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半生奢侈的帝王生活

    
    紫禁城里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之外，其余地方全属“宫禁”范围。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驱逐的时候，度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20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19世纪遗下的灰尘。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现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我11岁的那年，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和母亲开始进宫“会亲”，杰二弟和大妹也跟着进宫来陪我玩几天。他们第一次来的那天，开头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太监们玩过，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我们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越玩越高兴，二弟和大妹也忘掉了拘束。后来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就爬到炕上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他还是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
    “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
    说着，他抬手做了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谁知这个动作给他惹了祸，因为我一眼看见他的袖口里的衣里，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我立刻沉下脸来：
    “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
    “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大妹溜到他身后，吓得快要哭出来了。我还没完：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嗻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想起来，那调儿很使人发笑。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吃——吃——”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种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种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芯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杂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食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
    “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每逢年节或太妃的生日(这叫做“千秋”)，为了表示应有的孝顺，我的膳房也要做出一批菜肴送给太妃。这些菜肴可用这四句话给予鉴定：华而不实，费而不惠，营而不养，淡而无味。
    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11件，皮袍褂6件，皮紧身2件，棉衣裤和紧身30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库”太监负责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28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除了这些排场之外，周围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也对我起着教育作用。黄琉璃瓦唯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陈设品都是我的直观教材。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乾隆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乾隆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万里计。
    宫里有些规矩，当初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上了刺客。但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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