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幻像＿萨满教神话的神经心理学成因

    
    神话是人类的梦境吗？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更多的人在直觉上倾向于一个肯定的回答。
    神话与梦的相似性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如果我们一定要把神话看作是原始人的艺术作品，我们便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创作或者是杜撰这样的概念。这似乎意味着，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中的无意识的流露，而神话则是人在清醒状态下所刻意创制的梦境。另一方面，神话同梦相比较更具有一种群体的特征，也就是说，梦是个人化了的神话，而神话不过是消除了个人因素的有关种族的梦。实际上，把神话同梦联系在一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神话在更深的层次上的理解，美国人类学家坎贝尔(Campbell)在他的《千面英雄》（TheHerowithThousandFaces）一书中就敏感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十分肯定地认为，神话和梦并不完全相似，虽然两者都来自于同一个源泉，即无意识的幻想的深渊，而且神话和梦的基本原则也大体相同，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神话并不是睡眠的产物。1有的人类学者把人类的思维分成两个大的类别，即醒思维和睡眠思维，神话属于前一大类，即醒思维；而梦则属于后一类，是一种睡眠思维。2这一区分使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了两者的本质差别。
    １９世纪的人类学家倾向于在仪式之外孤立地研究神话学，他们认为神话是对自然现象所做的象征性描述。于十八世纪末形成于德国的自然神话学派认为神话不过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理论的、冥想的、诗意的”诠释。3流行于德国和美国的历史神话学派则把神话看作是人对历史的一种神话式的叙述方式。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理论，神话一直被看作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二十世纪的的神话学理论更偏重于在人的精神心理方面的研究，比如弗罗伊德的“白日梦”理论、荣格的“原型”理论，但仍然未能摆脱强烈的主观猜测的色彩。神话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它的神秘莫测。
    坎贝尔发现，尽管英雄的面孔千差万别，但世界上各民族的英雄神话却是相似的。他的书名－《千面英雄》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他在该书的开场白中直接提出问题：“这种永恒的幻象的秘密是什么？这种幻象衍生于头脑深处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在多种多样的服装下面，任何地方的神话都是相同的？”
    这是难以回答而人类学家又始终在孜孜以求试图要回答的问题。针对这样的提问，本文将大胆运用近年来世界萨满教研究在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对中国北方的萨满教神话作一个考察，借以探求神话的原始成因。
    １、萨满教的基本特征和萨满教理论的神经心理学模式
    “三界宇宙说”是萨满教宇宙观中的最基本的宇宙模式。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中界就是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生息着的这一层世界，上界在中界的上方，为神灵所居住，下界在地下，是亡灵和魔鬼的住所，因此三界也被叫作天界、人界和地界。一般说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萨满教信仰者将上、中、下三层世界又分出许多层次来，层数各不相同，但基本的“三界说”则是相同的。5作为人神之间的使者，萨满具有超乎自然的能力。萨满可以治病、引渡亡灵、为个人或氏族卜算未来。运用过人的洞察能力和预知能力，还可以发现和看见常人所不能发现和看见的事物。萨满最神奇的技能莫过于他那穿越人界和神界之间的旅行。当萨满进入迷幻状态时他（她）的灵魂可以离开身体上升到天空或是下降到地下的世界。是否具备这种魔幻的旅行技能是判断一个人能否担任萨满的重要标准之一。萨满在这种神奇的旅行中为自身或是族人寻找知识、能量以及有关治病、狩猎的信息，向神祗请愿，寻回迷失的病人的灵魂，或是引渡亡灵至永生之处。萨满在其灵魂飞翔的时候可以化身为一种动物，比如一只翱翔的大鸟，或是一只勇猛的狮子。
