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原来也有假

    
    引言
    在“朕言即法”的古代，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和指示，也就是老百姓通常所说的“圣旨”，是中国古代帝王权力的载体和象征，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巨大的威慑力。直到如今，我们都还经常能够从火爆荧屏的宫廷戏剧中领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大凡圣旨一到，无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官吏、草民百姓，无不伴随着一声威严的“圣旨到”而诚惶诚恐地拜倒在地，因为一道圣旨顷刻即可决定或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应该说，这种描写是绝对真实的，也是完全可信的。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圣旨有假的，上行下效，其他公文自然也有假的。如果有人开一个古代假圣旨（公文）展览馆，展品肯定汗牛充栋，让人大开眼界。
    假传圣旨，平息民怨
    方腊起义是爆发在北宋末年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领袖方腊原是两浙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西部山区的一个漆园主（另一说是佣工）。当时，宋徽宗重用“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分别在苏州和杭州设立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勔主持其事，年复一年地强取民间奇花、异木、怪石。应奉局的官员只要听说哪个百姓家里有块石头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就带了兵士闯进去，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便会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墙壁毁了或干脆将房子拆掉。应奉局官员有时还乘机敲诈勒索，逼得民户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竹木，用大批船只经由运河运往首都开封。十艘左右的船只组成一个运输队称一纲，因而又称为“花石纲”。由于抢夺来的花石数量太多，络绎不绝的花石纲船队致使运河航道不畅，“花石纲”部分改用海运。花石纲把东南一带闹得昏天黑地，出产花石多的地方，百姓遭殃也最重。例如，睦州青溪这地方，出产各种花石竹木，应奉局常常派人到那里搜刮，方腊家里自然也经常遭到勒索。方腊恨透那些官府差役，又看到当地农民兄弟受尽花石纲的苦楚，就决心把大家组织起来，造官府的反。宣和二年（1120）十一月底，起义军打下了青溪县城。深受花石纲之害的两浙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随即占领睦州、歙州（今安徽歙县），逼近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军所到之处，见官即杀，对恶霸土豪则坚决镇压，焚烧他们的房屋，把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并先后攻下了六州五十二县的广大地区。
    方腊起义军的蓬勃兴起和迅猛发展，吓坏了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当时，宋朝与金国订有“海上盟约”，约定两国共同进攻辽国。为了执行这一盟约，宋朝已调集各路精兵强将，准备进攻辽国南京（燕京，今北京）。当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后，宋朝马上停止对辽作战，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宋徽宗授予了童贯极大的权力。在给童贯送行时，宋徽宗握着他的手嘱咐说：“东南方面的事情就全部交付给你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就用‘御笔手诏’下达命令。”所谓“御笔手诏”，其实就是皇帝的手谕，也就是皇帝写的白条子。白条子也能处理政务，本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在北宋后期，用“御笔手诏”处理政务、任免官员，不但十分盛行，而且比正式公文还管用。
