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学阿世侮食自矜—文人的附庸伦理与附庸心态批判

    
    附庸即封臣，亦称奴才，是与“主子”相对的概念。在中西方封建社会历史上，皇帝（或国王）之下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等级，构成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等级体系。理论上，较低等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附庸，所有等级都是皇帝（或国王）的附庸。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国和欧洲的附庸制度有所不同。
    在欧洲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中，由于王权长期处于积弱状态，诸侯各自为政，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附庸对封主的强大依附关系主要限于直接的封主，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确立了他的从属关系以后，往往只是服从他的直接的主人（这个直接的主人往往即为绝对封主），并非服从主人的主人即间接主人，即使这位间接主人是国王或皇帝本人。这就是欧洲附庸制中特有的原则：“我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土地和国家政权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所有等级的附庸都服从于皇帝，各等级的封臣可以不服从自己直接的封主，但不能拒绝服从皇帝这个绝对封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这一原则只适合于皇帝以下的封主，对皇帝这个绝对封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对于各级附庸而言，“主（皇帝）忧臣辱，主辱臣死”，乃是通行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等级的附庸。这是东西方附庸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
    在封建关系中，直接的主仆关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是血缘家族关系之外最强大的关系纽带。因此，主人与其他人发生矛盾或冲突时，附庸断不能置身度外，他必须加入到主人的行动。由于附庸本身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行事，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由附庸来承担；附庸按主子的意志犯罪，并不需要承担罪责。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不但附庸可以用自己的附庸地位为自己的犯罪开脱，而且整个社会也往往不加追究，这就是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伦理”。这种伦理培育了一种不管自己行为是非，一唯主子之命是从，不承担个人行为后果的特有心理，即是“附庸心态”。
    表现“附庸伦理”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三国时期，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之前，命记室陈琳草拟檄文声讨曹操，陈琳以其斐然文采，大挖曹操祖根，称其祖父与其他宦官“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其父“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曹操本人则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个狗血喷头，语锋犀利，用词刻薄，甚至令曹操这样处变不惊的乱世之雄听人读来都毛骨悚然，身冒冷汗。曹操击灭袁绍，俘获陈琳后，问：“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获得曹操赦免。史书以曹操“爱其才而不咎”来解释曹操不杀陈琳之事，其实并非尽然。因为，在曹操看来，陈琳昔日在袁绍麾下为其附庸，自己是与袁绍对立的敌人，陈琳骂自己是尽其附庸的职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可以“罪状孤”，曹操所不满的只是陈琳没有“恶恶止其身”，连他父、祖辈也痛骂了，这在曹操看来是太过分了。不过，就当时整个社会的附庸伦理而言，陈琳所为是情理中事，即使曹操也是不能不接受的，所以，陈琳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根据为自己进行辩护，很容易得到曹操的宽宥。
    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使中国的士大夫很容易承认皇权的绝对“封主”地位。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立的多元政治中，士子们可以凭自己的才识游刃于君主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人格的独立。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被定为一尊，“修齐治平”和“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实际上已经使传统士子在下意识地在精神上确立了对皇权的主仆关系。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最终确立，更使这种关系制度化，所以唐太宗看到天下士子因科举之制而被笼络殆尽，自动投入附庸关系网时，大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这话的真实含义就是：“天下独立不拘之人皆为吾奴才矣！”宋代以后，皇权极力提倡“君臣”纲常礼教，实际上将士大夫置于了绝对附庸的地位；所谓“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只是对某一级别的附庸，而是对所有附庸而言。