    迷幻状态是萨满同神界沟通时所必须具备的技能，英语文献称之为ecstasy，是一个医学名词，意为精神昏迷。西方在神经心理学实验上还有个词是AlteredStatesofConsciousness，意为意识变态，在英文文献中常常简称ＡＳＣ，也是指这种萨满通神时的迷幻恍惚状态。萨满要达到这种迷幻状态得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比如舞蹈、击鼓、歌唱，饮用酒精饮料或是服用药物致幻。
    由于萨满教是西方人于１７世纪最先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系各族中发现的，所以一开始只被看作是这一地区土著民族的宗教现象。但人类学家后来发现，其实萨满教普遍存在于中北亚洲、东南亚、南亚、澳大利亚、太平洋群岛、非洲和北美、南美等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之中，甚至发现它是人类史前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的原始宗教现象。7从萨满教自１８世纪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开始，对它的研究一直是在文化和宗教的角度上展开的。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萨满教在西方已经不再局限于人类学的范畴之内而成了多种学科形容的对象，尤其在心理学和治疗学科中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ASC（AlteredStatesofConsciousness的缩写，意为“意识变态”）成了几乎所有研究萨满教著作中都不能不提到的词汇。
    实际上，有关ＡＳＣ的实验早在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有个叫作海恩里希•克鲁威尔(HeinrichCluver)的美国心理学家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视觉成像研究。他在研究中惊奇地发现，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人的神经系统和视觉系统独立于外部的光源之外能够产生一系列的知觉物像，就是说，这些物像并非幻觉，它在神经系统中的呈现是和人在真实看到同样物体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后来，许多药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继续了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视觉物像常常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形状，如格子、之字形纹、点状纹、旋转纹、曲线等等。需要提及的是，当人们看到这样的物像的时候，人们的意识则都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改变了的状态中，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变态”，即ＡＳＣ。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方法和手段有：电流刺激、火光闪烁、药物、过度疲劳、感觉剥夺、精力过分集中、操纵听觉、偏头痛、精神分裂、换气过度、节奏运动等等。9学者们通过深入的系列的研究进而发现，由药物唤起的这种意识变态中出现的视觉景象同南美的土著人绘在身体、房屋、衣服、陶器、篮子上的母题相吻合，甚至一些视觉图案同动物幻像以及神话题材相仿佛。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爱希米伊尔（JosephEichmeier）和奥斯科尔•胡费尔（OskerHofer）开始把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对儿童艺术和旧石器时代岩画的考察中。
