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
    一、辉煌的历史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生于1889年。他幼年进入读教会学校，受到很好的训练。18岁那年，他应聘请到芜湖公学，与陈独秀、刘师培等同校执教。刘文典是早期同盟会员，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大概就在这时。
    1909年，刘文典赴东瀛留学深造，进入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曾随章太炎研习《说文》。1911年，刘文典回国，在于右任、邵力子等创办的上海民立报社任编辑。这个时期，他曾以刘天民的笔名，写下不少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1912年3月20日，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同行的刘文典手臂，亦被子弹击伤。宋教仁的被刺引发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但不久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二次革命失败后，刘文典逃亡日本。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刘文典是较早加入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了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处的秘书。
    袁世凯做了七十二天皇帝梦后，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文典方得以回国。回国后，刘文典经北京大学文科主任陈独秀介绍，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主要讲授“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等课程。新文化运动时期，通晓英、日、德文的刘文典还担任了《新青年》的英文编辑，继续翻译和介绍外国学术名著。
    刘文典的国学基础极为深厚，对传统文化更是情有独钟。1919年1月，他与刘师培、黄侃及等，在北大创办“国故月刊社”，出版《国故》月刊，扛起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旗。1923年，刘文典的力作《淮南鸿烈集解》出版问世。这部著作洋洋大观，长达21卷，还收有附录1卷。为该书做序的胡适称“此书最精严有法”，“读者自能辨其用力之久而勤与其方法之严而慎”。
    对于《庄子》，刘文典投入过相当大的精力，成就斐然。他的《庄子补正》十卷本出版后，曾不无自豪地声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一是庄子本人，半个是日本人。其言外之意，是说当今世界上只有我刘文典一人真正懂庄子。这话口气很大，却也说明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确下了很大气力，的确是研究庄子的权威。
    凡是熟悉刘文典的人，只要提到他的名字，肯定会联想到一件使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事。这件事，就是刘文典曾当面顶撞蒋介石。
    1927年北伐革命成功后，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气力，许多省都开办了自己的大学，安徽大学就是这个9月开始筹备的。当时，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聘请了十一位学者担任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刘文典列身其中。筹备过程中，大家共推刘文典为文学筹备主任，兼预科主任。刘文典接手后，壮心勃勃，决心为桑梓做出一番贡献。然而，那是一个多事之秋的年代，安徽大学刚刚开办两个月，就发生了学潮。这次学潮惊动了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匆匆召见了刘文典。
    那时，挟北伐之功的蒋介石正是盛气凌人的时候。可是，刘文典见到蒋介石时，同样也依仗老资格同盟会员的身份不肯买帐，仅仅以先生相称，就是不吐主席二字。召见中，蒋介石板着面孔，要刘文典严惩罢课学生，并责令其交出共产党学生名单。刘文典认为学校是教育机关，不能跟着政府镇压学生。两人口气都很生硬，相持中刘文典忍不住顶撞起来。蒋介石见状大怒，严责刘文典治学不严，最后竟派人将刘押到公安局关了起来。
    刘文典被扣押的消息传到省会安庆，义愤的学生们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后来，还是经过陈立夫的斡旋和蔡元培的力保，才以“即日离院”为条件被释放。这件事，使刘文典的名声大振，连国民政府主席都敢顶撞，这不是把“天”都捅破了么。四年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写到：刘文典“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这次风波后，刘文典不能在安徽安身了。而器重其学识气节的蔡元培，则电邀他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刚刚将清华学校改办为大学的清华大学，急需招揽人才，刘文典被清华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从此他的生活与这所园林般的大学联系了起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次事件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战幕初期，一般人大多还认为这不过是中日军队的一次普通冲突，还会像以往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停，局势仍然会得到恢复。因此，虽然很多人都逃离开北平，但也有不少人继续留下来，以观形势发展。刘文典当时就持这种态度，结果直到1938年，方在朋友的帮助下，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几经辗转到已经搬迁到昆明的清华大学。这时，清华大学业已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刘文典遂成为这所著名大学教授队伍中的一员。
    二、被解聘的经过
    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有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以，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地处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
    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坚定怀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
    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解聘教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解聘的刘文典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难想象有些人替刘讲情，王力就曾这此找过闻一多。王力在一篇回忆中说：“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认为这不过是“半官式信”，倚老卖老的性格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给闻回信。不过，刘文典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
    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7月下旬，刘文典从一位朋友来信中获得“有更进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并无大过”，只是“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罢了。不过，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这封信是通过罗常培转到梅贻琦的，信中写到：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案：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藉颂
    □祺不一梅贻琦九、十一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这大概就是有关联大回忆中极少涉及刘文典的原因吧。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三、久无人知的秘密
