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割据时期的文学

在藏族原有的悠久而优秀的文化基础上，再加吸收中原汉族和邻邦印度的先进文化，经过一个阶段的消化酝酿，藏族文化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更其繁荣发达，跨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途程。

由于各×纷纷建立寺庙以为根本道场，他们广收僧徒，传习佛法，讲授“五明”。“明”即是“知识”、“学科”之意。“大五明”和“小五明”分别包括：工艺学（工巧明）、医学（医方明）、声律学（声明）、正理学（因明）、佛学（内明）和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实际就是百科知识的总称。因此，寺庙不单是×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传授各类知识的园地；佛×，不单是×，而且也是具有各类知识的学者。从文学角度看，有不少的佛×都是身兼文学作者或作家。

这是本时期及以后的长时期内藏族文学领域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和特点。

这时期，还由于×林立，各派憎徒、学者都竞相宣传本派的主张和佛教教义，阐述观点，开展辩难，扩大视野，活跃思想，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在争鸣中，很多人还利用文学形式进行宣传和辩驳，并著书立说，从而使藏族的作家文学也产生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作家诗和文史著述的兴起，如噶举派米拉日巴的《道歌》，萨迦派贡噶坚赞的《格言》，宁玛派一些僧徒“发现”的“伏藏”，以及噶当派仲敦巴等的《师徒问道语录》等都是。

从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看，可以说这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给作家文学的繁荣创造了一定的新的文化环境，培养了一个文学创作群体，开辟了新的写作阵地，起到了催化作用。

既然这些作家又是佛×，他们毕生接受佛教经院的教育，诵读佛学经典，从事×活动，深受佛教思想熏陶，所以，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佛教人生观。他们在很多著作中都明确宣称自己是为了宣传佛教教义，劝人出家修行以求解脱而写的。不言而喻，佛教思想，特别是佛教的人生观便成为他们创作目的和创作思想的决定因素。那么，这些作品中必然弥漫着浓郁的佛教思想，宣传“人生是苦海”、“人生无常”等消极人生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汤玛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所讲的那样：“就其本质来说，×窃取了人的自然的一切内涵，转赋予一个彼岸的神的幻影，而神又从它丰富的内涵中恩赐若干给人和自然。因此，对这个彼岸的幻影的信仰只要是强烈的生动的，那么，至少经过这条弯路可以取出若干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647页）。由于这些作者们为了使自己的宣传更有说服力，能打动芸芸众生的心而取得他们的敬信，他们便采取就近取材的手法，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寻找痛苦的材料，作为他们的“人生苦海”观点的例证。而在旧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受苦受难最深最重的又莫过于那些广大的劳苦大众和弱小的受欺凌者。因此，这些苦难的社会现实便自然被吸收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并以佛教大慈大悲的观点，给以怜悯和同情等等。这些，便成为作品的积极内容，也正是恩格斯要我们通过佛教的弯路去取出的内涵之一。

这些作品还从坚守佛教清规戒律，反对“贪、嗔、痴”三毒等观点出发，揭发和批判了统治者、剥削者和某些上层喇嘛的贪婪、暴虐、虚伪、欺骗等等行为和本质，从而也成为我们要从中取出合理内涵的东西。

总之，这时期的作家文学，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需要我们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作家诗方面出现了《米拉日巴道歌》和《萨迦格言》两个不同的流派。前者以“多段体”和“自由体”藏族民间诗歌格律，宣传佛教教义，咏唱修行体会，劝人跳出红尘，以求即身成佛；后者用“四句七音节”的诗歌格律，宣传佛教教义，发表为政主张，指导为人处世，劝诫勤奋好学。作者米拉日巴和贡噶坚赞虽然都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大德　都在宣传佛教教义，但是，一个是彻底的出世主义者，一个是积极的干预生活者，表现了截然激的态度。他们的诗歌对吐蕃时期的诗歌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对后代产生极大影响，开创了“然歌体”诗和“格言体”诗的新流派。

传记和历史散文方面，在继承前期注重史实和人物的同时，又受神话和佛经的影响，增添了虚幻、神化色彩，初步显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民间文学方面，一直沿着藏族优秀的传统顺利地发展着。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并且广泛流传，标志着民间文学的全面巨大的飞跃。它是在藏族神话、传说、诗歌、故事等等民间文学发展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反过来，从中又可以看出当时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赞词、谚语等民间文学种类的丰富和繁荣。当然，也反映出那个产生这部伟大英雄史诗的英雄时代和社会内容。

这个时期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米拉日巴的《道歌》和贡噶坚赞的《格言》都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丰富营养；宁玛派×发现的众多“伏藏”作品如《柱下遗教》、《玛尼全集》、《五部遗教》等作品中，也多记录和保存了大量的民间神话和传说。既出现了署名的作家著述，也有伪托古人而隐匿作者的作品。在文风上继承了吐蕃时期的朴素、质实，同时对修辞手法及诗歌格律等又有所突破和发展。

总之，这是一个民间文学长足发展，一作家文学兴起和走向繁荣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