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虽然在一定意义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或同一性，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元上都宫城大安阁殿基台遗址。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如果说草原文化是紧随草地资源分布的话，那么游牧文化的分布就不尽其然。据ThomasJ•Barfield的《游牧选择》一书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到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还有一些学者对游牧文化的分布作出另外的归类和划分，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引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对游牧文化分布的划分不管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即他们都没有把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同草原地带的分布完全等同起来，有的甚至认为只有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才是游牧文化的真正分布区域。
    从上述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不尽相同的分布情况来看，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和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具有很多质的差异性。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主要是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据的，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则主要是以生产方式为依据的。
    三、从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看，二者之间也具有明显的非同步性。
    关于草原文化的起源问题，包括草原文化兴起的区域、起源的时间、最早的主要生产门类和经济文化形态等等，似乎至今还未得到专门的研究，更谈不到有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预设（也只能作为预设）提出的基本看法是，草原文化同其他古老的地域文化如两河流域文化、古埃及文化、黄河文化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例，从距今大约70万年前开始这里就有远古人类繁衍生息。到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早期阶段，这里相继出现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的早期草原文化繁荣景象，被学者确认为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关于游牧文化起源问题则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已有相当集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四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狩猎说”、“农耕（畜牧）说”、“气候说”、“人口说”。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尽管视角更加新颖，但主要的进展也只表现于提出“混合经济说”和不同来源说，由于对游牧文化起源缘由的不同认识，导致学界对其起源时间的认识出现重大差异。对于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游牧文化起源可追溯到较早时期，例如狩猎或早期畜牧阶段。虽然我们不能把早期畜牧业视作游牧，但起源阶段的游牧又很难同畜牧作泾渭分明的划分。这一时期大致在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间，而其形成期应在青铜器时代中晚期，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
    四、根据上述游牧文化
    起源问题的讨论情况，我们试采用一种“相互印证”的方法，具体讨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并加以简要说明与阐释。
    一是前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起源和形成期，时间大致在从远古到游牧文化形成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多种文化，即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相继出现并处于交互作用状态。由于草原各地类型、气候及族群不同，这些经济文化类型在各地出现、持续及处于主导地位的状况也千差万别。但总的看，在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中，采集、狩猎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二是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兴盛期，时间大致从游牧文化形成期到其衰退期。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在很多草原文化分布区域，特别是在欧亚草原地区，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完全交融在一起。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完全可以与研究游牧文化等同起来。
    三是后游牧文化时期。这是草原文化的转型期，时间是大致从游牧文化衰退期开始的。这一时期草原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游牧文化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农业、工业作为新兴文化的因子，其影响不断扩大，地位不断提升，草原文化再度迎来了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格局。
    通过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历史分期的对比分析，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的关联状态并不完全一致，即：在前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以狩猎、畜牧、农耕文化形态存在的，如果说这一时期的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有什么关系的话，只不过是为游牧文化的孕育、产生创造条件而已；后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更多的是同新的文明形态结合在一起，游牧文化在草原文化中已处于“隐而不彰”状态；只是在游牧文化时期，草原文化同游牧文化才大致处于重合状态。因此，我们不能不分时期、不顾历史条件简单地将草原文化指称为游牧文化。
    五、从上述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内涵、分布、起源、发展历程中的比较分析，我们还看到这二者之间在建构特征上也有明显不同。
    首先，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首先是指孕育、成长于某一草原地域的文化，包括原生文化、次生文化和共生文化在内。这里，草原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意义。草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相对于两河流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这些大的地域文化而言，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它是一种多民族文化，是由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开发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或单一民族主导的民族文化，因而使草原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样式。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类文化主要是产业经济与民族的统一，虽然游牧生产也离不开草原区域，但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经济文化的游牧文化同作为地域文化的草原文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其次，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游牧、农耕、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的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而游牧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虽然我们不能将之绝对纯粹化——事实上那种纯而又纯的绝对游牧生产并不符合历史状况——但我们仍然不能将一种经济文化同其他经济文化统一起来，实际上这种统一只能在地域文化中得以实现。
    再次，草原文化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在保持和发扬固有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积极吸纳现代文化的一切有益因素，从内涵到外在形式不断增强其现代性，与时代同步发展，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游牧文化自近、现代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步改变和多样化，其典型的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方式已开始向定居、半定居及都市化方式转变和过渡，游牧、定居、半定居和都市化生活并存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文化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基础和核心，即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的历史已趋于终结。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发布日期：2006年7月25日
    中国历史上的十四次人口大灭杀
    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岂止春秋！2500年来，哪一场自相残杀，谈得上正义？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
    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
