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史事探微

    
    明末清初的福建，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舞台。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自飞黄、大木父子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变迁，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1]意味深长，非纵横古今不能理解。王钟翰师几年前曾写过一篇《论施琅的历史功过》[2]，将施琅与年长近三十岁的同乡洪承畴进行比较，认为与洪承畴相比，施琅是个应该给予全面肯定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在统一台湾、自觉放弃个人报仇私心这一点上，值得人们特别敬佩。这个角度选得好，一是从更广阔的宏观视野看，明末清初的福建文武世家，对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洪承畴与施琅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二，具体到个人作为等微观问题，施、洪之间也有可比性。今结合与施琅有关的明末清初史实，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一、施琅与明末清初福建文武世家
    明末清初的福建文武世家，对明清易代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的一个表征。据研究，“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比其他地区相对发达”，表现之一是明中叶以前“以士绅阶层为首的依附式宗族的普遍发展”。通过研究家族组织的政治作用，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质”，曾是中日史学界共同的学术旨趣，而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作用是其中两个重要取向。[3]具体到明末清初的福建文武世家，从政治倾向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集团或群体：第一个是以“飞黄大木父子”为代表的“海商资本利益”集团[4]，第二个是以洪承畴为代表的仕清缙绅，第三个是以黄道周为代表的忠明缙绅。这三个集团或群体之间政治界限固然清楚，但在社会关系方面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人员不稳定，三者之间相互流动。这个过程，对明清易代产生重大影响并影响到后来的清朝国势。
    施琅初属海商资本利益集团成员，顺治八年与郑成功决裂，二次降清后归入贰臣群体。他的母亲出自“蔡埭洪氏”[5]，“仰宇公女”[6]，仰宇公在武荣英山洪氏家族的关系尚不清楚，但施琅给洪承畴之子洪士铭的墓志铭书丹，自称“镶黄旗内大臣伯加一级前提督福建等处地方水师军务总兵官右都督靖海将军年家眷世弟”[7]，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洪士铭死时，施琅尚未复出，所以是“前”福建水师提督，自称“年家眷世弟”的施琅之母与洪氏家族当有一定关系。洪士铭与李光地为“中表兄弟”[8]，洪承畴的原配夫人李氏即出自安溪，与李光地同族。李光地康熙九年进士，仕至直隶总督、大学士，在荐举施琅复出时，他起了关键作用。而施琅固然与郑成功决裂，两个家族之间没有断绝关系。如康熙六年出生的施琅六子世骠，娶了比他大三岁的石井郑氏；生于康熙二十六年的施琅七子世骅长子士邑，也娶石井郑氏为妻[9]。
    与施琅联姻的家族还有晋江黄氏、林氏、平和黄氏、李氏、漳州唐氏、浔美万氏、富氏、安平曾氏、永春林氏、丙（加水旁）洲王氏等。而洪承畴的第一个婚姻圈是由福建晋江陈氏、林氏、黄氏、丁氏、曾氏、蔡氏等构成。晋江黄氏、林氏、曾氏等是两个家族共同的婚姻对象。通过联姻等手段，福建文武世家之间构成辐射力极强的社会关系网。
    晋江林氏在明代后期出了两位兄弟尚书，名声显赫。一是林欲栋，万历二十二（1594年）、二十三年联捷进士，仕至工部尚书，以疾乞休。另一位是欲栋弟欲楫，万历三十一年解元，三十五年进士，仕至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时为崇祯十一年（1638年）。当时，兵部尚书杨嗣昌议增兵饷，欲楫“抗言三空四尽之秋不宜以穷民养骄兵”[10]，力指时弊，疏救刘宗周。崇祯十六年十月以疾乞休，致仕。南明隆武政权召为大学士，不久归，卒。林欲楫之女为洪承畴之媳，林以隆武朝大学士的身份，固然隶属第三个集团，却在易代之初，对保全洪承畴家人起了关键作用。
    晋江黄氏始祖黄凤翔，隆庆二年（1568年）榜眼。“泉中科第不乏，而明及第自凤翔始。”[11]授编修，奉命教习内书堂，历仕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天启初谥“文简”，是太平时代擅长馆阁文字的代表人物[12]。他共有七个儿子，孙辈中尤以黄熙胤、黄徽胤最为著名。黄熙胤，崇祯三年、四年联捷进士，入清奉命招抚福建，为御史，仕至刑部侍郎，顺治十年（1653年）以年老乞归。子志美，崇祯十二年举人，入清授广东高州知府，解职归卒，寿九十，有《金丹指南》一卷[13]。熙胤父子与洪承畴均属第二集团，共同招降郑芝龙，成为影响明清易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康熙十七年，熙胤子志美又受福建总督姚启圣之遣，赴厦门招抚郑经[14]，可见无论是福建地方事务还是关系全局的事务，总有福建士绅活跃的影子。《泉州府志》曾引《东崖杂记》，提到泉州三世登进士的四大著名家族中，除傅、赵、丁氏外，“黄公凤翔实父子孙曾四世进士，为阖郡冠，但三孙各分支派，似在丁之上，傅、赵之下。”[15]福建泉州的簪缨世族相互联姻，不仅构成地域性明显的婚姻圈，而且对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产生实在的影响。