    美国心理学家罗纳尔德•西格尔（RonaldK.Siegel）根据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神经心理学模式，主要展示了人们在由于服用药物进入意识变态状态或是萨满在进入脱魂状态时所看见的那些幻觉中的景象，根据这种意识变态程度的深浅它被分为三个阶段。这个模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被南非的人类学家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DavidLewis-Williams）和他的学生托马斯•窦森（ThomasDowson）照搬过来，运用到对南非土著居民塞恩人(San)和美国印第安人的岩画、甚至欧洲旧石器艺术研究中，并且成果显著，引起了整个西方考古学界的注目。11为方便叙述，我们在此把这个神经心理学模式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阶段是意识变态程度最浅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人们可以看见诸如点、之字形、格子、成组的平等线、鸟巢状曲线以及旋转状曲线等各种几何形状。这些几何图像被称作“内视现象”（entopticphenomena），因为它们包含在人的光感系统内却与外界的光源不发生关系。一些纹样似乎具有某种意义，但是另一些纹样却并无实质上的意义。
    第二阶段，主观意识似乎要把这些几何图像同具有宗教和情感意义的物体联系起来。比如，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当他渴了的时候他的眼前或许会出现杯子的图景，当他恐惧的时候或许他的眼前会出现炸弹的影像。所以，在这一程度的变态意识中，一个之字形纹或许就成了一条蛇。
    第三阶段是迷幻程度最深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经历一个旋涡或是一段隧道，旋涡或隧道的尽头是明亮的光。在旋涡的内表上还会出现方格纹，在方格的不同的间隔中会出现人、动物、怪物等与人们主观意识或是文化背景有关的图像。当上述题材从隧道的尽头浮现，人们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处于一个奇异的迷幻世界之中，人类、怪物都愈发显得清晰和真实。几何图像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散到了边缘。人们感觉到自己能够飞翔或是已然变成了某种鸟类。
    根据对上述神经心理学模式的理解，路易斯威廉姆斯和窦森发现三个阶段的图像均能在南非土著的岩画中发现。尤其是第三阶段的图像十分清晰，这些图像包括动物、怪兽和人兽合体等等。在美国考古学家威特利的配合下，他们又把这一模式运用到对加利福尼亚大盆地肖肖尼科索印第安人（ShoshoneanCoso）的岩画的考察中，并发现这一模式同样有效。在对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的考察中，路易斯威廉姆斯和窦森发现在实验室中所见到的那些内视现象，如圆点、格子、之字纹，巢状曲线以及其他几何符号均包含其中。另外，洞穴壁画中的半人半兽、怪物以及动物母题也与模式中的第三阶段的图像相同。基于对洞穴艺术所表达的观念与萨满主义的相似，路易斯威廉姆斯和窦森相信萨满教理论十分适合对旧石器艺术的释读。在他们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尝试把神经心理学模式运用到对欧洲新石器艺术的研究中，如英国雷丁大学（ReadingUniversity）的布拉德利（RechardBradley）教授12和巴黎大学的巴顿（MarkPatton）教授13都曾把神经心理学模式第一阶段的内视现象同巨石上的刻划符号和陶器上的几何纹饰联系起来，探讨隐藏在其中的萨满主义涵义。
    ２、神话与萨满深度迷幻的关联
    依上所述，在路易斯威廉姆斯的神经心理学模式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人的意识中会出现一些带有一定的宗教背景或是附带着一定的情感背景的物像，甚至出现一些动物、半人半兽的怪物。在接触到这种神经心理学模式之后，我的心里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物像仅仅是像幻灯片一样零星地呈现出来，还是有一定的情节贯穿在其中呢？也就是说，在人进入深度迷幻的时候，所经历的景象是否是具有一定的故事性质的连贯的情节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萨满教神话的产生是否同人在进入脱魂状态时的意识变态有关呢？