    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于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不过，闻一多并不知道刘文典普洱之行，还有另一个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下地党员和进步青年。
    刘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将昆明各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当时，联大转移出去的学生有100多人，其中吴显钺、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于磨黑中学，吴显钺还担任了磨黑中学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久萧荻、许冀闽、郑道津等联大同学也疏散到这里，在磨黑中学教书。
    疏散到磨黑的联大同学，认真执行中共关于在蒋管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教学，培养学生，联络士绅，因而很快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站稳脚跟。这就为后来联大黄平、陈盛年、钱宏、卢华泽、秦光荣、于产、刘波、曾庆华、曾庆铃、茅於宽等同学来此任教，并为后来将磨黑中学办成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
    磨黑中学的董事长，就是请刘文典去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这个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势力，但与国民党地方党部有矛盾。疏散到那里的联大同学很重视对其进行统战宣传，曾向其介绍世界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推荐阅读《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等。
    这时，想附庸风雅张希孟正在找人为其母撰墓志铭，于是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的教授来此，同时以壮自己的声势。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希孟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是，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这内情，不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刘文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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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张之良：《西南联大办学经验探讨》，清华校友总会编《清华校友通讯》复29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2)《十字街头》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
    3)也有特殊例外，即以联大名义聘请的个别教师，他们不属于三校，因此联大结束后还需另谋职业。
    4)《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闻一多纪念文集》第172页，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
    5)刘文典致梅贻琦信，1942年7月25日，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6)梅贻琦致刘文典信，1942年9月11日，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7)访问王瑶记录，1986年10月7日。
    8)《吴宓日记》第九册，第291页，三联书店1999年3月出版。
    9)李凌：《我所知道的战斗在西南联大的共产党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纪念特辑》，第127页，2002年10月印行。
    10)潘汝谦：《西南联大校友与磨黑中学》，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建校六十周年纪念文集》，第228至229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11)访问萧荻记录，1986年7月10日。
 
    附录一：刘文典致梅贻琦函
    （1942年7月25日）
    月涵先生校长道鉴：
    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非楮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没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倩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往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虐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缺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痤旅文一篇，对贵阳修文瘴扣帽子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在阻力，深愿辞而避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禀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装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经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数十倍（真有此事耶，米果实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致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此半官式信又言，典前致沈刚如先生信中措辞失当，学校执此为典罪状。伏思典与沈君笃交，私人函札中纵有文词失检之处，又何以致据此与兴文字之狱乎。（当时因为债家所逼，急迫之中诚不免有失当之处，然自问尚未至大逆不道也）。学校纵然解聘，似当先期正式通知，何以及此半官式信。此事芝生、莘田二公亦无片纸致典，仅传闻昆明谣言。典一去不返，故正觅替人。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典致沈君私人函札中有何罪过，何竟据以免教授之职。既发聘书，何以又令退还，纵本校辞退，典何以必长住磨黑。种种均不可解。典现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此间诸盐商筹款巨万，为典刊印著作，拙作前蒙校中特许列为清华大学整理国学丛书，不知现尚可用此名称否，乞并示知。）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讬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之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以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
    道安不一。
    弟刘文典再拜七月二十五日
    附录二：刘文典致罗常培函
    （1942年7月27日）
    莘田学长左右，顷上梅校长一书，乞为转呈。弟绝对不恋此栈，豆但表心迹而已。个人去留小事，是非则不可不明耳。顺请
    著安不一。
    弟文典再拜七月二十七日
    附录三：梅贻琦草致刘文典函
    （1946年9月10日）
    复刘先生
    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承鉴原。
    琦九、十
    附录四：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以梅贻琦名义致刘文典函
    （1942年9月15日）
    叔雅先生大鉴：
    日前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藉颂
    □祺不一。
    梅贻琦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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