    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看到百姓苦于花石纲的严重侵扰，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就是这可恨的花石纲；又听大家说“乱贼”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花石纲的危害使得民怨沸腾，老百姓都痛恨政府而袒护叛党。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当即利用宋徽宗授予他的权力，命令下属董耘撰写诏书，并以宋徽宗“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以平息百姓怨气，收拾民心。诏书用语既谦虚又诚恳，就像古代帝王颁布的《罪己诏》一样，通篇表示自责，把所有的不是都归到了皇帝身上。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见到这一诏书后，哪里分得清是皇帝颁布的真圣旨还是童贯代行的假圣旨，他们就如拨开云雾见日出一样，不仅消除了对朝廷的怨恨，而且还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就连那些深切同情和积极拥护方腊起义的人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失去了广大老百姓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加上起义军战略上的某些失误，方腊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1〕。
    童贯是北宋末年的著名大宦官，他靠逢迎讨好宋徽宗而获得宠信，充当监军，手握兵权近三十年，不但在战事中冒领军功，掩盖败绩，迷惑人心，得邀恩宠，而且培植党羽，残害忠良，卖官鬻爵，胡作非为，被称为“六贼”之一。但他在平定方腊起义时以皇帝“御笔手诏”的名义罢除花石纲和苏杭应奉造作局，还是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份“圣旨”虽然是假的，但它确实起到了平息民怨、挽回人心的作用。童贯到了江浙前线后，如果不是迅速采取这一争取民心的措施，他要平定方腊起义，那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昏庸的宋徽宗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形势稍有改观就马上恢复了应奉局，继续原来的错误政策。五年后，北宋被金国灭掉，他自己也当了俘虏，也就不奇怪了。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童贯假传圣旨，虽有伪造圣旨之嫌，但毕竟是在宋徽宗亲自授意之下进行的，所以，这份“圣旨”形式上虽然是假的，但内容却是真的，而且客观上又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所以不能算作什么大坏事。而宋徽宗朝另一个大宦官梁师成让人模仿皇帝笔迹，伪造“御笔手诏”，以售其私，就完全是一种祸乱朝政的行为了。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2〕。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二十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他们都是寒门出身，都做过中书舍人（秘书），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取得皇帝的宠爱。皇帝对这些人，自然也是另眼相待、十分器重的。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任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3〕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才在李绛、武元衡、裴度等几位宰相的辅助下，先后平息剑南刘辟、江东李锜、淮西吴元济、淄青李师道的反叛，使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幽州）也相继归顺朝廷。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至此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赋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三十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4〕。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五千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朱克融的这份报告，以武力为后盾，以言辞相要挟，态度相当蛮横。而他所谓的助修洛阳宫阙，表面上好像是讨好朝廷，在拍唐敬宗的马屁（因为唐敬宗想修好洛阳的宫阙后去东都游乐），实际上是向朝廷示威。其悖慢无礼，确实令人发指。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十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朝廷赐给你们的春衣，有关部门制造时不严格，朕也很想知道真实情况，已下令调查处理。关于幽州将士的春衣，从来都不由朝廷征调供给，而是由本镇自行安排解决。朕并非舍不得几十万匹财物，只是朝廷向来没有这个先例，不能只给幽州。’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5〕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辞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敢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了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虚与委蛇，故作姿态