    美国著名萨满教学者，人类学家罗格•威尔士RogerN.Walsh）在他的《萨满教精神》（TheSpiritofShamanism）一书中曾提到一个LSD实验。LSD是德语LysergSäureDiäthylamid三个词的缩写，是一种迷幻药物，服用它会引起同萨满旅行相似的神秘的死亡再生体验。因此，通过这种实验我们会得到有关萨满在迷幻状态下的灵魂经历。一位叫做海里特•弗朗西斯(HarrietteFrances)的女画家曾接受了LSD实验，醒后她用九幅图画描述了她被LSD所唤起的死亡－再生经历。
    在第一幅图中，她描述了自己在LSD发生效力时开始进入ASC（意识变态）时的情景，她的感知被改变，周围的一切变得不再熟悉。
    图二，她感觉到自己在通过一个旋涡样的隧道和象征着死亡和毁灭的骷髅形符号向下堕落。
    图三，在下层世界中，她经受着被刺穿和被折磨的感觉，周围是死亡的景象，一片萧条。
    图四，她被撕裂只剩下了骨架，在她的上方有一线光亮，她挣扎着不顾一切地向那线光亮奔去。
    图五，当她挣扎着从这个充满了死亡和毁灭气息的王国逃走的时候，她感到有人向她伸出了援救之手。
    图六，她看见了一只鸟，在萨满看来，鸟是富有力量的动物，于是，她向那只鸟恳求帮助。
    图七，她的身体开始重新形成，在萨满看来，这个新的身体将更为强健，更能胜任未来的萨满工作。
    图八，她在完成身体的修补。
    图九，她获得了新生，身体得以重新组合，周围有鸟环绕。
    这可以说是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旋涡样的隧道、骷髅形符号、鸟等物像均为神经心理学模式的第三阶段的典型标志。这说明萨满在经历灵魂旅行，也就是进入深度迷幻或者说是意识变态状态的时候是在经历着情节连续的故事。
    坎贝尔在他的《千面英雄》中把世界各民族中的情节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的英雄神话历险故事做了一个总结和概括，如下：
    神话中的英雄从他日常住的小屋或城堡出发，被引诱、被带到、要不然就是自愿走到冒险的阈限。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守卫着阈限不让通过的幽灵或神灵。英雄可能打败这守卫者或博得他的好感而进入幽暗的王国（与弟兄战斗，与毒龙战斗；献上供品，运用符咒），或被对手杀死进入死亡之国（被肢解，被钉在十字架上）。越过阈限之后，英雄就在一个陌生而又异常熟悉的充满各种势力的世界上旅行，有些势力严峻地威胁着他（考验），有些势力则给他魔法援助（援助者）。当英雄到达神话周期的最低点时，他经历一次最重大的考验，从而得到他的报偿。他的胜利可能表现为他和大地女神——母亲性的结合（神圣婚姻），他得到天父——创世主的承认（与天父和解），他本人的神化（凡人成神），要不然——如果那些势力继续对他怀有敌意——他的胜利就表现为盗取他为之而来的恩赐（盗走新娘，盗取火）；这本质上是意识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存在的扩大（启迪，变形，自由）。英雄最后要做的事是归来。如果那些势力赐福给他，他现在就在它们的保护下启程（充当使者）；如果不是这样，他就逃走并被追捕（变形逃走，越过障碍逃走）。到达归来的阈限时，那些超自然的势力必须留下；于是英雄离开那可怕的王国而重新出现（归来，复活）。英雄带回来的恩赐使世界复原。
    坎贝尔所概括的神话故事的基本脉络同萨满进入迷幻状态时的灵魂经历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不妨以满族萨满教史诗《尼山萨满》为例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尼山萨满》是用满文记录下来的在东北民间流传甚广的满族神话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满族人中流传，也在东北其他民族中流传。比如达斡尔族的《尼桑萨满》、赫哲族的《一新萨满》、鄂温克族的《尼桑萨满》以及鄂伦春族的《尼顺萨满》故事，都是情节相类似的故事。满族《尼山萨满》的故事梗概大体是这样的：
    古时候一个小村庄中居住着一个名叫巴尔都•巴彦的富人。他中年得子，天资聪颖，然而不幸的是，儿子１５岁那年在山中打猎时突然暴病身亡。后来，巴彦夫妇又得一子。小儿子长到１５岁，也去哥哥曾去过的山中打猎，结果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突发急病，很快就死了。巴彦夫妇悲伤欲绝，便哀求一位法术过人的女萨满尼山救治他的儿子，利用她萨满的大能到阴间找回儿子的灵魂。