    中国大一统传统下，绝对效忠只能及于作为绝对封主的皇帝；对绝对封主的效忠与其他封主的效忠发生矛盾，或绝对封主反对其他封主时，所有附庸都必须站在绝对封主一边，除非皇帝为非作歹以致天怒人怨，发生全国性的人民起义，暂时打乱附庸效忠关系。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按照皇命向任何人开战，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名正言顺”、“理固当然”。以历史著名的秦桧杀害岳飞案，秦桧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就附庸伦理和“附庸心态”而言，秦桧所为只是在执行绝对封主赵构的旨意，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错。岳飞一心要求收复河山、迎还徽钦二帝，是赵构极不欢迎的。如果事情真如岳飞所愿，赵构这位捡便宜登上龙位的皇帝将何以处之？因此，岳飞的雄心和执着只能导致被杀的下场。历史上并非无人看破此中机关。文征明（1470-1559）《满江红》诗作有云：“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还，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已经清楚地看到，秦桧不过是尽附庸（臣子）之道，杀岳飞的真正元凶是赵构。然而，几百年来，人们还是大诟秦桧，对赵构则少纠其咎。此中原因固无他，乃“附庸伦理”使然。秦桧遭万世唾骂，后人铸造秦桧夫妻跪拜岳飞的铜像，文人墨客则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来评论岳飞与秦桧，以此表达对前者的憎恨和对后者的推崇，而真正的元凶赵构却没有遭到后人的笔伐。这个事实说明，在岳飞被杀后近千年的历史中，除了文征明这样见识卓绝的少数文人外，专制政权塑造的“附庸伦理”已是根深蒂固，即使在最有思维能力的文人社会中，也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附庸思维定式。在这种思维定式中，皇帝作为绝对封主的权威是至上的，是所有封建等级和等级之外的普通百姓的主宰，作为这个至上封主的附庸，是不能随意诟病的，可以诟病的是其他封主如秦桧之辈。
    从历史上看，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所保留的士子人格理想，并未完全扼杀中国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孔子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际上主张士子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可以固守其起码的独立人格。孟子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作为士子操守大丈夫人格的基本标准，比之孔子，境界似更高一筹。这些思想对以儒家经典进仕的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加之，君王多冥顽不灵，也使士子不可能不对君主的依附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样的附庸“独立人格”是被动的，在“仕途经济”中衣食住行一决于最高君主皇帝（所谓“食君俸禄”）的情况下，欲保持独立人格，实在是难乎其难，除非有陶潜（渊明）、郑燮（板桥）那样的恬淡心志、超凡智慧，是难以挣脱利诱之下的附庸罗网的。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何以许多文人犯下助纣为虐的勾当。
    “附庸伦理”在近现代社会并未绝迹。“大革文化命”更将这种封建社会的心态推向极致，“最高指示”、“无限忠于”、“一切服从”之类强行灌输的咒语式的信条，重新确立了一个皇帝般的绝对封主。在这个绝对封主面前，人人都不得不纷纷表示“忠心”——甚至不得不跳滑稽的“忠字舞”。因此，在绝对封主要求人们讲“阶级斗争”，断言“八亿人，不斗行吗”时，必然人人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其他任何级别的人，甚至把人置于死地。文革过去以后，绝对封主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说过的每句话都被奉为至上至尊——两个“凡是”即为明证，而这一时期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却被简单地推到了四个附庸身上。其实正如文征明诗所说，“笑区区，一桧有何能？”如果得不到绝对封主的赞同和支持，四个奴才又怎能兴风作浪，将整个民族折腾得元气殆尽？
    “附庸伦理”延续存留的另一表现是，“文革”结束以后，即使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甚至手上沾满他人鲜血的施难者，也绝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主动忏悔自己的行为。江青受审时说过一句话：“我是他（毛）的一条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这个形象的比喻真可谓是对附庸伦理和附庸心态的绝妙刻画。江青如陈琳一样，也是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更何况这“箭手”是最高封主，自然就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无罪”了。同样，“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施难者，正是以同样的“附庸心态”，从“附庸伦理”中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辩护。这种心态最明显一个例证，是一位早年留学西方的学者的所作所为。这位学者在文革中以自己旧时习得的古文竟然派上用场而沾沾自喜，与世俯仰，风光一时。文革过后，他竟然还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最高封主服务为自己辩护，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忏悔意识，更不用说以自己的教训勇敢地劝勉国人引以为戒了。这种自我辩护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附庸伦理”已经浸入中国文人的骨髓。这位学者算得上是接受了欧美近代文化的洗礼，可是他偏偏忘记了西方近代文化中最重视的人格独立，忘记了学者的使命。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有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论学者的使命》）他不明白，学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尤其是具有独立判断力的思想者，是不能以他人的强力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辩护的。他应该明白，尽管他躲在书斋里，没有直接赤膊上阵，参加对其他同类的肉体拷打，但正是他的一篇篇“力作”为施难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相形之下，另一位同样留学欧美的学者，却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整个现代学人群体保存了起码的一点人格尊严，否则，我们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真要发出“十四万军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了。正是从这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思想境界上，我们可以明白这位师长何以送给他那位曾给予厚望的学生“曲学阿世，侮食自矜”的八字考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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