帝时期，随着皇帝的怠政和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许多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和帝和安帝时代，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历经汉顺帝、桓帝，以至到灵帝时，东汉王朝就像一个浓血淋漓、满身烂疮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对东汉政权运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一书中有极其精辟入理的分析：“具体的史实，就是在东汉社会后期，往往都是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祸国。但这只是东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
    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WZ，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黄天当立
    灵帝继位时，年仅十二岁，在一批奸佞小人的影响下，一心求财，花样翻新。他把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转为皇家私产，由宦官专门替他保管。他在河间老家买田地修住宅，似乎准备在万一当不成皇帝时，还可以回去作个土财主，真是贪婪、可恨、愚蠢、可怜。178年，灵帝又公开张榜出卖官爵，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县令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如果按照资历应当升迁的，就出半价或三分之一。家资富裕的先交钱，交不起的还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对于国家最高级官吏三公九卿，灵帝大概觉得不便公开标价出卖，便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以掩人耳目，事实上也有价钱，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吏的品级更高而价格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吏实际搜刮的门路比地方官吏要少一些。定价之外，又看求官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做，宦官曹腾（桓帝宦官）的养子曹嵩（曹操父）家极富饶，买太尉出钱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买官卖官后来竟发展到所有的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讲好价钱才去上任。往往是，一个官上任不久，另一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官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便如狼似虎的搜刮，刻不容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就得钱，以保全一家人性命。更奇怪的是，有些人不肯贪赃枉法，请求不去做官，竟然被强迫派去。比如，当时新任巨鹿郡太守司马直是著名的清官，因而特别减价，只收他三百万钱。得到诏书后，司马直很不痛快，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于是，他想以请假为名，不去上任，但却得不到批准。没有办法，他只好勉强答应。走在路上，他越想越气愤。于是他上书皇帝，在援经据典、抨击时弊后，服毒自杀。
    灵帝时，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已如前述。在党锢之祸中受封的有一大批宦官，如王甫、曹节等人。这群残废之人，大都没有什么远见卓识，只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他们一旦得势，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道中饱私囊，只知道残害百姓，只知道阿谀奉承。在这帮奴才统治之下，社会一片黑暗。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太学的学生不可靠，一律禁锢不用，而是另设鸿都门学，培养自己的走狗。另外，他们又窃取兵权，组织WZ。从训练爪牙、训练WZ来说，灵帝时期的宦官已经比他们的前辈高明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当时的东汉已经成为匪类的天下；当时的洛阳，已经成为匪类的窟穴。
    上自皇帝，下自宦官、外戚和公卿大臣，都变成百般搜刮百姓、聚敛财富的高手。广大平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如牛如马一样悲惨、下贱的生活，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据史载，在河内、河南这两个地区，发生了妇女吃自己的丈夫、丈夫吃自己的妻子的可怕现象。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黄巾大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准备的农民起义，这是它与秦末农民起义最大的不同。起义的另一鲜明特点就是利用宗教——太平道发动组织群众。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大约产生在东汉中期。从现存的《太平经》的内容看，太平道主要宣扬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和阶级调和理论，中间还夹杂了一些阴阳五行思想和巫术杂语。这些都对封建统治有利，因而传播太平道被统治者认为是合法的。不过，太平道中也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它所宣扬平等观念和对封建统治者无限制横征暴敛的指责，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这使得在无边苦海中饱受煎熬的农民得到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托。