    尼山萨满在助手纳里•费扬古的帮助下，穿上神衣，戴上神帽，腰扎神铃，手持萨满鼓，开始起舞并祈祷歌唱。很快，萨满进入到了那种迷狂状态之中，许多她的助灵也赶来加入救人的行列。尼山和众神于是一起开始了他们的迷幻之旅。兽神在跑，鸟神在飞，来到了一条河边，只有一个摆渡的瘸子，尼山向瘸子唱起了神歌，求他为她摆渡过河。在顺利渡过了第一条河之后，她又遇见了第二条河——红河。没有渡口，也没有渡船，尼山又唱起神歌，求助于更强大的雕神、蟒神等动物神灵，然后把手鼓扔在河上，自己站在鼓上风一样飘过河去。到了阎王的三道关口，她向把关的小鬼报上姓名，分别送给他们酱和纸作礼物，顺利过关。众神在阎王城中抓住了死者塞尔古岱•费扬古的灵魂，然后返程。在返回的路上，尼山遇见了她死去多年的丈夫，要求尼山救活她，否则他就将尼山扔进油锅。由于丈夫死去的时间过长已无法救活，为摆脱纠缠，不致于影响归程，耽搁救人，尼山不得不将丈夫扔进永世不能再生的丰都鬼城。尼山醒来，向人们讲述了去阴间的经历，并把灵魂放进死者的躯体，费扬古马上活转过来。巴彦全家十分高兴，并把自己的财产的一半都给了尼山。但尼山本人则因没有救治丈夫而被婆婆告上了京城。皇上命刑部定罪，将尼山和她的神器一并装入箱中，沉入井底，无皇上圣旨，不得复出。
    萨满的迷幻经历同英雄神话情节上的类似使我们并不难以得出这样的推断：萨满的迷幻经历构成了神话故事的基本框架。这似乎表明，神话极可能诞生于萨满的深度迷幻。也就是说，这些神话故事并非是人们异想天开的杜撰，而是一种来自神示的意识深处的风景呈现。这正是不同于环绕人类的此世界的另外的世界的风景，也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所谓的上层世界和下层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的一例英雄类型的故事只是萨满教神话冰山的一角。中国北方的萨满教神话种类众多，题材丰富多彩，既有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又有对大自然作出解释的神话以及有关动物和植物的神话。这些神话由萨满讲唱传颂，在进入迷幻状态时，如痴如醉，疯狂热烈，而萨满又往往成了神话中的人物的使者或者替代者。那么，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发生于意识变态中的神话故事仅仅限于英雄冒险类型还是所有的类型？
    中国北方萨满教神话同世界上其他民族或地域的神话一样，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创世神话，其中包括动物创世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动物神话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图腾意味。如满族萨满神谕中的海豹救世神话，表现了海豹神灵在洪水毁灭世界时拯救人类的故事。大意是：“从前啊从前，地上是水，天上是水，到处像一片大海，水浪像拖里（神镜）飞闪，就在这灾难里啊，什么生命也难活。男男女女挣扎灭绝，漂流啊远处栖身。远处来一位保佑人的海豹神灵，把男女驮到身上，这是天上萨满助佑的，到岛上洞里生育后嗣。”再如神鹊救世的神话，也是说大洪水毁灭世界时神鹊从天上向水面上扔下树枝搭救人类的故事。在满族、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中还有怪兽开天创世的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在北方民族的古神话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鄂伦春族有人是神用泥土做成的神话，满族和鄂温克族也有泥土造人的神话。此外，除了动物创世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还有神魔争战创世神话，如在北方流传甚广的“天宫大战”神话，讲述了创世之初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存在与毁灭两种势力的激烈抗衡。阿布卡赫赫女神创造了世上的男人和和女人，但九头恶魔耶鲁里率领众魔，吐噬万物，称霸天穹。于是善神阿卡布赫赫同耶鲁里在天上展开了激战，在众神兽和众神禽的帮助下最后终于打败了耶鲁里，使他变成了只会夜间怪号的九头恶鸟。她又派神鹰哺育了一个女婴，使她成为世上的第一个女萨满。天宫大战神话在北方满族和其他民族的心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是族源传世神话。其中动物化生型族源型神话具有一定的图腾含义，比如古突厥有苍狼传世后代的神话。黑龙江省宁安唐古禄氏在家祭时供奉着一块鹿骨，据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之母是一只神鹿，唐姓的祖先因为吃了鹿奶才生出了后人，繁衍成族；还有一徐姓祭祀时供奉一段鹰翎，因为一只神鹰曾拯救过他们的祖先，因而留下了徐姓一族；宁安的梅赫勒氏氏祭祀神龛中有一块石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石的后代，并且称石头为“卓禄妈妈”。
