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直书”与“齐之良史”

 
    二十四史之后，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有为的历史学大师，也出现了一大批当得起“良史”传统的史学著作，但是就《中国通史》而言，怕还没有一部这样的作品，“良史”的传统在最重要的地方是仍旧得不到发扬的。
    听说金庸先生有意要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这听起来是一件好事，不过最后究竟能够如何，就很难说。虽然早有论者指出，金庸先生的小说，其主旨实在是在历史，最近为了尊重史实，连郭靖苦守了多年的襄阳也要改成易州，不过金庸先生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重写历史，毕竟是件让人生疑的事情，可以预期，这部《中国通史》如果真的出来，或许能像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样文采风流，但在学界，怕是不会有任何分量的。
    不过回头想来，撇开金庸先生的学养和历史观不说，单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而终于敢于挑起重写历史这样的重担，就很令人钦佩。我们国家并非没有类似《中国通史》之类的书，其实光是叫做这个名字的就有好几部，不过然而真正能够令学界叹服、令读者接受的，恐怕是至今还没有的，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来说，这样的形象，实在是史学界的一种尴尬，如果日后真的让金庸版《中国通史》风行于世，恐怕更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尽到责任。
    说到历史学家，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好的传统，比如当年齐国的史官伯、仲、叔、季四人，因为齐国的权臣崔抒杀死了齐庄公而在史书上记录下一句“崔抒弑其君”，结果前面兄弟三个因为秉笔直书而接连被杀，但是最小的一个照旧也要这么写，终于令权臣崔抒也不得不屈服。任由自己去被历史评说了。
    史官勇于牺牲自己的性命，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性命不值钱，而是在他们心目中，历史太重要了。老早的时代有一种精神叫做“礼”，广义的理解跟现在的所谓文化差别也不大，春秋时候虽然孔子以为“礼乐崩坏”，不过文化的力量还是足以和帝王或者权臣的威权相抗衡，所以最后才会有“齐之良史”的美名，等到皇权进一步发达，“良史”就没有了，不好说后来的史官都甘愿放弃文化，但是可以肯定，讲文化的“良史”是一早就要被皇权消灭掉的，所以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部二十四史，才会招致那么多的怀疑和否定。
    二十四史招致怀疑，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它们是“官史”，而是在于修史者没有自己的精神在。说到历史的精神，虽然近百年来世界史学界风起云涌，新潮不断，但从历史的根本来说，最高的境界仍然是当年兰克著史时写下的4字箴言：秉笔直书，或曰“如实记述”。
    兰克的这4个字，比之齐之良史，未必就高到哪里去，其实骨子里该是相通的，不同的是兰克就此开创了西方史学的新气象，而齐之良史的传统，在我国竟然历数千年而不彰。
    二十四史之后，近代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有为的历史学大师，也出现了一大批当得起“良史”传统的史学著作，但是就《中国通史》而言，怕还没有一部这样的作品，“良史”的传统在最重要的地方是仍旧得不到发扬的。现在金庸先生愿意一试，我们很愿意期待，只是期望能看到的是像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那样的作品，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历史学上的新成果，只想看到一部好看的、独立的《中国通史》。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