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名利船与胡雪岩之道

    
    我藏有清末观生画于粤秀画堂的一幅画，画的是山水之间，多名牵夫拖着一条大船在江上航行。牵夫拖得十分吃力，画面上题了这样的诗句——
    舟中人为名利牵岸上被牵名利船
    江水悠悠浑不尽问君辛苦到何年
    画家是有感于世人争夺名利之途而画此以警世吧？他的诗情寄寓于最后一句。
    说来是巧合，我从一篇题为《名利辨》的文章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说的是乾隆皇帝游江南，登上镇江金山寺，远望长江有点点风帆，就问金山寺长老；“江上有多少只船？”长老回答：“只有两艘，一艘为名、一艘为利”。
    这回答已是很有佛家的偈语味了。可是台湾作家高阳写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中提到，胡雪岩认为，“江中其实只有一艘，既为名，也为利”。
    细想起来，胡雪岩的“合二为一”之论，与观生的题画诗中的“舟中人为名利牵”，可说是毫无二致。
    但也有分析研究的疑问，就是名利两争，是争名于前欤？争利于后欤？
    按照世俗的话是：“名成利就”。似乎名在先而利在后，证之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他就是先取得名，然后敛财，腰缠万贯，遨游天下名山胜水而与冷子兴相遇，畅谈了荣宁二府的历史变迁，终于构成《红楼梦》故事的来龙去脉。
    从古代名利史的发展来看，自从秦始皇四年因蝗灾大疫，需钱赈灾而开例捐资纳粟可以得官以来，历代都有效法之举。到了清朝中叶，捐纳成风，只要有所捐纳，乌纱帽就可戴上。做了官，他们不会放过贪污以求取回捐纳之数，更加倍趋贪以填欲壑，因而形成贪污腐败的大弊政。
    自古以来，读书人想飞黄腾达，大批寄望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十载寒窗，一朝考取了功名，进入仕途，什么金什么玉就有把握到手了。这样的追求，毕竟是苦事，试看《儒林外史》，吴敬梓写周进和范进为功名所困扰而演出的悲喜剧，就可知道科举制度不知坑害了多少读书人。而聪明的人就不一定靠读书，却是靠投机取巧；诈骗经营，利用商业手段以达致富求名的目的。在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似乎可举吕不韦为典型，他长袖善舞以从商，有了财富，不仅介入了秦朝政治，也介入了文史领域。司马迁的《史记》描述他，使其门客各著所闻，集论成书，于是编成了《吕氏春秋》。此书既有儒家之言，又有道家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之言，保存了先秦旧说及古代史料，全书二十六卷、十二纪、八览、六论。吕不韦后来因宫廷政治关系，下场不好。在文化史上，他却名利双收，他的行径是争利在先，猎名于后的。
    看来，名利两争，孰先孰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利就而求名，也是“终南捷径”。
    也许受到吕不韦行事的启发，西汉时代的刘安，以淮南王的身份，却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名誉地位，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为他编写了《淮南鸿烈》，亦即《淮南子》一书。这部著作是以哲学为内容的，综合了先秦各家思想以立论，受到汉武帝的尊重，刘安也因此享誉于后世。他是以名位加上金钱才有可能招至八方宾客、术士来为他塑造形象，可见他是双管齐下获取到文名的。司马迁有感而发出这样的评论——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此人皆意有所结郁，不得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刘安步吕不韦的后尘，正是“倜傥非常之人”而争名行事的。
    关于名利之途可说是不分古今中外，没有不趋奔竞之徒的。英国著名作家萨克雷写的代表作《名利场》，反映的是英国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中上层社会生活、现实情景，描写极端利己主义及道德腐化，就是以争名利的淋漓尽致而传诸后世的，那种争名逐利的虚伪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的悲喜形色，用以观照当今“向钱看”的社会涌现的现状，是值得反思古训的。
    说到古训，就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警语，其中涵义是对文化价值的取向。可是当今之世，有人所谋之道是不择手段以利求名，他们的文化取向是“捐官”以谋私利，以利塑造“大款”的“传记”、“报告文学”而欺世盗名。真令人慨叹道德之“江河日下”，“义利之辨”之沉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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