    战国末中国人口2千万人。可中国军队却远远超过欧洲:秦始皇守五岭用兵50万，防匈奴30万人，修长成50万，造阿房宫秦皇陵的130万人（其中受宫刑者达70多万人）。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始皇的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
    1）秦末农民战争
    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2）汉武帝伐匈奴
    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
    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20年间，西安的人口从68万减到28万，大荔从91万减到14万，兴平县从83万减到9万，绥远县从69万减到2万。
    4）三国鏖战
    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
    5）西晋八王之乱
    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使西晋初年并不十分发达的经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关东地区又爆发了罕见的蝗灾和瘟疫，史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6）南北朝混战
    公元311年，刘曜攻长安，关中地区的人口仅余1-2%。
    后赵帝国地盘很小，皇帝却有五个皇后，一万多姬妾。他死了以后，儿子日夜与五个皇后母亲淫乐，被岳父杀掉，灭绝了皇族。
    皇帝石虎，一次征集美女3万人，仅公元345年一年中，因征集美女而不情愿者被杀高达3千余人。为容纳美女，石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兴建宫殿，用人力40万。铺天盖地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农民卖儿卖女，卖完后仍然凑不够，只好全家自缢而死，道路两侧树上悬挂的尸体，前后衔接。前燕帝国进围邺城，那数万宫女，不是饿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石虎的长子石宣害怕弟弟石韬跟自己夺位，先派人刺死石韬，再密谋干掉老爹提前接班。事败之后，石虎立即登上高台，将石宣绑到台下，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砍断手脚，剜去眼睛，扔进柴堆活活烧死，石宣所有的妻妾儿女，全都处斩。石宣的幼子才五岁，拉着祖父的衣带不肯放松，连衣琏都被拉断，但被硬拖出去杀死。太子宫的官吏差役数千人全被车裂。石虎死后，登基33天的儿子，被另一儿子杀掉。183天后，又被另一儿子杀掉。
    103天后，一名汉族将军冉闵杀尽皇室，下令：“凡杀一个胡人者，官升三级。”霎时间，仅首都邺城“秘书工作”胡人20万，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
    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役民
    隋朝24年，扬坚的次子扬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父亲和哥哥扬勇，霸占父亲最宠爱的陈夫人。他扩建洛阳皇宫，每月役丁2百万人。修运河，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斩三族”，役夫达543万余人，昼夜开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数，死者过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到江都享受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又三次率军进攻高丽，伤亡无数。
    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秘书工作”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
    皇帝为夺回江山，竟卑躬乞求匈奴回纥收复洛阳，应允任意抢掠三日，使洛阳成了一片废墟。历时九年的残杀，使黄河流域萧条凄惨，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9）黄巢起义
    有一句俗铮骸盎瞥采比税税偻?-劫数难逃。”黄巢占长安，其部属“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待到官军反扑长安，一城百姓完全站到了官军的立场上，“巢怒，纵兵“秘书工作”，流血成川，谓之洗城”。
    黄巢所过之地，百姓净尽、赤地千里。《旧唐书》记载：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唐末、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自秦后的所建立三十余个朝代的开国之君出身游民和社会下层的约占了一半。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流浪汉，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蒙古人灭花剌子模，屠寻思干（撒马尔罕）城约百万人口；灭西夏，屠八十余万。蒙古人数次西征，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数百城，包括“秘书工作”了巴格达的数十万人口，整个中亚一片废墟。
    忽必烈“秘书工作”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四川在蒙古帝国屠“秘书工作”杀前，估计有1300-2000多万人，“秘书工作”后竟然不满80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
    11）元末混战
    元人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里说，“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军”即朱元璋之军，这个吃人上瘾的军队，何尝考虑过民意。
    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出生微贱，生性残暴。他在生计艰难之际为郭子兴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兴而兴，得势后他却忘恩负义。朱元彰的好友杀了都元帅，朱元彰又杀了好友，当上都元帅。1366年，朱元彰救应遭难的皇帝，在龙舟上把皇帝推入长江，建立了明朝。他杀来杀去，先征服了中国人，才转向驱赶已经势微的蒙古人。
    夺得天下后，朱元璋翻脸不认人，“火烧独角楼”，大杀功臣、朝臣，据史书记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基本上将功臣杀光，连毫无二心的幼时放牛娃朋友徐达也不放过，可谓冷酷刻暴到了极点。
    朱元璋赐给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杀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块弄熟，由朱元璋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
    明朝最著名的酷刑莫过于“剥皮揎草”，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来，再塞上草。历史上的皇帝很少用这种刑。只有土匪、流寇和酷吏才下得了手，而明初的几个皇帝竟对此都乐此不疲。剥皮时如果让被剥皮者早死了，明朝竟规定：“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他惩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数万人被连累致死。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严嵩的贪污款就相当于好几年的国防预算！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用了46个妃妾、宫女殉葬，在以后的70年中，这种野蛮的制度又在皇帝与诸王中流行。
    朱棣比起乃父来，毫不逊色。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方孝儒的妻女，丧尽天良的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军营，让士兵轮奸，一个女子每一日一夜要受20余男子的凌辱。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永乐末年，他大肆“秘书工作”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3000人之多。
    明成祖死亡（公元1424年）的当天，30多名宫女都饷之于庭，吃完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据说，这样殉葬比活埋要痛快得多。
    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
    1“秘书工作”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秘书工作”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
    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秘书工作”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
    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秘书工作”。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秘书工作”。
    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屠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秘书工作”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14）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义军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4千余人；然而内讧中的1856年，洪秀全利用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两个月总共杀了文武官员2万人。后来又利用石达开来天京靖难，凌迟处死韦昌辉，将其尸体寸磔，割成许多块，每块皆二寸，挂在各处醒目的栅栏处，标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样，真是厉害之至。“洪杨之变”导致了十几万人被杀。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杀害数十万人的生命；整个天京城3万多战士，无一投降，全部战死或者自杀。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曾剃头杀过10多年后，到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一场农民战争使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这是何等的残酷！到1911年全国恢复到3.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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