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走过古今的文化革新

    
    12月12日,以“永远的天一阁,永远的范钦”为主题的讲解大赛在天一阁书画馆举行预赛，这是宁波市隆重纪念天一阁创始人范钦诞辰500周年、天一阁建阁440周年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同时,天一阁还正在联合浙江省文澜阁、嘉业堂、玉海楼三座浙江省现存的藏书楼,与其他各地的藏书楼共同加入申遗行列,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说：“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从建筑规模和保存状况来说,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古老的天一阁散发出的阵阵书香,蕴藏着哪些独占鳌头的魅力?
    天一生水革新不止
    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公元1506年—1585年)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辞官归里。使范钦彪炳史册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回到故乡后修建的藏书楼。
    “明朝中后期,跟天一阁同时出现的藏书楼有很多,但只有天一阁在历代兵火、散佚磨难中生存下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新峰说。夕阳下,高大的马头墙隔断了天一阁外面的浮世暄嚣。在几百年的传承中,历史上的天一阁对中国藏书发展有太多独特的文化革新。
    首先是藏书理念的革新。从创建伊始,天一阁对待藏书,既从实用性出发,同时又注重文献的内容品质。不似历代多数的藏书家那样醉心于珍本秘籍的收藏,而是钟情于当代文献资料的收集,其中不少是一般藏书家不屑一顾的“时人文集”、“下邑陋志”。范钦及后人不遗余力地尽心搜集,充分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立足当代、放眼后世的收藏观念:藏书是为了阅读和利用,收藏要多收当代文献。正是因为天一阁注重对当时资料的收集,才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献。
    其次是管理制度的革新。文献资源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历代藏书家无不期望自己辛勤收集的文献能够久聚不散,为后人完整地继承。但中国历来奉行的财产分割继承制度,使藏书家的收藏往往不数传即散,所谡“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每一代重新分割书籍的可能,时刻在威胁着天一阁藏书的存续。范钦为此立下了“代不分书”遗训,让天一阁的藏书成为家族共有共管的财产,这是藏书制度上的大胆革新。这一制度的创新是天一阁藏书久聚不散的决定性因素。
    在“代不分书”的制度下,为适应家族共有共管的特点,天一阁对具体的管理制度也做了大胆的革新。天一阁管理制度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为了防止藏书分散和流失,制订了相互制约的措施和严厉的惩罚措施。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有详细记载:“标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这一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
    在藏书的保护措施上,天一阁也有自己的创新。关于防火,范钦依据古书“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以“天一”命阁,把书楼建成六开间,东西两房筑起封火墙。把建筑设计成六开间,这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颠覆。为防潮防霉,书楼系二层硬山式结构,楼上贮书,比较干燥,前后有窗,有利通风。就是书橱,也是“前后有门,两面书橱,取其透风。”房屋、书橱的通风,是一个创新。而保护古籍最令人瞩目之处,当推芸香避蠹、英石吸潮。芸香草,是古人通常采用的一种书籍防虫药物。范钦在藏书中较好地运用了这一技术,但所用之草有独创性,是产于广西的一种灵香草。而“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则是范钦独创,未见有其他藏书楼运用此法的记载。
    私书公用治学为先
    私家藏书本因学术所生,为治学而藏,“保守”是私家藏书的根本特点。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之际,以他的人格和学问,破例登阁。外姓人首次登书楼,编目校勘,尽阅阁藏,这是天一阁历史上破天荒和划时代的事件。它向社会传达了天一阁开放的信息,使大江南北尤其是江浙的藏书家、学问家兴奋不已,许多人要“买舟欲访甬句东”,其目的是登天一阁观书。
    由于天一阁的相对开放,不仅传播了历史文化,培养了人才,发展了学术,为浙东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学术的保证,也使天一阁藏书价值得以确认。梁启超曾言:天一阁实大有益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现代著名的思想研究家蔡尚思曾论述说:“藏书风气大盛,如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尤其是范尧卿的天一阁,藏书甚富……没有明末这批私人大图书馆,清初黄宗羲等人能博览群书,广搜史料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一批私人藏书楼成就了黄宗羲,成就了一批名人学者。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
    继黄宗羲登阁之后,天一阁又一次谱写了中国藏书史上的辉煌一页。清乾隆三十八年,编修《四库全书》,范氏天一阁进献阁藏珍本共641部,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达473部,是全国藏书家献书最多的一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的无私之举和进呈书籍之精美,引起乾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被乾隆毫不迟疑地推举为民间藏书楼的典范和样板:“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其贮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北四阁南三阁均仿天一阁建造。由于乾隆的效仿和推举,自此以后的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乃至书院寺观藏书纷纷效法天一阁的藏书制度和管理理念,天一阁的藏书对中国藏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天一阁的藏书精神走向永恒。
