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宰相

    
    明熹宗天启二年，内阁首辅叶向高给皇帝上疏，要求辞职。他说阁臣名为宰相，其实是“天下第一困苦无告之人”。
    这已经是叶向高第二次入阁拜相了。第一次是在万历三十五年到四十二年，七年间他光以“乞休”为名的辞呈就上了62次。在辞职“密度”最高的时候，每五天他就给皇帝递上一封辞官疏。写封辞职信不难，但是一连写数十百封，每次的内容还都不一样，这可就不容易了。在万历朝，叶向高辞职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病，他年老力衰，痔漏之症十分严重，每次出恭之后，都要晕厥半晌才能起来工作；二是人言，御史们经常弹劾，指责他没有尽到宰相的责任，因言求去，也是存大臣的体面；三是皇帝怠工，诸事不可为。
    三条之中，最后一点是关键。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不见群臣，不批奏章，不补缺员，也不准辞职。不仅如此，在皇帝和宰相之间，还隔着野心勃勃日渐嚣张的太监。而且皇帝虽然怠政，私欲却并未稍减。万历派出大量宦官，四处搜刮，引起的动乱需要宰相去摆平；地方官奏报频至，各级官吏都对皇帝深致不满，宰相又成了皇帝的替罪羊。
    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说是宰相，其实不过是个负责文字工作的大秘书。按照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六部九卿都该直接向皇帝负责，但是既然皇帝不管事，内阁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叶向高身为内阁首辅——大部分时间内阁只有他一个人上班，号称“独相七年”——不仅身受皇帝、太监和朝臣的压力，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责难，至于国势不振、内忧外患所加给宰相的重担，就更不在话下了。
    儒家理想中的宰相，是君主专制的一个平衡物。天子传子不传贤，宰相任贤不任贵；君主出于世袭，以维持政权稳定，宰相实行优选，以保证政治清明。到了文人做官的时代，“生当为良相”又成了文人参政的象征，宰相这个职位，就此寄托了贤人政治和文人政治的双重理想。
    然而这只是理想。现实的宰相，最初只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打理一些杂务而已，最多算是一个大管家。皇权时代，除了管家之外，宰相还要替君主承担政治失误的责任，例如东汉自安帝以后，每当出现灾异，宰相就要自动辞职，其实那时当政的是外戚和宦官。不过在叶向高看来，汉代那些能够顺利辞职的宰相们已经是幸运儿。
    叶向高不是当时辞职信写得最多的。与他同时的李廷机，入阁四年，辞呈上了123次，平均十天一次。不仅如此，他入阁五个月就要求辞职，皇帝不批准，他就拒不上班，最后干脆搬到城外的一座破庙里，时人戏称他为“庙祝宰相”。后来还是叶向高在自己辞职之余，又帮着李廷机辞，替人辞职的奏疏都上了十几次，皇帝这才准了。
    不止皇帝，舆论也是宰相们“不可承受之重”。有一回，内阁首辅王锡爵问东林党人领袖顾宪成，为什么凡是内阁所同意的事情，外面的舆论一定要反对呢?顾宪成回答说，为什么外面舆论所反对的事情，内阁一定要赞成呢?叶向高的委屈，就在于天下以宰相的事业期待于内阁，但内阁却完全没有宰相的权力与地位。
    万历四十二年，慈圣太后崩逝，叶向高的夫人俞氏进宫哭临，见到皇帝大哭，说我们老夫妻离家已经20多年了，如果皇爷爷不放我们回家，只有病死京城，岂不可怜。万历为之恻然，这才准辞。
    有论者说明代的制度好，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照样运转。站在皇权的立场上，这话自然不错。面对皇帝的懒怠与贪婪，无论宰相还是言官，竟都没有任何手段去做一丝一毫补救。他们能做的，只有反复呼吁和恳请，以及马拉松式的请辞，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的巨大成功。
    然而此种境况的实质，只不过是“国家不幸皇家幸”。一切败坏之后，皇家也不可能独存。崇祯皇帝御极17年，宰相就换了50位，因贬斥士人和压抑相权而造成的局势，终不能靠文人宰相来挽回。
    明代的政治，以太祖废除宰相开始，以崇祯频繁换相结束。宰相的百无一用，代表着贤人政治与文人政治的双重破产。没有限制最高权力的制度，任何“圣君贤相”式的理想政治都只能是海上仙山，虚无缥缈。
    七年后的天启元年，63岁的叶向高第二次入阁。这一回他一共当了四年宰相，乞休疏上了67次。
　　（摘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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