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雍正：如此兄弟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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