    劫波度尽华章惊世
    天一阁在历史上的革新让它走到了今天,度尽劫波之后,它的开放精神依旧让它的收藏熠熠生辉。
    11月10日,当《天圣令》——这部被认为早已湮没的中国古代法律典籍在宁波正式出版时,远在日本、韩国的十多位教授听闻消息后专程赶到宁波。据日本创价大学池田温教授介绍,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沿袭于唐代的律令,目前大部分条文已失散。从1904年开始,日本著名学者中田熏先生开始研究“唐令”,试图复原“唐令”,一百多年来,日本学者搜罗了千余条唐令,出版了《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多部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告诉记者,天一阁力促《天圣令》出版,使学界对“唐令”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唐史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以及日本《令》的研究复原有重大意义。
    《天圣令》是上海师范大学戴建国教授8年前在天一阁偶然发现的。根据他的研究，天一阁博物馆所藏明钞本《官品令》，实际就是佚失了千年之久的北宋《天圣令》的后十卷。
    在唐朝,当时政府官员的休假制度是怎么样的?“离婚”了的妇女如果责骂自己的前夫及家人,会遭到怎样的惩罚?如今的人们已无法知晓1000多年前古人的生活。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黄正建研究员用天一阁所藏的《天圣令》上的几百个字,就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疑问。国外学者评价道:“如果说汉代简牍、敦煌文献是无价之宝的话,那么天一阁藏书《天圣令》的文物价值丝毫不亚于它们。”
    天一阁也是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藏书楼。天一阁原藏中,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与范钦一贯坚持的“人弃我取”的方针分不开的。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统计,范钦当时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415种,比《明史•艺文艺》著录的还要多。天一阁现存的271种明代地方志中,海内孤本占164种。“天一阁所藏明代地方志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其历史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李新峰副教授说。
    天一阁收藏的明代白棉纸钞本堪称独步。当年范钦对于无力购买而又舍弃不得的好书,总是千方百计予以钞录,且选用昂贵的优质棉纸,因此保存经久不坏。提起天一阁的明代白棉纸钞本,首先会使人想到1184卷的《三才广志》,这不只因为它是一部鸿篇巨著,体现了范钦时代天一阁的钞书规模;亦因为它是我国古代保存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大私纂类书,可谓“稀世之珍”。
    藏书不懈与世共新
    天一阁阅尽世事苍桑,它的革新让今天的宁波人对天一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了让这座古老的藏书楼能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发展,天一阁博物馆的管理者开始了新的革新尝试。
    天一阁邀请专家对其藏书进行管理,并向全国各地征集、交换、购买新地方志。截至目前,已收藏新编地方志127000余册,我国新编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中,有91.7%藏于天一阁,同时还开展了对新方志的学术研究,现在的天一阁已成为全国新编地方志在南方的汇总中心之一。
    11月9日,天一阁新建古籍书库奠基仪式在天一阁博物馆现有书库北侧举行,这是天一阁创建440周年以后首度新建藏书楼,是天一阁发展史上最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新书库将根据国家善本古籍保护条件注重温度、湿度控制和防光、防尘、防虫、防菌、防火、防盗、防空气污染等方面的要求建设，集古籍文物之收藏、修复、研究、整理、阅读、接待等诸功能于一体,将配套建设古籍数字化工程。届时,天一阁不仅可向查阅者提供数字化资料,而且可以让这些文献更大范围、更便捷、更有效地为当代和后世所利用。与此同时,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联手设立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中心”，天一阁将成为历史所研究生的实习基地,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每年将在甬举办学术讲座及其他的业务交流。
    古人科举作弊有三招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带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入内作弊、三是请人代考。
    贿买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数百名举人在满兵夹带下重考，之后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一般认为这是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夹带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傳卷或传话。但是夹带经文这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彻底有效地受到打击。有传说指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亲王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帐簿入场！”
    代考
    代考在唐朝时颇为常见。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进场前考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没有被完全杜绝。例如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枪手”，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获得中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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