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赴日考察官绅日本访书之特点

    
    近年来，由著名中日关系史学家王勇教授首倡的旨在阐明中日两国间书籍文化交流史之学说——书籍之路，正日益被学界所重视，围绕这一主题所作的研究，也可谓成果丰硕。中国典籍约自秦汉时代东传日本，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公元983年，日本僧人然搭乘中国商人的船舶入宋，作为重礼，向宋太宗献上了中国国内早已散佚的典籍，此为中国典籍流播日本后回传中国的最早记载。宋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的“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就是对这一历史的生动描绘。
    有清一代，由于大批中国商人赴长崎贸易，并将书籍作为大宗货物之一，源源不断地舶载日本，中国文献典籍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东传日本。同时，由于中日两国于1871年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促进了两国间的人员往来；甲午败战的耻辱，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促使中国在无奈之余，掀起了学习、研究日本的高潮，日本书籍藉此源源不断地西传中国。清代日本书籍西传，其载体主要有商人、驻日使节、赴日考察官绅、留日学生、旅日文人墨客及政治活动家等。此外，各类来华外国人尤其是日人对日书的西渐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自1898年至1911年的10余年间，有据可稽的赴日考察者就达1195人（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之研究》附录）。他们以积极的心态，对日本的教育、政法、军事、农工商等进行细致的考察，并留下了大批考察记录。仔细阅读这些资料，不难发现众多考察者在考察期间，均在访书购书上花费了专门时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缪荃孙以江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身份赴日本考察教育，所作游记《日游汇编》中，专设“日本访书志记载了在日访书经过。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罗振玉以江楚编译局襄办的身份赴日考察。此次日本之行，除去路途奔波，可利用的时间仅一月余。在此期间，罗到过书店的时间竟达10多天，有时甚至连日访书购书，其对书籍的关注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盛宣怀为考察日本制铁所等厂矿，并医治多年未愈的肺病，偕家族及随员东渡。盛在日本短短3月余，累计购得各类书籍近2000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清末中国官绅赴日考察，以“新政”后的1904年至1907年最为集中。由于考察目的主要在于吸收借鉴日本维新以来的成功经验，使考察者对有关日本新政的各类书籍倍加关注。教育考察者、政法考察者、农工商考察者、军事考察者等，他们无不携归大量相关书籍以资国内采用。这与驻日使节如杨守敬等大多专事访求古书有很大的区别。然而，清末赴日考察官绅中，儒学正统出身的士大夫占绝大多数，这决定了他们在购求大量“新书”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典籍也情有独钟。每当他们发现一种“秘籍”、“孤本”，往往会不惜重金加以购买。因此，新旧各书同时访求，可以说是清末赴日考察官绅访书活动的最大特点。
    其次是要求得“古书”变得越来越困难。明治初期，日本社会急剧西化，汉学开始为人所废弃，“举国士大夫弃古书如敝屣”，这无疑给杨守敬等较早来到日本者的访书活动提供了天赐良机。杨守敬“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3万余卷。其中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有然未献之书。”当时市上汉学旧藏典籍之多不难想象。但是，随着中国访书客的增加，市上古书旧籍渐渐减少，加之日本许多民间人士以及国家图书馆也意识到其价值而加入搜罗行列，使得售价大涨，甚至伪书赝本也屡见不鲜。清末赴日考察官绅访求古书，其时间愈降，难度也愈大。罗振玉“购得梁李暹注《千字文》一册，灯下观之，实系伪书”；盛宣怀虽购得新旧各类书籍近2000册，但也时时发出“旧书寥若晨星”、“精本标价极昂”、在坊间搜求善本已“百无一二”之感叹。
    第三是访书活动规模巨大。如上所述，清末赴日考察者的人数，有据可稽者就达1200人左右。他们出于考察目的的需要，对“新书”的购求始终充满热情，如罗振玉，在书林送来各种教育书时，一次就“选留百余种”；对于“旧书”，考察者们也是“无论知与不知，必购数种，以压归装。”汇其总数，规模可观。
    此外，在赴日考察官绅的访书过程中，留日学生所起的中介作用巨大。因为大多数考察者初来日本，逗留日本的时间又短，加之语言不通，不可能对日本的书肆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而留日学生则相反，他们往往为考察官员充任翻译，而且对日本书肆了如指掌，利用这一优势，常常能为考察者的访书活动提供信息并充当向导。
    综上所述，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的日本访书活动，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极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它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在书肆中古书旧籍日渐稀少的情况下，仍求得大量珍贵典籍，同时还新旧并举，向国内输送了大批的新学著作。这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回归，对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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