    内容上真真假假的圣旨自然不只上面这一件。晋哀帝隆和元年（362），东晋小朝廷在答复权臣桓温的迁都请示时，虚与委蛇，故作姿态，其手段与唐敬宗假意答应朱克融的要求可谓如出一辙。
    永和十二年（356），东晋权臣桓温乘周成占据洛阳被姚襄围困之机，发动第二次北伐战争，目标是占据许昌的姚襄。姚襄原是东晋将领。殷浩北伐时，他是前锋，后中途倒戈，进击殷浩，致使殷浩大败。姚襄背叛殷浩后，先屯于淮南，招掠流人，众至七万，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带兵北还，占据许昌。
    六月，桓温挥师自江陵出发。八月，进至伊水（在洛阳城南）。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水而战。桓温亲自被甲督战，大败姚襄。周成率众出降，桓温进入洛阳。
    此次北伐之前，桓温曾多次上疏，请求还都洛阳，朝廷没有答应。收复洛阳后，他于哀帝隆和元年（362）五月再次上疏，请迁都洛阳，并请求将永嘉之乱后流亡至江南的人全部北徙，以充实河南之地。可惜“轻社稷”的南渡君臣早已忘了“望旌旗”的中原父老。他们习于安乐，耽于逸侈，但求自保江南，无意恢复失地。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甚至以“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为理由，上疏反对迁都，认为迁都是“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6〕。
    朝廷不愿迁都，这是上下一致的共识，但如何答复桓温的请示，却成了一道难题。当时朝廷十分忧虑害怕，准备派某位重臣去劝阻桓温。还是扬州刺史王述比较厉害，能够洞察桓温的真正用意。他说：“桓温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威胁朝廷罢了，并非真想迁都。只要依从他，他自己就不会去了。”大家认为王述言之有理。朝廷于是诏答桓温说：“诸所处分，委之高算。”也就是把迁都的有关事宜都交给你桓温全权筹划办理。皮球踢回去后，桓温一点反应都没有，迁都之事果然由此作罢〔7〕。
    在迁都一事上，桓温为什么出尔反尔，言不由衷，说一套做一套呢？原来桓温所谓的迁都，确实是一种虚张声势和故作姿态，其目的只是为了贪图复兴晋室、还都洛阳之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然后达到篡晋自立的目的。但迁都是项大工程，不是说迁就迁得了的，东晋君臣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与他玩这种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假如朝廷不敢正面答复桓温有关迁都的请示，无疑是一种示弱的表现，他以后肯定更加飞扬跋扈，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在玩弄这种既讨好卖乖又志在立威的游戏方面，桓温可以说是一位老手和行家。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从江陵出发，北伐前秦。此次北伐非常顺利，形势非常之好，桓温进军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长安指日可下。桓温却驻军灞上，观望不进，最后无功而返。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桓温兴师动众北伐的根本目的并非真心想伐罪吊民，恢复晋土，而是志在为自己扬名立威，以功名镇服朝廷。
    现在，桓温又在东晋君臣面前玩弄这一手段，自然会有王述这样的高人识破他的鬼把戏了。
    捏造事实，欲盖弥彰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8〕。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杨坚篡位前夕，曾派梁睿为行军元帅，去讨伐和他作对的北周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当王谦被消灭之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归附，只有南宁州（今云南曲靖一带）的蛮族首领倚仗路途遥远，不肯服从。梁睿曾要求率领平蜀的军队前去征讨，但杨坚当时急于要做的头等大事是尽快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从北周手中把天下夺过来，因而没有同意。后来南宁州的首领爨翫接受招抚，被任命为昆州（今云南昆明市西郊）刺史，后又反叛。开皇十七年，隋文帝杨坚派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领兵去攻打他们。史万岁率部历经艰险，转战一千余里，先后攻破许多据点，打败三十多个部落，俘虏男女两万余人。其余各部落都害怕了，爨翫被迫再度请降，表示愿意听从约束，还献出直径有一寸的大珍珠等宝物，并刻石歌颂隋朝的德政。史万岁请示把爨翫带回朝廷，隋文帝批复同意。但爨翫心怀二志，不想离开本地，便用黄金珍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于是放了他，班师回朝。当时隋文帝的四儿子蜀王杨秀在益州，闻知史万岁受贿，派人索取，史万岁便将所得黄金珍宝全部沉入江底，杨秀只得作罢。回朝后，史万岁因功位晋上柱国。第二年，爨翫再次反叛，蜀王杨秀弹劾史万岁受贿纵贼，致生边患，毫无大臣气节。隋文帝责问史万岁。开头史万岁不承认，隋文帝火了，说要杀他，他才惧而服罪，并哀求隋文帝原谅。宰相高颎等人都替他求情，隋文帝怒气稍解，最后只给了史万岁一个免职处分。史万岁是勇冠三军的名将，一年后，隋文帝恢复了他的官爵，不久又任命他为河州（今甘肃临夏）刺史，兼领行军总管，继续让他担当边防重任。至此，此事算是有了最后了结。