    综观以往有关施琅的研究，关于他的降清背明，是产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16]。如果将施琅置于明末清初福建文武世家群体中，横向比较分析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启发。
    1、施琅与郑芝龙。顺治三年八月间，海商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隆武朝太师平国公郑芝龙“密遣人通内院洪承畴、御史黄熙胤”，探视清朝态度。清平南大将军博洛许诺“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17]，芝龙遂召熙胤子志美相议，决计降清，复书由“美密遣老苍头送出浙江，与承畴、熙胤”[18]。从隆武朝太师到清朝同安侯，郑芝龙选择降清，原想找一条根本出路，而清廷却将招抚视为顺利拿下福建的一种手段，“根本拒绝了海商资本争取妥协的表示和要求”，挟持郑芝龙北上。郑芝龙降清，是完全不了解对手的一种盲目冒险，也可以说是过分重视集团利益的短视行为，最终葬送了他的“海商资本利益”的根本所在。
    郑芝龙决计降清之时，清朝是否已经具备统一全国实力，在此暂且不论[19]，但满族统治者确已今非昔比，已有视全国为禁脔之心，若想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必须破釜沉舟，与清朝决一死战。如果与南明政权中最有抗清决心的隆武政权绑在同一架战车上，生死与共，拼死决战，或许还存在获胜的希望——这另一种可能成功的冒险，却为郑芝龙舍之不取。除了不看好隆武政权有可能的作为外，当是过分信任同乡洪承畴，以及洪所代表的清朝，表现出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与短视。他过于重视自己的“海商资本利益”，没有竭尽全力参与明清易代的角逐，而是采取了画地为牢的保守方针，他天真地以为清廷会跟他谈判——而清廷真正坐到谈判桌上，是在六年之后，是永历政权的几路大军北伐西征以及其子郑成功驰骋东南沿海打出军威之时——而那时，替清廷出来收拾局面的又是他的同乡洪承畴。而顺治三年之际，清军兵锋正健，清廷怎肯坐下与郑芝龙谈判？郑芝龙束手收兵，岂不自投罗网？结果是既不能保有身家，也摒弃了荣华富贵，成为他人刀俎下可任意宰割的鱼肉，甚至不能使自己及家人得到善终。历史已经证明：与隆武政权决裂，并非正确选择。郑芝龙与隆武帝的决裂，损失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身家性命，更使历史丧失了一个改变发展进程的重要可能性[20]。
    郑芝龙降清，造成海商资本利益集团的分裂。施琅就在此时，随郑芝龙流动到第二个集团。
    顺治三年，清军入关虽已从一种可能性变为历史事实，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道路依然漫长曲折。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但很快在吴三桂联合清军的打击下失败，李自成死后，余部走上了联合南明政权抗清的斗争，尤其是与南明政权中的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的联合，与清军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生死决战。而施琅现身于政治舞台之际是隆武政权的主要支柱郑芝龙海商集团中的一名小将。由于郑芝龙与隆武帝决裂，选择了降清，施琅随行，当郑芝龙被博洛挟持北上后，施琅与五百名随行者一起被留下来，强制分配到各军营，即随清军南下镇压广东方面的抗清力量[21]。因此，施琅降清是随大流的不由自主行为，与郑芝龙主动选择降清不能相提并论。也正因此，到顺治六年二、三月间，当施琅有机会脱离清军的时候，他就加入了郑成功的抗清WZ，直到与郑成功发生矛盾，产生杀父之仇，被迫再次降清。可以这么说，在降清问题上，施琅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尤其是他首次降清，尚不与国家前途与个人品格发生关系，没有太多可供春秋责备的问题。
    2、施琅与洪承畴。两者之不能相提并论，关键在时机不同，性质就不一样。洪承畴降清是在清朝入关之前的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崇德七年。当时的历史形势是，明清之间的松锦鏖战，以明朝失败告终，但其灭亡，尚未成为历史事实；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度过低潮之后，取得节节胜利，跨入凯歌行进历程；清朝入关，比起明朝灭亡，更远在未定之天。洪承畴以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的重臣身份，出关援辽，失败被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最终选择降清，从小处着眼，是背叛了他自己前半生中孜孜追求、浴血奋斗的事业，不仅彻底否定了自己，也将数十年来所受的人生道德教育、基本生活准则置之脑后。从大处着眼，则使明清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陡然倾斜，而不是象有的论著或文章所说的那样洪承畴降清是一件小事，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22]。
    洪承畴降清，对明朝的重大打击，不仅表现在明朝失去一个有才干的封疆大吏[23]，而且暴露了明朝最高军事机密，将明朝与朝鲜方面联合抗清的秘密军事计划[24]透露给清朝。这一事件[25]，甚至有可能对朝鲜后来政局变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先，清朝对此计划，略有耳闻，苦无确证。“清人每以汉船出入，疑我之相通，适中朝兵部尚书洪承畴降于沈中，备言我国事”[26]，洪承畴透露这个计划，使清朝掌握了朝鲜与明朝相通的确凿证据。在明清之际历史走向尚未明朗之时，朝鲜虽然已经臣服清朝，但仍有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宗室怀恩君李德仁、广州府尹权澺、知事李一元等仍然坚持秘密协助明朝抗清，而明朝上下，包括登莱巡抚曾化龙在内，直到崇祯十六年仍在努力推行这项计划[27]。巧合的是，曾化龙恰恰是洪承畴的儿女亲家，只是不知洪承畴已降清的事实。从“联鲜图奴，共奏肤功”到“招商联鲜”[28]，不仅是明朝为挽救危亡形势的一个具体措施，也体现了洪承畴、曾化龙、郑芝龙等福建文武世家大族对明清易代的具体影响。陈寅恪先生注意到曾化龙这个《明史》无传的人物绝非偶然。
