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将边墙作楚城

    
    在陕鄂交界处，有一座蜿蜒于崇山峻岭之巅的“長城”，自20世纪80年代被发现以耒，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古建筑，一直被媒体称作是“楚长城”。于是，“楚长城”之名不仅赫然印在官方地图上，而且勒石刻碑立于城门之侧。
    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古建筑，倒底是不是“楚长城”？它建于何时?因何而建？综合笔者实地所见和史料所载，对所谓“楚长城”聊作辨析，以澄清史实。
    文献记载楚国主要的长城、关隘
    楚国自熊勇元年(前847年)有确切纪年之始到王刍五年(前223年)的六百多年里，用于军事防御的长城、关隘主要有：
    方城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楚与齐等諸候国订立召陵之盟时，楚大夫屈完对齐候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漢水以为池。”说明楚为逐鹿中原控制中国，防备晋、齐的进攻，已在北方边境地区修筑一系列的城堡，或称列城。《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条：“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据专家考证，春秋时期楚国从今河南鲁山西南鲁阳关起，向东再折向东南，利用山岭、河堤和筑墙，将列城连接成矩形的防御体系。其大致走向是从河南邓州市东北境开始，沿内乡、镇平县交界向北行，至湍河上游翼望山，然后转向东走，沿伏牛山经鲁山县南至叶县西境，再转而向东南连结泌阳县之中阳山而止，全长约500里。
    这座方城便是见諸史籍的、被后人称作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除此,并未再见有楚国筑长城的历史记载。
    冥厄三塞冥厄三塞是大隧、直辕、冥厄的统称。冥厄关（亦称平靖关、恨这关、行者关、杏遮头-----皆后世所名），在今湖北广水市和河南信阳县交界处。有辕关（后世称武胜关、武阳关、大寨岭），在广水市和信阳县交界处。大隧关（后世称九里关、黄帆关、百雁关），在今湖北大悟县和河南罗山县交界处。三关组成了一个整体的要塞工程体系，虽至今日，垣垒仍矗立可观。
    昭关昭关为春秋时期楚国东部边境要塞、当吴、楚两国交通要冲，楚平王时，伍子胥曾过此关奔吴。故址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小岘山，两山对峙，其山口险要可守。
    捍关捍关是战国时楚西境要塞。关于捍关的关址，说法不一，童恩正以为在今湖北长阳县西的清江上①。《辞海历史地理》亦云：“故址在今湖北长阳西。”据魏嵩山考证，捍关即汉时“江关”，应在今四川奉节县长江边(見《楚捍关考-----兼及清江和大溪源流及巴族迁徒路线》，《江汉论坛》1980年第5期。)。
    战国时楚国其他关塞楚国以东的长江之滨有木关(见《鄂君启节》舟节铭文)，东北有符离塞,楚时有符离邑，在今安徽省宿县东北。南有无假关，在今长沙市西北。西南边境有厉门塞，在今广西平乐县西南(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2版)。
    楚国有城邑计262座。其中本土城邑156，灭国城邑106，并非全为军事之用。
    楚国不可能修陕鄂边界“长城”
    楚国是否需在陝鄂边界修长城，应综合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考量。
    我们首先耒看其时秦楚间的互动关系。春秋戰國时期，秦楚二国虽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但大体上二国关系是比较友好的。其原因一是二国皆认帝颛顼为祖，如《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史记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同祖同根使二国有可能识大局而友好相处。二是二国先祖同受姬周歧视排斥。楚之先民被挤压到汉水之南隅，秦之先民被驱趕至周之西陲，直至西周衰败之时二国才渐发展起来。共同的命运使二国有友好相处的基础。三是从二国的长远利益着眼也必然要暂时联合。秦国向东发展，晋国是其最大障碍。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为东出争夺郑国，在殽地(今河南灵宝)与晋国展开一场恶战，秦军全军覆没，幾至匹马只轮无返者。自此秦、晋結下世仇。楚国控制江汉后积极北上中原争霸，楚成王时曾与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展开过激烈爭夺。公元前632年，楚、晋为争郑国而展开的城濮之战，楚国战败而被迫退回至大别山、桐柏山一线以南的楚国旧地。晋国成为楚国北上的劲敌。晋国成为秦、楚二国的共同敌人，而秦、楚二国又无力单独与晋抗衡，因此二国必然选择结盟-------即通过联姻来强化这种同盟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楚怀王时期。公元前611年，庸、糜等国趁楚国饥荒之灾伐楚，秦国应楚之请出兵灭庸，解除了楚北上争霸的最大隐患，政治及军事意义十分重大。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评灭庸时称：“自灭庸之后，楚遂不可制。晋益孤而楚益炽矣。”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大败楚军并占领郢都，楚几乎亡国。楚昭王在外逃亡中，遣大夫申包胥如秦乞师，秦、楚联军击败吴军而使吴军退出楚境。可见秦、楚联盟对楚极为重要。据此，楚国不可能在陕、鄂边界修长城以御盟友姻亲之秦国的。