    如果说，在南宁州一事上史万岁确实犯有重大过错，那么，三年后出击突厥，他根本就是一个受害者，而害人者便是当朝第一权势人物杨素。杨素为什么要害他？因为史万岁功劳大，杨素十分忌恨他，怕他威胁自己的地位，欲除之而后快。
    开皇二十年四月初，突厥达头可汗率军侵犯隋朝边境。隋文帝颁下诏书，命令晋王杨广、尚书右仆射杨素率兵出灵武道（今宁夏灵武），汉王杨谅与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合击突厥军队的入侵。史万岁率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和杨义臣等出边塞，行至大斤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与突厥军相遇。达头可汗派人询问：“隋朝大将是哪位？”隋军侦察骑兵说：“史万岁！”又问：“莫不是当年威震敦煌的那个戍卒？”侦察骑兵回答：“正是！”达头可汗慑于史万岁的威名，慌忙引军退去。史万岁率军纵马飞驰，追杀了一百多里，斩敌数千，大破突厥军。又继续跟踪深入沙漠数百里，才胜利归来。而杨素率领的另一路部队则连突厥军的一根毛发也没有捡到。
    史万岁从前线回来后，杨素嫉妒史万岁的功劳，对隋文帝说：“突厥本是来投降的，这次根本没有侵犯我朝，只是来塞上放牧牲畜而已。”想就此埋没史万岁的功劳。可是杨素的谗言说得太没有水平了：突厥不是来侵犯，隋朝为什么要派出两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然而隋文帝偏能听进他的一派胡言，果然不对史万岁和他的部队进行嘉奖。史万岁几次上表陈述，隋文帝仍未醒悟。太子杨勇当时遭到废黜，隋文帝正全力追究太子党羽，严防东宫结党谋变。一天，隋文帝问史万岁在哪里，当时史万岁实际上就在朝堂安抚其部下，杨素却说：“史万岁朝拜太子去了！”以此激怒隋文帝。隋文帝听信了他的话，命人将史万岁召来责问。史万岁听到皇帝召他，还以为自己部队有功不酬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便对在朝堂上叫冤的部下说：“我今天一定要对皇上说清你们的事情，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见了隋文帝后，他就讲：“将士有功却被朝廷压抑！人心不服，很不公平！”措辞很生硬，语气也含怒，态度又激动。隋文帝本来就怒火中烧，如今又听了史万岁这一番莫名其妙的气话，于是更加愤怒，当即下令左右将他拖出去用乱棍打死。但隋文帝很快就醒悟并后悔了，派人去追，然而什么也来不及了。一代名将，就这样被打死于乱棍之下。不仅如此，史万岁最后还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用冠冕堂皇的公文形式，正式向天下公布。
    故弄玄虚，糊弄朝廷
    圣旨有假其他公文自然也有假。在古代，假公文即使不能说泛滥成灾，至少也是吏治腐败的重灾区之一。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国主完颜亮率领六十万大军分四路南征，其声势之大，为金立国四十余年绝无仅有。完颜亮统治初年，就醉心于跨江一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这次南征，便是他为实现灭亡南宋、“使海内统一”的野心而孤注一掷的一次军事冒险行动。战争之初，金军连败宋军，在十月中下旬便到了采石，与南宋隔江相望。
    然而，南宋守将、左朝请大夫、知太平州王傅为了掩饰自己的败绩，并没有将实情报告朝廷。数日之后，有人批评王傅不应该隐瞒军情不报，他才迫不得已向朝廷作了报告。王傅因自感理亏，于是一日之内连上八道奏章，仿佛要借此弥补前几天本应撰写而没有撰写的报告似的。更可笑的是，在这八道奏章里，王傅开始只奏报说金人已进攻采石而不说明是东采石还是西采石，朝廷接到这份报告后，大惊，三省、枢密院的官吏都携带家眷逃离京城，京城百姓惊疑混乱的局面无法平息。接着又奏报说，金军已到杨林而不说是杨林渡（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朝廷不知杨林是在长江以南还是以北，更加恐惧，于是派人到民间去寻访当涂、历阳一带的人，询问杨林的地理位置，直到夜间二更时分，才找到一个熟悉当地地形的人，说杨林是西采石的一个渡口，于是惊疑混乱的局面才稍微平息下来〔9〕。
    王傅故弄玄虚，一天之内故意编造八道奏章糊弄欺骗朝廷，其动机显然是企图制造假象，使朝廷摸不着边际，以便蒙混过关，达到其推卸隐瞒军情不报之责任的目的。可笑的是他最后居然未受到任何处分，说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毫无军纪可言。正因如此，在当时，向朝廷打假报告的便不止王傅一人。据说当时各处派来向宋高宗驻地报捷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百姓却说：“每天都听到报捷的消息当然值得高兴，但是每次报捷的战场都比上次更近了，也值得担忧。”〔10〕
    谎报战绩，沆瀣一气
    公文造假的普遍动机，是为了邀功请赏。发生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樊城功赏”事件，就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