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就是巧妙地利用太平道中的积极思想成分，发动组织群众，从而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西）人。他与弟弟张宝、张梁通过传播太平道，向广大群众做了长期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训练。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传道的手段就是治病，具体办法是，让病人在他面前跪拜，倾吐内心的烦恼，以消除郁闷，解除痛苦；然后喝经过画符念咒——可能放了某些药的神水。张角用这种近乎神秘的巫医结合的方式，成功地治愈了许多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张角治病灵验的消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人们就从四面八方纷纷投奔张角。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时代的农民暴动都不能用一杯符水灌出来，也不能用几句咒语咒出来，只有饥饿和杀人的政治才能把它唤出来。同样，黄巾大起义也不是张角用魔术煽动起来的。如果没有饥饿的流民，如果没有杀人的政治，那么张角的符水和咒语统统都不会起任何作用。事实是，在张角组织太平教之前，即在东汉社会后期，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开始了暴动。当然这个时候的暴动都是零散的，他们各不相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张角明白，没有组织的农民暴动注定要被政府绞杀。因而，他派出八个得力助手，以传教为名，组织发动百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张角把入教的群体进行统一编制，分为三十六方，听从他的统一指挥。
    张角认为起义的时机逐渐成熟，就宣布了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指的是东汉政权；“黄天”，指的是农民政权；“甲子”，指的是当年的三月初五。张角巧妙地利用民间历法，在起义口号中，不但隐含了起义的时间和目的，而且比较隐晦，就连东汉政府听到之后，都没有起疑心。接着，张角到处派人在京城和州郡官府的墙壁上，书写上“甲子”两个字。为了更加稳妥起见，组织者之一马元义又常常去都城探听官府的动静，并且收买了宦官徐奉等人，让他们与农民起义军里应外合，攻打官府。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甲子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民起义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叫唐周的叛徒。他把起义的日期、一些教众的姓名和里应外合的全部秘密，作为投降的礼物，全部报告给官府。于是，官府把马元义、宫廷的卫士等张角的同党，约有1000多人捕杀。张角当即立断，迅速采取措施。在灯光之下，他一连写了36封檄文，派人快马加鞭地送到各个分部，约定于檄文到达之日立即起义。太阳出来了。巨鹿的上空，飘起了三面大旗，一面写着“天公将军”（张角），一面写着“地公将军”（张宝），一面写着“人公将军”（张梁）。号角吹起，杀声震天，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并迅速推向全国。这个消息传到洛阳，京师震动，统治阶级慌了手脚，迅速调集五校、三河的骑士，募集新兵四万余人，命令皇甫嵩和朱各率一支，前去镇压农民军。朱的官军刚刚进至颖川境内，就被波才的军队杀得大败，急忙撤退到长社（今河南嵩县东北）与皇甫嵩的军队会合。由于农民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把军队扎到草丛中，被皇甫嵩纵火烧了营地。朱乘机强攻，波才的军队招架不住，转胜为败。皇甫嵩率军乘胜向汝南出发；朱的大军挥师南阳，他们一路屠杀了农民军十余万人。同时，卢植、董卓带领官军，直接扑向张角的黄巾军，围困巨鹿城达数月之久，始终未能攻破城池。其间，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由张梁率领，与官军继续对抗。皇甫嵩也加入到攻城的行列，巨鹿城最终告破，张梁战死。不久，张宝也被他们联合镇压，无数农民军惨遭屠杀。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消灭了，但是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并没有被扑灭，许多地区的黄巾军依旧在坚持斗争，有冀州黑山军、西河白波军、青徐黄巾军、益州黄巾军、汉中起义军等等。
    从张角领导发动的黄巾大起义，到后期持续三十多年的各地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皇朝的统治，横扫了世家大族。黄巾大起义组织严密，口号统一，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并没有带来东汉政权的巩固，倒使地方军阀割据势力逐渐坐大，军阀与外戚、宦官展开权力争夺，皇室倒成为名存实亡的空架子。
    189年，汉灵帝死后，其子刘辩继位，是为汉少帝，何太后与其兄何进掌权。此时，宦官的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担任上军都尉的宦官蹇硕控制着朝廷重兵，其权势在何进之上。何进非常憎恨宦官，在中军都尉袁绍的帮助下，除掉了蹇硕。趁此时机，他还想诛杀所有的宦官。可是事与愿违，想诛杀宦官的人反而被宦官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袁绍立即率领军队攻进皇宫，将两千余名宦官，杀得一个不留。董卓引兵到洛阳，逐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立汉献帝。
    东汉中期以来祸国殃民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虽然以双方的同归于尽告一段落，但东汉的象征中央集权的朝廷实际上已经消灭，豪强们便公开进行着疯狂的WZ混战，割据一方，黑暗的东汉后期开始转入了社会空前大破坏的分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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