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史话—潮州开元寺的僧钵

日前，在收藏家谢德和先生藏品处，见到一个圆腹，缩口、收脚刮底朱泥僧钵。其口直径10公分，高8.5公分，圆腹宽径14公分，脚直径8.5公分。钵面刻有横直书共15字，设计巧妙，既有美术感，又有绝对纪年可考。其横书：“潮州开元”4字；右直书：“民国丙子冬月”(1936)6字；左直书：“主席纯寂赠”5字。钵体内有柯姓字样。考钵有三个明确信息：一是，钵系朱泥质地，由潮州本土手拉批量产品；二是，主席(即住持)纯寂系广东饶平县人，俗称陈。1936年至1939年任开元寺住持，系曹洞正宗第48世，罗浮山华首分派第15世。三是，钵是当年住持升座仪式活动的赠品，受赠人仅作一件纪念品保存，完整如初。
　　 所谓钵，即是僧人食器，梵文钵多罗的略称。钵是佛门传承的信物，也是古代僧人生存的依托。
　　 从钵所刻的纪年计算，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这件极普通的僧钵能逃过历次的劫难，能得以完好保存，是收藏者之功德，开元寺之荣幸。其文化价值不可低估。透过僧钵，可以折射出开元寺一段历史，一次寺院的体制改革，一场官府与寺院的戏剧性冲突。
　　 主席纯寂是开元寺曹洞宗传法丛林制200年历史的终结者，是开元寺步入十方选贤制历史的关捩点，旧制度的见证人。考开元寺规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子孙丛林制到传法丛林制到十方选贤制的演变过程。
　　 清乾隆之前，开元寺系临济派子孙丛林制。其组织形式以“家庭”的形式存在的师徒世袭制。寺院的性质为私有，财产可以由他们任意处理，其他派系不能染指。寺院住持的继承由住持为弟子剃度，成为剃度徒，住持可以有众多剃度徒，到继承住持时，在剃度徒中选任。或由各房头轮流出任住持职位。子孙寺院往往在宗派内部成员中，为猎取法嗣和寺产而互相倾轧，陷害对手，弊病丛生。由于子孙寺院的局限性，一般的寺院不能开堂说戒，不接待云游参学的僧人，极大地限制了寺院的发展。
　　 据康熙三十五年开元寺碑记载，开元寺有六房僧众。历代施主施舍的田产积累雄厚，有“寺产万余”记录。清雍正年间，寺院式微，几乎到了废坠的地步。造成寺院废坠的原因。除了朝廷改革税制，实行“摊丁入地”的政策，将赋税由原来按丁口征收，改为按土地征收，人丁不再征收。因此，僧人多寡与税额无直接联系。这在实质上使僧人严格的试经度僧的度牒制废弛，严重影响僧人的素质之外，还有二个现实问题：一是寺院内部房头僧众传接乏人。也就是说，寺院缺乏具备智慧人格力量的高僧管理寺院。二是豪强霸占寺产与日俱增，寺院无法抗拒。在内外挟击之下，寺院废坠。出现“挟妓豪歌，呼群纵饮，抑且藏奸纳垢，匿宄分肥”（见《潮州市佛教志》）的状况。寺院废坠必然引起官府的关注。雍正六年(1728)时任惠潮分巡道楼俨“恶其(指开元寺僧)以有用之物力，供无厌之宴乐，请诸上宪，厘之以充公帑”，“合寺僧行仰赖官给口粮香灯”。也就是说，官府憎恨寺僧拥有丰厚财物，而又糟蹋财物，而将寺产全数充归海阳县，只给日用生活的口粮和香灯钱。这使寺院受到较大的经济限制。这是官府与寺院的一场戏剧性冲突。这种简单的经济制裁，并未能真正解决寺院的问题。
　　 乾隆初年，惠潮嘉兵备道庞屿奉旨对开元寺进行整饬，具体做了三件事：一是，换发度牒，淘汰劣僧；二是恢复寺院经济，解决寺院经济拮据的困扰；三是，为寺院改制。而改革寺院规制，其意义深远。因开元寺传接住持乏人，兵备道庞屿礼请罗浮山华首台曹洞宗法派密因和尚为开元寺住持。因此，曹洞宗法派为开元寺传继法裔。并明确规定：“诸方僧众经接承曹洞法派者，方可为本寺执职，否则只算清众而已。”又规定出任住持者，需系监院执职者，经众人推举，始得任之，每届为期三年，连选连任。传法丛林制的实行是民主管理的开端。开元寺改立传法丛林制，打破了原来房头分立的私承制，实质上是废除了寺院财产师徒私有制的传继关系，将寺院财产私有制改为僧团共有制。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一次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此后，确立弘法、传戒、施学、修学、接众等重大活动，提高了开元寺作为粤东佛教活动中心的地位。而纯寂住持，是曹洞宗传法丛林制的最后一任住持。
　　 鉴于传法丛林制度未能尽善。1933年，寺众决定改为十方选贤制(选举制、任期制)并制订《开元寺常住规约大纲》至1939年才正式实施。第一任十方选贤制住持续量为潮阳县人，俗姓周，为临济派裔。纵观寺院历史，十方选贤制具有进步意义，能最大限度吸纳优秀人才。但是，寺院自身宗派的传统和特点也受到强烈的冲击，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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