    公元前611年，秦、楚联合伐庸（今竹山）而庸亡，麇（今白河）成为楚的属地。公元前312年，楚败于秦，麇又归秦，公元前305年麇又归楚，公元前221年，麇又归秦（见《旬阳县文史资料》）。在如此频繁的拉锯战中，不仅是楚国，就是秦国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在一条不是战略要地的山脊上修筑这么一道城垣。
    陕鄂边界“长城”在平利县东界长约80里，旬阳县南界长约100里，白河县南界和东界长约260里，合计长度达450里。加上镇坪县东界的山险关隘延亘150里，总计汉水、巴山间及关隘防线“长城”总长度达600里(未算入旬阳县东界的百里长城)，其规模较方城长城为大，工程更为艰巨，即使以楚国鼎盛时期的倾国之力，也是修不起这道长城的。
    据此可知，楚国不可能、也无必要在陕、鄂边界修筑“长城”的。
    陕鄂”边墙”是清代建筑物
    根据对城墙砌石风化程度初步判断，这道边墙建筑年代距今不会久远。
    查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荆襄郧数地白莲教起事，是为修筑边墙之因。
    是年正月，起义首先爆发于荆州府枝江、宜都一带。宜昌、施南、襄阳、郧阳诸府白莲教众纷起响应。鄂西北竹山县城被起义军攻占，房县县城被围困，竹溪县境也出现数支起义WZ。陕西兴安府（治今安康市）境的白莲教信徒也揭竿而起，但很快就被官府镇压。而湖北省西北部的竹山、竹溪、郧县、郧西诸县相继被白莲教军控制，陕西兴安府属诸县遂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势下，陕甘总督宜绵、陕西巡抚秦承恩一面安抚陕西境内白莲教之民众，即“此时惟当安分守法，顾惜身家，不必自生疑虑。剀切详明，遍行晓喻，人心大安”；一面饬令兴安府属诸县官员团训乡勇，在陕鄂两省边界各山隘口设卡，盘查奸细，并出兵镇压郧阳府境白莲教WZ。然白莲教军流动作战于鄂、陕、川诸省之地，往来无常，使清廷大感棘手。嘉庆四年八月，清廷新委任的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一方面调动官军围剿各股白莲教军，另一方面疏请陕、川、楚三省推行修筑堡寨、团练乡勇和坚壁清野之策，得到清廷批准。是月，额勒登保在奏折中写到：“……但使所至堡寨密布，兵随其后，遇贼迎截夹击，以堵为剿，事半功倍，则三省所同。里已行知陕、楚，晓谕修筑，并定赏格，以期兵民同心蹙赋。”（《清史稿额勒登保传》）自此时就已推行“以堵为剿”的方略。陕西省兴安府诸县官员组织居民，缮旧创新，大筑寨堡，收住民户。五年八月，他再度疏请：“‘地广兵单，请将防兵悉为剿兵，防堵责乡勇；促筑陕、楚寨堡，以绝掳掠。’帝温诏慰劳，以剿捕责诸将、防堵责疆吏，分专其任。”嘉庆四年八月额勒登保檄令陕西巡抚台布督筑堡寨，平利、安康、旬阳和白河诸县闻风而动，相继筹谋训练乡勇、修筑堡寨、防守要隘。嘉庆五年春，新任陕西巡抚陆有仁饬令平利、旬阳、白河三县官府，督率乡勇沿陕鄂交界大山砌筑边墙，堵塞山间隘口；嘉庆五年四月二十日，白河县令严一清率先兴工营造边墙，其规划长度达三百余里。同年六月，旬阳、平利二县也次第兴举筑边墙之役。据严一青于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呈陕西巡抚《修筑边墙禀文》称，陕鄂边墙的“修筑之法，垒石为堵；无石之处，始用土筑。俱上为堵堞，下削城身，高或丈余、或七八尺不等。其间有通大路之处，俱修筑城门，以通出入；小路僻径，概行挖断。惟冀筑成之后，当可同心固守，以保无虞。”（嘉庆六年《白河县志寨堡志》）严一清所述之法与我们所见的陕鄂边墙的建筑形制完全吻合。据此断定：今陕鄂边界的所谓“楚长城”遗迹实乃清代嘉庆五年建造之防堵白莲教军的边墙，距今不过二百余年。边墙分布在陕西平利、旬阳、白河三县与湖北竹溪、竹山、郧县交界的大巴山支脉主脊上。
    1987年6月21日《湖北日报》称：“竹溪境内楚长城遗址的发现，将陕西、河南边境考察的结果连贯起来了，填补了中间一段空白，形成了较完整的楚长城体系。其走向是－－陕西旬阳向南往平利，向东入湖北竹溪，经竹山向东南达房县，转东北到均县（丹江口市），随后进入河南邓县、泌阳，向北至方城县，断断续续，或土筑，或石垒。”这种于史无据的新闻报道实乃愚民之具，而承担“考察”任务的专家们竟得出是“楚长城”的结论，足以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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