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殉节

        王朝迅速地不得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中国历代王朝，在其画上句号时，总有遗老孤忠、文人学士等为之身殉，演出一番壮烈。但在清朝，反响实在寂寥。按道理，这样一个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异族王朝，在其谢幕之时，总该有几位运筹帷幄的决策之士，执掌国政的机枢之流与国同难才是。但翻遍历史，却不见一个王爷或大臣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尽；没有一个都督或总兵为之举枪自杀，饮弹身亡。《清史稿》最后一章《忠义十》里记录的，也只有直隶青县诸生张传楷，山东益都人孙方楷，福建龙溪人王乘龙，江苏江阴人赵彝鼎，江苏高淳诸生施伟等，区区八人，真是可怜得很。
    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无一天子脚下之人为爱新觉罗朝舍命亡身；第二，没有一个满洲人的后裔，为其祖先的江山变色痛不欲生。难道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果然养尊处优以致百无一用，彻底颓废而假作痴呆?这便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末殉难者多进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在赵翼抄录的殉难者名单中，除了一个蒙古籍进士外，全是汉族的读书人。看来，外来统治者治下的元末、清末，殉难者寥，死节者少，是情理中事。
    尽管如此，还是有主演这出“末日节烈大戏”的挑大梁者。谁也想不到，那是两位既非翰林，也非学士的文人：一为梁济，二为王国维。因之，辛亥年大清王朝的曲终人散，颇有点草草了事，不免有点凄凉。
    这两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其选择的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首先就不能令人振奋。梁沉于北京西城积水潭，无壮烈可言；王溺于颐和园昆明湖，更谈不上豪雄，与屈原投汩罗江，老舍跳太平湖，竟如此殊途同归，让人不禁感叹中国文人之无奈。再则，他们殉节所选择的死亡时间也不免太晚，大有黄花菜已凉之感。通常，国亡时殉国，城破时殉国，拒降新朝殉国，复辟失败殉国。二位文士之死，梁为公元1918年，斯时民国已6年；王为1927年，斯时民国已15年了。时过境迁，已无耸人听闻的意义。正如闻一多诗《死水》所写：“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个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剧。
    为何这两位殉清“义士”没有在民国纪元开始时马上杀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这架统治机器里，自忖乃微末之士。一向谨慎行事的他们，不能不考虑，抢这个效忠就义先行者的死誉，会不会有出风头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断这两位是否抱苟活之心，存侥幸之意，但最终走到这一步，其实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志，而是杂以对新朝的彻底绝望，以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烦恼。也许，死才是最好的解脱。
    只有江山社稷，才值得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随之而痛哭失声者，悲愤莫名者，仓惶出逃者，以死殉国者无数，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惨绝人寰的死节场面，令人不忍卒读。
    朱由检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甚至连李自成、顺治都为他讲好话。虽然他性格上的缺陷，诸如猜忌怀疑、刻薄寡恩；他政策上的失误，诸如措置失当、用人多变等，加速了明亡的步伐，但万历年后注定亡国的命运，不是他所能改变。崇祯上吊煤山，着实震撼了中国人。所以，“吾君之痛”成为全体中国人之痛，这也是明末殉难者前赴后继的缘故。
    宋末同样出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壮烈的殉难场面。公元1279年3月14日，先败于辽，后败于金，再败于元，前后坚持了三百余年的大宋王朝终于到了覆灭的一天，亦是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的最后一天。今日读明人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的“二王之立”末段，尽管时隔730多年，犹能感受到帝国末日那“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的情景；感受到敌酋压境，大海茫茫，命悬一发，生死绝杀的恐怖气氛。其时，元将张弘范兵分四路，包围住已逃亡到海上的南宋朝廷以及十数万军民。崖山之役后，与这个小皇帝共同赴难的殉国者达10万人之多。“(张)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军中，旋谋遁去。(陆)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从，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夺港，乘昏雾溃去。余舟尚八百，尽为(张)弘范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这是何其骇人的场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惨痛、最残酷、最血腥、最英烈的国殇。
    史臣陈邦瞻曰：“区区奉二主为海上之谋，固无救于亡，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虽然宋朝已是昨天的历史，但宋朝的志士仁人，不会因国灭帝亡而终结其精神上的向往。同样，也不会因江山易主而转变其信仰的忠诚。或许，与异族文化格格不入的宋朝文人，更有其不变的主旨，坚守的信念，有明确的疆界和清浊的分野。虽经过岁月的淘洗，疼痛会消失，记忆会淡化，但这种对于中国人精神熬煎的民族灾难，却是铭刻在心，不会遗忘的。这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中国人的节烈观：帝王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符号，只有国家、民族、江山、社稷，才值得有血性的中国人为之共赴生死。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
    宋以前诸朝，做臣子的有点类似公司雇员，你是老板，我忠诚于你，你不是老板，我就不必忠诚于你。也有个别的效忠者至死不渝，忠诚于旧老板，但绝大多数对改朝换代不觉得有何不妥，向“新老板”表忠心，也都视作正常。“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
    历代殉国者，以宋朝为最。翻开南宋王朝最后几年的历史，字里行间渗透着鲜红的血，辛酸的泪。我们能够随意地谈到清末民初的梁济和王国维之死，不会有切肤之痛；然而，对于宋末元初的文天祥、谢枋得之殉难，却不能不怀着极大的崇敬之心肃然待之。自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我国以后，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精神上得以自强自尊的遗产，究竟还剩下多少?所以宋亡以后的这两位爱国志士，所表现出来的志节，也许是我们仅存不多的强心剂了。
    文天祥(公元1236-1283年)，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崖山破后，元将“张弘范等置酒大会，谓文天祥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赴燕。道经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犹生，乃复食。十月，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罗等召见于枢密院，天祥入长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礼，可赘跪乎!’孛罗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项，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室，以至于此，愿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王积翁欲令宋官谢昌言等十人请释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就这个卖国贼的这句话，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临刑，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对这位爱国文人来讲，他们所爱的家园，早就沦为异域，然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这一份爱，不割舍这一份精神依托，甘愿为这个不存在的故国，为这个失去的家园，走向死亡而无怨无悔。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文人，他们的生命脐带系于这片大地，他们的血脉律动，与炎黄子孙同步。国之安危，民之存亡，无不与这些文人的生命史、创作史息息相关。他们之所以以身报国，慷慨赴死，如鲁迅先生的诗所写“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义无返顾，不惜牺牲生命。其实，这是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国文人作出的必然选择。其优秀分子，其杰出人物，在家国多难之际，都会迸发出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
    爱国文人用血写成的篇章，永远是中国文学史最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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