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布达拉宫相连的药王山及其藏医药

在布达拉对面有一座山，藏语叫“觉布日”，中间有一座山梁，传说这座山梁是一条龙的化身，它将红山和“觉布日”连接在一起。由于西藏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座医学院，建在“觉布日”山上，在汉语里又将它称作“药王山”。公元1696年，在五世达赖的指导下，在“觉布日”山上建立了医药学院，其全称为“觉布日琉璃利众神圣智慧洲”。取这么长的名字，主要要说明建这座医院的目的是要有利于众生，同时，汇聚了藏族学者和高僧大德们的智慧。“洲”是借用佛教术语，藏语里叫“岭”，意为“地方”，或“场所”。医院、学校、寺院都有称“岭”的传统，如十世班禅于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创办的×高级佛学院，藏语里也称“佛学洲”，即“佛学岭”。青海塔尔寺藏语叫作“古崩强巴岭”。《岭·格萨尔》里的“岭”，藏语里都是一个字，就是地方的意思。

50年代初摄影家镜头中的药王山。

“觉布日”上的医学院是以政府名义创办的第一所医药学院，从文献记载看，学校规模并不大，最初只有二三十个学生，到鼎盛时期发展到70余人。据说对学生的要求很高，选拔学生的标准很严，要求从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能独立行医。学生的来源有三个，第一从各大寺院的“医学扎仓”选送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这是骨干力量。第二是从士兵中选拔，目的是培养军医。第三从社会上招收一部分俗人。教材以《四部医典》为主。

藏族传统医学是医、药不分家，学习和实践相结合，医院的老师直接给病人看病，学生就是他的助手，也跟着看病。等学有成就时，自己独立行医，因此，学生既懂得医学理论，又懂药物学，还要自己亲自去采集药材，同时要给病人看病，增加了临床的经验。藏族的医学和历算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学生在学医的同时，还要学历算，学藏族历史、文学和语言学。学院有严格的考核制度，考核不及格，不能毕业，更不能独立行医。

藏族的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苯教经典说：早在两三千年前，苯教兴盛的同时就有了自己的医学，很多苯教大师，就是当时的名医。藏族的医学有它自己独特的理论，是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积累并发展起来的。藏药主要用草药、动物的器官和矿物提练，其中包括黄金、白银、水银等。远古先民们观察到禽兽在受创伤后，吃了动物、植物、矿物药后伤口会自然愈合，据文献记载，先民们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些药物的药性，对禽兽进行了诱导性的实验：用颜料或鲜血在蛋壳和幼畜、雏鸟身上抹上类似创伤的花纹，禽兽们以为它们的幼仔受了伤，衔来上述的药物敷在花纹处，这就启发了远古人们使用动、植、矿物药来医治疾病，这是藏族先民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和创造。远古先民们在长期的狩猎和游牧生活中逐渐了解到动物的肉、血、骨的营养和治疗作用。如藏羚羊血和野牛血有止泻功能；旱懒肉和脂肪有祛风作用；雪鸡、麻雀、雪蛙肉有滋补作用；麝香有刺激人兴奋、导致妇女流产的作用；盐有防腐、调味、消化、解毒等作用。雪蛙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特有的一种动物，据说它们生存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上，有滋补强身的作用。在我国境内，也只有聂拉木县（即我国登山队的大本营所在地）等少数几个县能够捕获。过去聂拉木县的农奴们每年要向噶厦政府贡奉一定数量的雪蛙，名义上是献给达赖佛，为了他健康长寿。无论达赖在不在世，需不需要，都要贡奉。我想大部分可能都被噶厦的官员和贵族农奴主享用了。

据说，要捕捉一只雪蛙，是很艰难的，攀登峻岭，踏冰卧雪，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雪蛙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珍稀动物中的珍稀动物，若不好好保护，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先民们在采食野果、自然谷物，以树叶作衣服的时代，在长期的采集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某些植物有滋补营养和入药功能，有些植物有毒。知道野青稞、野燕麦、野大麻仁、草莓和其他一些野果谷物有营养，而狼毒等则有毒，有些菌类能食用，而另一种菌类则有毒。有些野草果如花椒、野葱、野蒜有解毒、消炎、祛汗和帮助消化的作用。在与各种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又学会了用酥油治烫伤、烧伤和止血。

西藏×藏医院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甘露法会，为医院生产的各种藏药加持。参加法会的都是著名藏医。法会正中是坛城，四周的唐卡是藏医院创始人、著名药师和护法神像。法事主持人上方挂的一幅唐卡就是藏医院第一任院长钦绕罗布像。吴摄