    第三大类是英雄神话，包括祖先英雄和萨满英雄。萨满教研究专家富育光先生认为，萨满教神话，实际就是萨满教所崇祀诸神的活动故事。对祖先的祭祀一直是北方崇信萨满教诸民族最普遍、最基本、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祭典最集中的表现便是对自己远世祖先和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缅怀，对其死后生命的追寻与信仰。在萨满招魂神话中，有许多祖魂返世、祖魂传谕、祖魂梦授契机的神话故事。族中人可通过萨满或萨满祭祷活动，向祖魂请求族中大事、征询天象变幻、灾变结局、族权人选等等。萨满神话是传述萨满自身的神话，内容包括萨满得神气成为名萨满的神话、萨满以神术除魔治邪的神话、萨满死后灵魂转世为族人谋福的神话、萨满之间互相斗智斗勇斗神法的神话、萨满与自然界其他禽兽植物灵魂互生互换互补的神话，等等，充满了对萨满高尚品德与无敌神威的赞美与歌颂。较为有名的有以史诗形式流传的《乌布西奔妈妈》，原流传于乌苏里江流域的东海女真人中间，反映了女真部落一位神通广大、名闻遐迩的女萨满的故事，其中既有与邪恶势力斗争的情节，也有与创世有关的内容。再如上文提到的《尼桑萨满》中的主人公尼桑，也是十分典型的萨满英雄形象。《西林安班玛法》，又称《西林大萨满》，来自满族西林觉罗哈喇本氏族，神格化了的西林萨满具有飞天的本领，通过脱魂仪式，他进入了迷幻状态，凭借神力在寰宇中寻找善神或恶神，为族人赢得吉祥和祝福。
    在对北方萨满教神话的考察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神话知识的传承并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口传心记。新萨满最重要的技能是迷幻术（ecstasy），也就是精神昏迷的技能，当新萨满成功进入迷幻状态之中时，老萨满传授的神话会在意识变态（ＡＳＣ）中呈现出来，新萨满此时则如如痴如醉，说唱自如。令人惊奇的是，有的人会自发地进入迷痴状态，并得到神话的颂唱知识。满族长篇传说故事《萨大人传》中记录了一位宝德音女性大萨满，她只身骑鹿神游于黑龙江上下两岸诸部落间，能数夜说唱《天宫大战》，手击鱼骨而舞，人称“疯妈妈”。在伪满时期有一位名叫白蒙古的满族人能自发讲述“疯妈妈”传述的神话故事，问他从师何人，回答说是梦授于白发婆。此中的“梦”与通常的常人之梦应有所区别，当是白蒙古自发进入的迷幻状态。
    这种独特的神话传承方式似乎说明，神话最初并非产生于人的编撰，而是在萨满进入深度迷幻、也就是意识变态时所呈现在意识深处的有如神示般的情节，无论它是创世神话、族源神话，还是祖先英雄神话。正是因为这种产生方式在不同种族中的一致性，导致了世界各民族的各种神话题材的大同小异。赫哲族的伊玛堪是赫哲人关于民族中英雄的故事讲唱，具有浓烈的神话和宗教意味。据孟慧英的《萨满英雄之歌》，与伊玛堪词根nim有关的一批词组包含“眯起眼睛看到的意思”，就象伊玛堪中所说的观景，是指幻觉下的所见所闻。19这与神经心理学模式所说的内视光学现象是吻合的。
    需要注意的是，各民族流传下来的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是有所区别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区分它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在学术上一直争论不休，未有定论。另外，神话与传说、故事大多又混杂在一起，这就更增添了事情的复杂性。根据以上的论述，本人认为，神话与传说、故事之间的区分就在于它是否出自萨满的迷幻状态，这就是说，神话乃是以幻像的方式呈现在人的意识深处，而并非出自人的创作和编制，而传说和故事则是人类所创作出来的用于娱乐或是其他目的的文学作品。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神话在传承的过程中被人类在清醒状态下加入了某些创作和想象的因素，所以同一个神话中既融会了神话的成份，也混杂了许多传说和故事的成份。
    ３、符号神谕