    这一年秋天，金国主完颜亮率领号称六十万大军的兵马分四路南侵，南宋布置在淮东和淮西的军队都不战而溃，撤退到江南。十月中旬，金军进逼樊城，都统制吴拱奉命镇守襄阳。在前一夜，有三个当地百姓爬城进入襄阳，告知金军即将到来，吴拱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未做守御的准备。第二天，金国三千骑兵突然进逼樊城，准备夺取浮桥，直逼城下。自从宋金两国订立和约以来，樊城的城墙没有维修过，如今多处缺坏。副将翟贵、部将王进当时率领二百名士兵戍守在这里。统制官张顺通带领一百个骑兵巡逻，与金兵遭遇，战斗打响。最后，翟贵、王进领兵出战。吴拱登上城头，陆续调出军队阻击敌人。敌人稍微后撤。金军第三次退到一处竹林附近，铁骑突然出击，追赶的宋军吃了败仗。翟贵、王进二将战死，士兵有一半人被淹死。到夜晚，金兵退走。战斗结束后，吴拱向朝廷写报告时按大获全胜奏报。武功大夫张平未曾领兵出战，也以所谓的“奇功”奏报，结果被提升为中卫大夫。对这场丑剧，军中称之为“樊城功赏”〔11〕。
    “樊城功赏”虽说臭名昭著，但比它更使人气愤的谎报事件还不知有多少。明神宗年间东征援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谎报军功事件，就属这一类。
    万历二十年（1597）五月，日本发动了第二次对朝鲜的战争，并以优势兵力很快攻破闲山、南原等地，明朝辽东援军三千全部被歼。到当年十二月，明朝军队虽然取得了蔚山战役这一小小胜利，但不久就被日军援兵包围于岛山。明朝主将杨镐率先逃跑，所部顿时溃败，士卒死伤达两万人，辎重大批丢失。遭此一败，明朝军队完全丧失斗志，于是退守王京?穴汉城?雪，朝鲜战争从此陷入相持局面。第二年七月，日本丰臣秀吉死去，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明军乘机邀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渡海东归，朝鲜战火才渐渐熄灭。丰臣秀吉如果不死，这场战争肯定还要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他的死，是导致这场战争早日结束的根本原因。
    朝鲜战争虽然是因为丰臣秀吉的死去才结束的，但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军队却多次向朝廷谎报战绩，并压制打击如实反映情况的人却是不虚。
    日军攻破闲山、南原后，明朝提督麻贵派兵守卫稷山。日军退驻井邑，麻贵便乘机奏报青山、稷山大捷。海防使萧应宫揭露说：“倭寇是自己退兵的，在青山、稷山并未接触作战，怎么谈得上报功?”麻贵的上级杨镐和邢玠十分恼怒，便弹劾萧应宫并将他逮捕。
    岛山败绩后，明军全部撤回了王京，当时各营统计伤亡名单，称士卒死伤达两万。经略朝鲜事务的杨镐大怒，压住报告不上奏朝廷，只称死伤百余人，并在总督邢玠的支持下，反而打假报告向朝廷请功。待赞画主事丁应泰上疏揭露战败的实情后，朝廷才将杨镐撤职查办。
    万世德接替杨镐经略朝鲜事务，畏敌不敢向前。日军渡海东归后，他却会同邢玠向朝廷报捷，结果，麻贵、邢玠、万世德等受到奖赏，杨镐也官复原职。督学御史李尧明向明神宗飞报奏疏他们虚报战绩的情况，明神宗居然十分不高兴，把李尧明的奏疏扔在几案之上。而一直在辽东前线编制战况册籍，又亲自到蔚州、南原、稷山等地查核各路战败情况并据实写出报告的给事中徐观澜，最后却被勒令“回籍养病”，丁应泰也被邢玠弹劾，最后受到撤职处分。总之，说实话的没有一个得到好报。
    弄虚作假，自欺欺人
    说到皇帝喜欢听假话，不能不使人想起晋武帝司马炎特意让傻子儿子司马衷写作批复这件事。
    晋武帝所立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太子“不慧”，不能负起继承人的重任。很多大臣想对晋武帝陈说这件事，但都不敢开口。有一次，西晋元老、尚书令卫瓘陪晋武帝在陵云台宴饮。他假装喝醉了酒，跪在晋武帝的座前说：“我有事要向陛下启奏。”晋武帝问：“你要说什么？”卫瓘欲言又止好几次，最后趁势抚摸着晋武帝的座位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晋武帝明白了他的意思。
    打这以后，卫瓘对这件事情再也不敢提起，晋武帝却一直把它放在心里。有一天，晋武帝把东宫的官吏召集到一块，为他们设宴，而把尚书省处理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密封起来，送给太子，让他批复处理。晋武帝的用意十分清楚：考察太子的从政能力，验证司马衷的智商究竟如何。晋武帝之所以要把东宫的官吏都叫走，目的是为了防止作假。然而太子妻子贾南风和东宫的工作人员还是合谋做成了一系列假批复，瞒过了晋武帝这个“官僚主义”。
    做成这些假批复，给事张泓起了关键作用。贾南风得知晋武帝要太子批复处理疑难公文的消息后非常恐惧，急忙请人为太子起草了批复文本。但这些批复引用了很多古书上的道理来阐明问题，智商低下的司马衷根本写不出来，所以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是假的。张泓于是说：“太子不学，这是陛下所了解的。但批语里引用了许多古义，这必然会引起陛下的疑心，从而发觉它是假的。这样不但起草者会受到责问，而且还会增加太子的过错和不足，倒不如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贾南风听了非常高兴，对张泓说：“你这就好好地给我起草批复，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我以后与你共享富贵。”张泓立即起草批复，写好后，让太子亲笔分别抄录下来，然后送给晋武帝看。因为这些批复做得“天衣无缝”，晋武帝看了后非常高兴。后来，晋武帝还把这些批复拿给卫瓘看，卫瓘只有局促不安，无言以对〔12〕。