    值得一提的还有，洪承畴降清，对当时社会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也是短期内所难以消除的。对明朝釜底抽薪，当然使清朝如虎添翼。洪承畴降清更大的影响则在于助清消灭南明，从彻底粉碎隆武政权的中兴计划到与永历政权的数年较量，洪承畴始终处于明清易代斗争的峰尖浪顶。故钟翰师认为，洪氏参加的是对当时全国上升至首位的民族矛盾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斗争，是逆潮流而动。李光涛先生更认为“假若当时无承畴，则中国何至有清朝？不幸天生一洪承畴，更不幸即生于明清之际，无端使彼成为明朝的祸本，更无端使彼成就了一个大清帝国。”并认为松山之战，承畴失节降清，力屈所致，尚可原谅，“独是后来为保存他的禄位，不惜竭尽智能，反噬宗国”[29]，这才是他不可涤洗的耻辱。言辞固然激烈，但对洪承畴在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述，是有坚实史料基础的，可信的。如果没有洪承畴心血耗尽的替清朝支撑危局，度过难关，单凭清朝八旗军队的金戈铁马，能否产生与后来历史进程一样的结果，且在两说。因此，所谓洪承畴降清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说法，在史实上完全站不住脚。
    施琅二次降清，对明郑势力造成重大打击[30]，直接影响到当时抗清复明的大局，这是不能为施琅讳言的。但是，施琅降清，无论是其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后果都不能与洪承畴相提并论。这既与施琅“行事微觉好胜”、“度量褊浅，恃功骄纵”[31]的个性特点有关，也与郑成功处理内部关系“用法严峻，果于诛杀”[32]的失误有关。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尚提不到直接关系明清易代的高度，也是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的。何况，施琅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争取台湾。当他奉命出征时，是在清朝入关三十多年、明郑政权进入后期，郑经“已无复西征之意”，抗清复明目标消失，陷入“封建割据”[33]。清朝则不仅消灭了大陆上的南明政权，而且也基本平定三藩，人心向往和平安定，发展成为当时历史的主旋律。施琅的举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他在清朝的建树与洪承畴在清朝的作为，并非五十步效百步，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施琅平台的历史功绩，史学界已有充分肯定。尤其是施琅平台后所上方略，实代表“洞悉海外形势”的东南沿海有识之士的观点。他认为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不仅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放弃台湾，“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并建议守台湾，固澎湖，“兼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还直斥顺康之际“封疆大臣，无经国远虑，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尽迁五省边地，以避祸患，致贼势愈炽，而生民颠沛”。最有预见性的是“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第之为患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测，当思杜渐”。他屡屡建议“审弊立规，以垂永久”，“设法画定互察良规”，“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而祸患无自而萌，疆圉永以宁谧”[34]。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施琅的有关海防思想，越发显得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但是这种思想没有成为清廷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也许又是影响清朝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件事。当清朝统治建立、巩固后，在治理海疆方面采取保守政策，人所共知，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后，清朝“基本上已具备控制台湾海峡的条件”，但是台湾的海防，在嘉庆朝以前，仅是水陆汛塘部署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则加重沿海要冲、港澳的防守，洋务运动以后，渐指为应付列强侵略所做的一切防御及相关工作，对海防的理解，迟至十九世纪以后才警醒，而清廷“以陆制海”的政策，更“凸显其海防政策的盲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海疆多为汉人所居，海战又为八旗所短，所以在将权利下放至沿海各省督、抚的同时，亦暗藏戒慎之心[35]。所以，施琅“天下东南大势在海而不在陆”的杰出思想不被重视，使清朝后来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当时看起来也许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和后果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能看得到，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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