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硬汉——陈独秀

    
    这个人一生孤立。这个人一生都是硬汉。
    这个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的真名是陈庆同，字仲甫。1914年，时年25岁的陈庆同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此后，陈庆同在中国开始了他的风云岁月和风雨人生。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杰之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在今天中国大陆，大家提到陈独秀，也许第一反应更多的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个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大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正是由于他的右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右，在近代中国语境里，意味着软弱、妥协、反动和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最大的“右派”陈独秀，却是一个响当当的硬汉。
    17岁以前的陈独秀除了父亲早逝，基本上没有故事。17岁这年，对于陈独秀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中了秀才；过继给身为四品知府、富商和著名书画家的亲叔叔陈昔凡做儿子；成为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的女婿。作为官家少爷、富家公子，人生道路在陈独秀面前一下子变得坦荡而宽阔。不过谁也不曾料到，陈独秀却与朝廷命官父亲和满清将军岳父背道而驰，1901年留学日本之后，很快变成了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走上革命道路的陈独秀也走上了脱离家族的道路。不仅不问家事，而且视家产如敝屐。相传有一次他到北京，他父亲在北京开的古玩店“崇古斋”掌柜听说小东家来了，便请他到铺子里一趟，以赏个面子。陈独秀当即以“铺子不是我开的”回绝。在陈独秀一生中他基本上不提他这个豪富的家族。1910年，陈独秀和妻妹高君曼自由恋爱为族人和岳父不容，陈独秀认为婚姻自主高于家族礼法。于是携高君曼出走，从此，陈独秀成为游离家族之外的人。
    陈独秀对于万千家财不入眼的同时，对于革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1904年，陈独秀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安庆开办了《安徽白话报》，不久就只剩下陈独秀一人，陈独秀一人跑到芜湖，躲在汪孟邹的科学图片社二楼，一个人负责白话报的编辑和发行。尽管一天只能喝两顿稀饭，他还是坚持了几个月，表现了极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能力。这件事后来广为流传，连蔡元培这样的人都赞赏有加。
    《新青年》创办以后，陈独秀不自觉地站在大时代的前端，在文化领域里进行了一次“辛亥革命”。等到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名副其实的领袖。名满天下的过程，也是诽满天下的过程。陈独秀鼓吹白话文，打倒孔家店等活动，使他成为旧派势力集中火力攻击的对象，林琴南（林纾）甚至搬出他的得意学生，当时在北洋政府炙手可热的陆军次长徐树铮来吓唬陈独秀。虽然陈独秀没有被吓住，可是他孤傲的性格和特立独行，使他在北京慢慢孤立起来，最终不再担任文科学长。苦闷的他在新年写道“万人如潮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但是在与各种旧势力的斗争中，陈独秀并没有后退，五四运动爆发，一跃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此时的陈独秀，是万人敬仰的对象，也是万人痛恨的对象。北京呆不下去了，便南下上海和广东，所到之处赞扬声一片，反对咒骂声一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时候，陈独秀人在广东，无法参加中共一大，还是被选为中共的开山书记。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曾经明确的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希望中国共产党能独立地进行革命，不被第三国际领导和控制。虽然陈独秀是个天生的领袖，领导新文化运动，办刊物，写文章得心应手，可面对无比复杂的中国形势，领导一个政党进行实际的政治活动，就不是陈独秀这个书生能够手到擒来的了。面对着党的经费、活动等一个个实际的问题，焦头烂额的陈独秀显出了书生本色。最终向共产国际低了头。后来有人问陈独秀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上，为什么一改反对的态度，同意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提议，陈独秀说他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让心高气傲的陈独秀服从一个纪律，在陈独
    秀一生中，只此一个。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的带领下，迅速发展。此时的陈独秀，由于他的声名和能力，在年轻的共产党里，高高在上。他再一次成为一个孤立的人，一个大权在握的“家长”。脾气越来越大，书生气越来越重。即使加入国民党后，也没有多大改变。一次因为中共中央批评国民党，惹得孙中山气冲冲地对马林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党的语言，我一定开除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陈独秀在孙中山还没去世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不和谐，他在写给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识制止反对派对我们的攻击。”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左、中、右三派，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各种力量相互斗争激化。陈独秀受制于苏联顾问，也拿不出好的斗争策略。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对彭述之说：“我们和蒋介石转圈子，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们手里没有武器，所以我们很被动，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并让彭述之去找加伦谈谈，能不能从苏联那里弄到五千枝枪。这可能是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最有远见的一次提议，不过在苏联顾问的否定之下，没能实现。此后的陈独秀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苏联顾问的制约，不知所措，一路后退。陈独秀后来在他的辞职书中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当时无奈、无力和不甘的复杂心情。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失去陈独秀的绝对领导后，内部各种意见此起彼伏，难以统一，最后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血的代价。
    大革命失败以后，瞿秋白和共产国际劝陈独秀到莫斯科，陈独秀一直不肯。中共六大上，陈独秀只被保留了党籍。此后一年的时间内，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牺牲，大女儿为陈乔年料理后事，见到弟弟惨状。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此时的陈独秀六大落选，失去三个子女，国民党通缉，东躲西藏，不但在悲愤惊吓之中煎熬，而且又成为一个被孤立的人。即使作为托派的领袖，也是风雨飘摇。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蒋介石的特务捕获，进了监狱。1936年，蒋介石西安被扣，狱中的陈独秀知道后，以为这回蒋死定了，特地请人买来酒和菜，对狱友濮德治和罗世凡说：“我平生滴酒不沾，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喝酒时，陈独秀先斟了一杯酒，倒在桌边，说：“大革命以来，为了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他又倒了一杯，说：“这一杯是为了延年、乔年儿，为父的为你们酹上这一杯”。说着泪流满面。多年郁结在心中的恨与痛汹涌而出。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放出来，蒋介石让胡适劝陈独秀当国防参政会参议员，陈独秀对胡适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帝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此后蒋介石还准备让陈独秀当劳动部长或组织第三党，都被陈独秀拒绝。陈独秀还拒绝了胡适让他去美国的邀请和托派的邀请。他的真实想法是去延安。不过中共中央要陈独秀对加入托派作出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这个倔强的人，环顾世界，苍茫之中不知归路在何处，陷入空前的孤立之中。他对濮德治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陈独秀在此之前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1935年，刘海栗从欧洲回来，到狱中探视陈独秀，请他为自己的黄山古松图题字，陈独秀提笔写道：“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如果上一次还有些潇洒的话，这一次则充满了凄凉和悲伤。
    无处可归又苍老的陈独秀随着逃亡的人潮来到四川江津，在敌机的轰炸下度过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的风烛残年。谁能认出常常在街上出现的那个蓬头垢面、步履踉跄的老头子就是当年叱诧中国的陈独秀？
    1942年5月27日晚上9点40分，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这个异乡一座别人的房子里永远地闭上了眼。“误食霉变豌豆花”的死因只是为他凄惨的晚年再增加了一丝凄惨。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在我看来，就是对他的“硬”和“孤独”的最好诠释。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