    太子妻子贾南风和给事张泓为司马衷起草批复，表面上好像是骗过了晋武帝，巩固了司马衷的太子地位，从而让他顺利继位做了皇帝，实际上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坚持传位给太子司马衷，在故意演戏给卫瓘这班大臣们看。司马炎和妻子贾南风是在演双簧，无非是司马炎一个在台前、贾南风一个在幕后罢了。因此，司马衷最后能够做成“好”批复，正是晋武帝纵容弄虚作假并十分乐意看到的结果。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它来封住大臣们的口，不仅达到了为太子护短的目的，而且也可以叫大臣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说三道四。
    伪造文件，加塞私货
    古代那些假公文当中，也有少部分是文书工作人员利欲熏心、以权谋私炮制出来的。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九月十二日，中书省守当官周卞在开封府被公开杖杀，就是因为他在由宫内特批的剃度僧人的敕令中私自增加了童行三十四人的缘故。
    守当官是宋朝中书省低级文书工作人员，共有编制十七人，周卞是其中的一员。宋朝对剃度僧人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在数量上更有严格限制。一个普通的文书工作人员，竟敢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公文时私自往里面塞进“私货”，周卞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童行是我国佛教度僧的特殊制度。童行亦称为童子、行者，即在未被剃度成沙弥之前，留有长发、居于寺院的人。童行是沙弥前的准备阶段。童行者首先须得到父母、祖父母的出家许可证明，并有寺院的接受承诺，方能入寺修学，由接受的比丘（和尚）为其确定法名，并进行童行籍登录。有侍养祖父母和父母的义务、犯罪者及有犯罪前科者均被禁止成为童行。但由于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因此唐五代以后各朝都有“衷私剃度（僧尼）”的发生。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发为僧以逃避惩罚。所以，由童行剃度为沙弥，再由沙弥受戒为僧尼，在许多朝代均需依照一定的律令手续办理，否则私度属于违法行为。童行制度的出现，与汉地佛教僧团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标志着教团度僧自主权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教团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而官府对度僧的直接监管，强化并保证了僧团的整体水平。
    童行制度在唐五代十分流行，至宋代则日渐完备。宋代对佛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发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有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给出“公凭”，否则还俗。宋朝发放“度牒”的数量，据统计，自嘉祐元年（1056）至治平四年（1067）共十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每年为六千五百多道；熙宁元年（1068）至八年（1075）共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每年为一万一千一百多道。这还是发给佛、道二教的“度牒”总数量。具体到佛教，“度牒”数量当然更少。由于严格的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13〕。
    而周卞一次就私自增加了剃度僧人三十四人，无怪乎要公开对其进行杖杀！
    更为有趣的是，周卞一事被发觉后，开封府投鼠忌器，竟不敢去追问中书省的官吏。宋朝名臣富弼当时负责监察刑狱，他禀告执政大臣吕夷简，请将中书省的官吏交给开封府审问。吕夷简很不高兴，指着自己的座位对富弼说：“你就要坐在这里了，不要过于追求名誉！”富弼正颜厉色地说：“一定要得到这些官吏才罢休！”这才使周卞得到应有的惩处〔14〕。
    为我所用，“盗”亦有道
    正如读书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一样，在伪造圣旨方面，皇帝的对立面即古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也知道拿来为我所用。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庞勋就曾成功地伪造过一次圣旨，真可谓“‘盗’亦有道”。
