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与“读史”

    
    5月份，读到《中华读书报》上关于《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的一组评论、回应文章（5月10日第13版、5月17日第9版），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不久，又读到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在《文汇读书周报》（5月19日第7版）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我想接着各位先生的话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作为补充。
    图与人类的文明史密切相关。早在文明的萌芽期，图画就以其直观明了赢得了人类的青睐，画图遂成为人类记事的最早方式之一。文字产生以后，图片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古代，“图”与“书”二字往往并连使用，所以有“图书”一词。此外，还有“河图洛书”的说法。这里的“图”大多指手绘图片，而现代意义上的“图”则包括照片。闵杰先生所提到的中国最早的照片——耆英照，其实是法国海关检查长于勒•埃及尔拍的，由于是银板摄影，所以看起来有些模糊。但照片是直接映像物体，比起手画图片更具真实性和准确性。
    比起文字记载来，读图在发掘历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可称“图像文献”者（来新夏先生语）——《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更是有其独特的意义。该图片集收录的就是经过编撰者悉心筛选的莫理循所拍摄和收集的500多幅照片。但它们的价值超出一般的历史照片，作为一个有敏锐政治嗅觉的一流外国新闻记者和一个对中国颇为了解的旁观者，莫氏能够较好地选择记录当时有新闻价值、现在看来有历史价值的事物与场景。例如图片集中有一组照片就是记录1911年中国东北肺鼠疫情况的，从中可以看到当时防疫人员的装束已相当现代化，这对目前新兴的公共卫生学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图片史料。还有一组照片报道的是1907年刚创立不久的山西大学。正如图片集序言所说：“照片上的校方领导均是满大人装束，而学生则是半土半洋的制服。中国学生自清末新政以来直至20世纪40年代，均是近似军服的制式服装，这个照片是最早的证据。”
    郑樵在其《通志略•图谱略》中就提到“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认为治学的“要义”是图、书并读。这是因为读图也可以证史，或弥补文字记载的不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过去史学界对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个问题的争论了，如果当时有人给洪秀全留个照片的话也许就是另一番状况了吧！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原以为张良相貌奇伟、身材魁梧，但观看画像之后才知道“张某如夫人女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在《驳看康有为政见书》就认定“图录有征”，强调“图录”作为证据的可靠性。同样该图片集中也不乏订正并补充文字所记载之不足的“证据”。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前有不少人认为“莫理循”的名字应该是“莫里逊”，但图片集中有照可证“莫理循”是正确的。
    编辑图文并茂的历史出版物在国内已经开始形成一种趋势。但是怎样使这些图书更好地吸引读者对很多图书著作者来说似乎还是一件比较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正如陈平原先生曾经调侃的那样，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通过“读图”来“读史”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手艺”。我期望出版界能够奉献出更多、更优秀的图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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