    既然我们认为神话和史前的岩画中或陶器上的几何纹、动物、人物和怪物形象一样诞生于萨满的在迷幻状态下的变态意识之中，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就是：神话故事和这些史前的母题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从对北方萨满教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承载神话的载体是一种被称作“神谕”的传承形式。神谕在满语中称渥车库乌勒奔，意思是神龛上的传说。萨满教信仰族体的宗教观念不是靠文字固定下来的经文世代相传的，而是口耳相传，也可称为口喻经文。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至今仍承袭这一萨满教的古老传统。虽然神谕后来也出现了许多文本形式，尤其在清代雍正、咸丰至光绪年间神本大增，但神谕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原始的口述方式。老一代萨满教研究学者富希陆曾经想把萨满讲述的神话故事用纸笔记下来，但萨满不准，认为口传乃古法，是神规，若神知道了被人笔录是要犯怒的。
    神谕主要包括祭祀礼仪、祈祷规程和各种神话传说。许多神话、史诗只有老萨满知道，一般秘而不宣，也不对本族一般成员讲述，特别是不对妇女和小孩讲述。这一点也体现出神话与一般民间传说故事的区别。老萨满只在宗教仪式中向族长或是得到自己器重的年轻萨满讲述。一般说来，文本神谕并不能代表真正的神谕，因为它对礼仪、规章大都记载得较为全面，但对神话、信仰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却记载简约。许多神话故事内容庞杂、语言十分生动灵活，书本很难准确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另外，每一次在仪式上对神话的宣讲都伴随着萨满的迷幻经历，因而具有很强的随机性，那种热烈的激动人心的讲述是难以用纸笔杆子复制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神话故事都是老一代民族学者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民间从文本神谕中和口传神谕得到的，尤其是根据萨满的口述一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的，所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发状态的那种灵性。神话对文字传载功能的排斥，其原因也许正是由于它特殊的产生方式，即来自萨满的迷幻。
    据富育光先生考证，神谕的传承除了口传和神本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传承方式，即实物传承。萨满用某个具有信仰性质的实物，来借以说明神谕内容，当然主要是关于神话。“满族各姓普遍有这类实物，有的是一张鱼骨，一张鹿皮，一个猪牙，有的是一块石头，一面神鼓，一个哈马刀……一件实物，就是一段萨满故事，随着老萨满将实物传给最为心爱的徒弟，或被后世萨满继承；萨满的故事，老萨满的灵魂，神的灵魂，便都承袭下来，继续为氏族服务，并成为氏族长久不衰的精神财富。”20
    这说明，实物神谕成为萨满口传神谕的补充形式，这个实物起到了提示的作用。神话传说也在有关实物的提示下得以传承。实物神谕这一传承形式使我意识到，在实物之外一定还有着一种比实物更能起到提示意义的东西，那就是符号。能表达符号式神谕作用的，正是岩画上以及陶器等其他媒质上的各种刻绘母题，它们包括我们上文提到的几何形纹饰、某种物体、人、动物、怪物等等。
    既然我们已经把神话定义为呈现在萨满深度精神昏迷时的迷意识中的风景，那么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那些史前的几何形符号、被今天的人类学家称为原始艺术的各种母题也是神话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或者再武断一些地说，它们也是神话本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许找到了一种理解考古所发现的各种史前艺术符号的更为有效的方式。那些被史前人记录在陶器上或是岩石上的翻飞繁复的几何符号为神话情节的展现提供了迷离旋幻的背景，而怪物、人物、动物以及其他物体则成为串联神话情节的必不可少的角色或道具。同实物神谕不同的是，符号神谕不仅仅对神话的展现起到一种提示的作用，还以一种巫术的方式促进着萨满迷幻状态的产生，当然也促发神话情节的徐徐展开。
    当然，这些都和宗教仪式密切相关。离开了仪式，也许神话就会堕落到一种用于大众娱乐的文艺作品—民间故事。仪式保证了神话永不堕落的神圣意义，并使它的存在永远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中。从这个意义说来，神话和仪式就像是两条腿，它们共同支撑着原始人信仰的躯干，构成了所谓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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