用酒通经活络；柏枝、艾草熏烟可防止瘟疫。纵观藏医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藏族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认识到动物、植物、矿物的药理作用。由于消化不良是远古人类的常见病，由此产生的第一味药，便是饮用开水的治疗方法。同时也学会了用火将食物烧熟的办法。对于生活在高寒、缺氧、气候多变的雪域之邦的藏族人民来说，火对藏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藏医藏药，对火的运用，也很有研究。人们都知道，在吞食黄金和水银后会导致死亡。汉文书籍中，关于“吞金自杀”、用水银害死人的记载，比比皆是。但是，藏医藏药，经过长期实践，根据“有毒就有药”这一古代朴素的辩证法原理，将黄金、水银这类含毒的金属，用科学的配方制成药物，治疗疾病，产生了奇效。如今，含有黄金和水银等成份的《珍珠七十》等藏药，已传遍世界很多地方，深受患者欢迎。汉族有句谚语：真金不怕火炼。但是，藏族医学家们，在科学技术整体不发达、社会生产力低下、高寒缺氧的环境中，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硬把黄金烧成灰，用于药物。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冶炼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支持和指导下，桑杰嘉措在药王山创造了藏族历史上的第一所医学院，他们将学习、行医和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古代藏医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整理、校勘和刻印了《四部医典》，并绘制了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个人体解部图。我读不懂《四部医典》，更谈不上研究，为了工作的需要，曾请教过拉萨藏医院院长强巴赤烈和西藏藏医学院院长措如·次朗两位藏医大师。强巴赤烈大师是药王山医学院最后一批、也是最优秀的一位学生，措如·次朗大师结合毕生行医的丰富经验和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撰写了6卷集的《〈四部医典〉诠释》，这是一部煌煌巨著，是次朗大师用心血写成的。次朗大师年轻时即刻苦研读《四部医典》、深得要义。晚年用10多年时间撰写《诠释》。由于劳累过度，大师为此付出了双目失明的沉重代价。去年——2002年6月，四川民族出版社用精装和简装两种版本，出版了《〈四部医典〉诠释》。出版社的同志说，措如·次朗大师是用藏文写的，一时还没有力量翻译成汉文，而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只有藏文，没有汉文，影响面窄，作用也小。要我先写一篇有份量的评介文章。我认为出版社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自知对藏医的知识很肤浅，但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个难以承担的重任。当我拿着散发油墨清香的巨著向大师请教时，大师已经看不见自己的成果。大师用手轻轻抚摸着自己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感慨无限。我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大师用舒缓而深沉的语调，向我讲述了《四部医典》的成书经过、基本内容和他自己穷毕生精力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体会。我静静地聆听着一位智者的教诲，由于这位智者的精深博大，我仿佛听到了历史在倾诉，感受到了历史长河流动的涛声。

×藏医院住院部，门前塑像为《四部医典》著者宇妥·云丹贡布。　吴摄

早在几千年前，民间就采用放血疗法、微火疗法和涂摩疗法来治病。到了公元四世纪，天竺著名的医学家碧琪和碧腊玛入藏，传播了“脉经”、“药物经”、“治伤经”等多部医典。公元六世纪，从内地传来了中医和天文历算。到七世纪，随着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从中原带来了许多汉族医生和医学著作。其中一些医书，被翻译成藏文。1995年，我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在我国留学生的帮助下，多次到大英博物馆和国家科技馆参观，并阅读文献资料。科技馆有专门介绍藏医的展厅，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后来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也见到研究藏医的美国教授和博士生。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我很关心中医和藏医在世界上传播的历史，据我了解，在中医几千年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医医典翻译成其他民族文字的，是藏文，时间在文成公主到西藏前后，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风靡全球、几乎成为世界语的英文，那个时候还没有创造出来。这一方面说明，汉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藏医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藏族的医学家们，已经能够研究和借鉴中医的典籍，以充实自己。道理很简单，如果藏医没有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果藏族的医学家没有能力研究和借鉴中医中药的理论和临床经验，就不会去学习和翻译中医典籍，因为没有这个社会需要。金城公主的儿子赤松德赞赞普执政时期，藏医有了更大的发展，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宇妥·云丹贡布，他曾担任赞普的御医。他走遍藏区的山山水水，深入农牧区，广泛搜集民间医术医方，进行系统研究。他精通梵文，据《宇妥·云丹贡布传》记载，他曾先后九次翻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去学习、考察，遍访名师，后来又赴中原到五台山研究中医。他付出的劳动和艰辛，丝毫也不亚于到印度取经的唐僧，唐僧去印度一次，而云丹贡布却去了九次。足见他钻研医学的刻苦和执着。在此基础上，他编著了30多部医学著作，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藏医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居希》即《四部医典》。宇妥·云丹贡布成为医学世家，相传到十一世纪，他的后裔宇妥·莎玛，对《四部医典》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后来历代学者又不断进行补充和阐释。到了桑杰嘉措在药王山创办医学院时，对《四部医典》又作了全面校勘和修订，可以说是集藏族医学之大成。宇妥·云丹贡布的编著的《四部医典》已经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是经桑杰嘉措刊印的《四部医典》。1915年，在十三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指导下，由著名藏医学家钦绕罗布创办了拉萨“门孜康”，意为“医算局”，进一步推动了藏医的发展。按照藏医的观点，医学和历算有着密切联系，学医的，必须懂得历算。直到现在，藏历都是由西藏×藏医院编篡。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西藏×卫生厅厅长次仁卓嘎的主持下，重新印制了《四部医典》和《四部医典彩色系列挂图》，强巴赤烈和措如·次朗等医学家都参加了编篡工作，并先后翻译成汉文、英文和日文，在国内外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藏医藏药事业，从药王山那狭小的范围走出来，走向宽广的天地。走向全藏区，并逐渐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学术界公认：藏医学研究和《格萨尔》学研究，已经成为我国藏学领域最活跃、最有生气、成绩最突出的学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