    咸通三年（862），由于南诏威胁唐朝边境，朝廷敕令从徐州、泗州募兵两千人开赴邕州防守，其中八百人驻守桂州。行军前，约定三年换防。咸通九年（868），戍兵已在外驻守六年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还不招募新兵换防。几经请求，得到的答复是还要他们戍守一年，理由是经费困难，暂时不能派人前往替换。戍兵们听了，大为不满。当年七月，乘着桂管观察使李丛调任湖南而新官还没到任的机会，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人带头造反，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抢劫了桂州仓库，然后向老家徐州出发。对他们所经过之处的州县官府，都束手无策。朝廷知道后，派宦官张敬思前来劝慰，声称朝廷赦免他们的罪过，并答应送他们回归徐州。戍兵这才停止剽掠。
    朝廷表面上赦免了他们的罪过，实际上却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镇压。庞勋领着戍兵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时，张敬思就打算设计解除他们的WZ。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也严兵把守要害，准备消灭他们。这一切都引起了庞勋等人的怀疑。大家认为，朝廷之所以赦免他们，是因为害怕在路上不能完全消灭戍兵，如果到了徐州，必然会下毒手的。于是他们拿出个人钱财，制造兵器，加强军备，准备与唐军作战。但一路上他们没有与唐军决战，而是从湖南沿江东下，进入淮南，然后北上，返回徐州。咸通四、五年以后，徐、泗地区连年灾荒，赋役繁重，百姓“人人思乱”，当庞勋率领队伍经过这里的时候，一路上流民纷纷参加起义。
    咸通九年十月，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派兵讨伐庞勋，在宿州（今安徽宿州）被打得大败。庞勋攻占宿州后，把所得财物分给众人，取得宿州百姓的支持，参加队伍者络绎不绝。接着，庞勋进兵徐州。队伍开到徐州城下后，庞勋一面把大伙儿召集起来，进行战斗动员；一面伪造了两份公文，一份是崔彦曾上书朝廷请求镇压起义军的表文，另一份是朝廷同意其所请的批复，以激怒当地百姓和分化瓦解政府军的斗志。
    庞勋慷慨激昂地对他的士兵说：“弟兄们，我们擅自回归家乡，不过是由于思念亲人罢了。听说朝廷下了密令，等我们一到徐州就杀灭我们。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被天下人耻笑，不如同心协力，赴汤蹈火，这样，不但能避免一场灾难，说不定还可以得到富贵。况且城中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我们在城外起义，城内一定会有很多人响应！”大家听了庞勋的话，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态说：“我们坚决听你的！”
    庞勋在伪造的崔彦曾上书朝廷的表文中说：“那些从桂林擅自回归的戍兵都是暴徒，应当将他们一举消灭。徐州五县的老百姓都是愚民，应当全部发配去做奴隶。”而在假造的朝廷批复中则说：“同意镇压。希望坚决打击、彻底消灭、不留后患。”然后派人到处散布。徐州老百姓看到这两份伪造的公文，对朝廷和徐州官府痛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庆幸地说：“幸亏有戍守桂林的将士回戈，要不然我们都得变成他们口中的鱼肉了！”〔15〕
    由于庞勋的战争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斗志，取得了百姓的高度同情与热烈拥戴。在这种军民同仇的气氛下，义军斗志昂扬，摩拳擦掌，决心与官军决一死战；徐州百姓则人人争相推车运草，把一辆辆装满干草的车子塞在城下，放火焚烧城门，协助庞勋军作战。庞勋军很快攻下徐州，活捉了崔彦曾等人。庞勋军声威大振，百姓争相归附。当天，单是徐州一城就有万余人参加了庞勋的队伍。

    注释：
    〔1〕《宋史•王黼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8页。
    〔2〕《宋史•梁师成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2页。
    〔3〕《南史》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25页。
    〔4〕〔5〕《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49页。
    〔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91页。
    〔7〕《晋书•王述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4页。
    〔8〕《隋书•史万岁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355页。
    〔9〕〔10〕〔11〕《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582、3583、3575页。
    〔12〕《资治通鉴》卷八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551页。
    〔13〕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4页。
    〔14〕《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40页。
    〔15〕《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28页。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