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史话—鱼行

　　 解放前，经营水产品贸易的机构，大的称鱼行，设店面向顾客售鱼的称鱼店，有摊位无店面的称鱼贩，还有沿街叫卖的流动小贩。解放前，全潮汕地区有鱼行数百家。
　　 鱼行一般设“家长”(经理)一名，负责掌秤、作价等主要事务，是鱼行业务的核心人物。另设内外管帐各一人，伙计四至六人，大的鱼行也有多至十人以上。鱼行的设备较简单，除常用家具如桌椅上，仅需大秤、小秤、大桶、小桶、大筐、小筐、冰槌、鱼刀等。但需有较宽敞场地以供储鱼放鱼，还要临近码头。
　　 鱼行之设本来是为渔民服务的，对水产品的流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鱼行老板都是当地较有势力者独资经营或合资经营，有些黑心的鱼行老板，对渔民的盘剥十分苛刻：
　　 一，大秤人，小秤出、“扣斤底重”。渔民交货过秤，鱼行有权扣除斤两，一百斤只算九十六斤，一百斤出头也只算一百斤，鱼行叫做“扣斤底重”。
　　 二，鱼行内部有隐语，名曰“鱼僻”，用以欺瞒渔民。秤手报重量时不喊一、二、三等渔民听得懂的数字，而喊幼、犁、冬等所谓鱼僻，渔民不明所以，画押认帐。等到渔民和鱼行对帐时，记帐的将鱼僻译成明码，渔民又吃了哑巴亏。
　　 三，“鱼金鱼土”。渔汛旺淡，气候风云，行情变化，都带来鱼价的不稳定，本来这属正常的市场因素，但也和鱼行老板从中做手脚有很大关系。有时，早晚，上下午，甚至相隔一小时，鱼价也各不相同，鱼行就是利用鱼价的起落垄断市场。有的无良老板，在旺汛到来时把冰价提到渔民无力购买的高价。渔民没有储存设备，只得忍痛贱卖。有渔谚云：“渔民苦，鱼多贱过土”又有渔民称“鱼金鱼土”，捕不到鱼时贵如金，鱼捕多时贱如土。
　　 四，鱼行员工也从中“抓一把”。有不成文的规例，鱼行的员工，特别是掌秤的和记帐的，都可以任意上船拿鱼而不必付钱，名叫“尝鱼”，为此，许多鱼行员工练就一手“抓鱼”本领，渔船靠码头，就各自拿只大筐斗，分头跳上船，先跟船老大寒喧几句。寒喧时，眼尖而有经验的他，已看中舱中最大最贵的大鱼虾，比如龙虾大黄花鱼之类，就轻轻提起，丢进大筐斗里。说声告辞，跳上码头，把大龙虾藏好，又拿起大筐斗，跳上另一条船去跟船老大“寒喧”。不上一个钟头，已抓到了七八条大鱼，这些鱼都是又大又新鲜而且很名贵的，自有固定的鱼贩子前来把他的鱼拿去卖个好价钱。听老渔民说，一条船靠码头，这“第一道工序”最少要损失七八条上等好鱼。不过，这些“财副”和掌秤的，还算有节制，遇到淡汛，他们是不会上船拣鱼的。
　　 客观公正的讲，旧时的鱼行虽然有许多的陋习，对渔民进行盘剥，但是，鱼行对促进潮汕的渔业生产还是起到了不小作用的。比如，他们在淡季向渔民提供生活和生产必需品，解了渔民的燃眉之急。对无钱造船的渔民，他们给予资金支持，让渔民有生产工具，可以出海捕鱼谋生。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渔行老板的这些措施，主观愿望是为自己，由鱼行出资造的叫“行内船”，所获水产品须全部卖给这家鱼行，造船费用在鱼产品中逐年扣除。因此，对它进行全盘否定是片面的，应该予以否定的是极个别渔霸。渔霸财大势横，交官结府，对渔民的盘剥方式已不限于上面提到的种种陋习，而是采取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欺压手段，有的渔霸还拥有枪支和WZ，对敢于和他们对抗的渔民，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甚至采取活埋和捆缚沉江沉海，杀人灭口等手段。在解放前的饶平柘林和澄海的东陇等大渔港，都出现过这类渔霸。柘林的渔霸还暗通海盗，镇压渔民暴动，澄海的渔霸在大革命时期，大多参加“白派”，反对和抵制农运。解放后，政府实行“渔政”，对渔行老板评成份，这类人就被评为渔霸，有的有血债的渔霸受到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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