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当代文学的春风春雨

　　大家都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以藏族作家为主力、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作家积极参与的西藏当代作家群的勤奋耕耘；大家都以无比的喜悦，祝贺西藏当代文坛奉献的文学奇花异葩竞相开放。西藏当代文学这朵奇葩之所以能在世界屋脊上开放得鲜艳夺目，在中国文坛上光彩闪烁，是有一定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在此，简要加以阐述。

　　首先，“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在西藏迎来了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改变了百万农奴的社会地位，使那些在旧西藏不能跨进学校门、不敢问津文学创作的农奴子女脱颖而出，掌握了文化和写作技能，成为西藏文坛上的闯将。翻开西藏一千多年的文明史，藏文著作称得上汗牛充栋，但是劳动人民作家却几乎找不到。这是因为在封建农奴制下，劳动人民成年累月为生活而忙碌，根本没有学文化的机会，实际上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成千上万的藏族青少年，不但进了中小学读书，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踏进高等学校的门槛，学习藏文和藏族传统文化，学习汉语文、外国语文和现代科学知识以及先进理论，成为各种专门人才。同时，一部分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才实现了当作家的理想。今天的藏族作家，有人曾是草原上的牧童，有人曾是田野间的庄稼汉，有人甚至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个别作家还曾当过三大领主的农奴。他们在旧社会，做梦也不会想到当作家，然而今天却写出了流传四方流光溢彩的文学作品，被公认是西藏文坛的知名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在当代西藏作家群体中，也有出身贵族的藏族作家，党的文艺政策对于一切有才气有献身精神的文学人才，从来是一视同仁，为他们在文坛上扬鞭飞驰创造了同样施展才华的条件。

　　还必须指出，西藏当代文坛上活跃着一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作家队伍，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成果。在援藏干部中有一些作家，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了西藏的新人新事新变化，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冲动，从而写出了一批又一批颇有价值颇有影响的作品。这些非藏族诗人的诗歌，都是作者怀着对西藏特别爱恋的美好感情，展示了西藏人民和高原风光的新貌；这些非藏族小说家，根据自己在西藏高原与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工作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写出了有一定生活深度、有一定艺术高度的长篇小说，是为西藏文坛献上的厚礼，是保卫和建设新西藏的历史见证；这些非藏族的散文家留下的弥足珍贵的作品，可以说是作者以新闻记者的眼光，以学者的研究态度，通过现实的观察、历史的透视和科学的说明，正确地弘扬了西藏文化，确实值得称颂和肯定。

　　第二，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也是促进西藏当代文学大繁荣的春风春雨。自古以来，西藏人民和西藏学者既有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有使之扎根西藏土壤并很快西藏化的创造本能。例如，吐蕃时期的吞米桑布扎考察了古印度的一些文字，结合藏语特点创制了藏文；之后藏族学者运用藏文翻译其他民族的名著，译出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代表的大量经籍；萨班贡嘎坚赞认识到古印度格言诗有很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创作了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藏族格言诗；藏族剧作家根据寓意深远的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改编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八大藏剧，等等。这些取人之有补己之无的事例，都极大地丰富了藏族古代文化、古典文学，这个优良传统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称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有的全文译出，有的泽毕首卷，有的摘要节译，先后公开出版，还有公认为中外杰出的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理论等著作，也接连不断地推出藏文译本。在积极选译汉文外文名著的同时，有些西藏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英、日、法、德等文，从而冲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走向全国和世界，鼓舞了西藏作家向更高目标攀登。

　　第三，创办文学刊物和有关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关领导部门的有计划有重点的培养，为西藏作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创造了其破土而出展示才华的客观环境，开拓了百花争艳的园地和健康成长的坦途。纵观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有影响的西藏作家，大多数是先在地区或×级文学刊物上崭露头角，然后走向外省和全国而成名的。很显然，地方性文学报刊的创办，确实起了栽培文学幼苗、扶植文学新人的历史作用。众所周知，西藏作家队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与中国当代文坛的名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不给予特别的关怀，这些朝气蓬勃的幼苗，难免有被烈日晒焦、狂风吹折的危险；如果不提供一块园地，他们的作品就像种子无处撤播，根本谈不上开花结果。而历史提出一个要求，新生的西藏必须有熟悉西藏和描绘西藏的作家，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西藏作家才能起步晚、进步快，成为一支文学劲旅。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出版部门，为西藏作家大开绿灯，及时出版西藏作家的诗集、小说、电影戏剧，使作品插上翅膀，飞向五湖四海。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不仅给予高度评价推荐，而且还在各个等级评奖中使之名列金榜，获得应有的荣誉，这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推动了西藏文学更快的发展。

　　第四，西藏当代作家都有高度责任感，都有为发展西藏新文学刻苦攻关、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在国素。

　　每一个西藏作家的成功，除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外，主观努力也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条件。例如，闻名遐迩的扎西达娃，为了体验高原生活，在80代初，与他的两个文学好友，从拉萨出发，沿雅鲁藏布江徒步采访，风餐露宿，不畏辛劳险阻，如同蜜蜂在万花丛中采集花粉，忙忙碌碌，快快乐乐，直到钱尽粮绝，才返回自己的家。可以看出，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他们是何等痴心，何等勇敢！又如学者型作家降边嘉措，为了创作长篇小说《格桑梅朵》，1960年动笔，1980年出版，苦干了整整20年，这种韧性是何等可贵，何等坚毅！还有汉族女作家马丽华，从山东沂蒙山区跑到西藏高原，之所以成为充满开拓精神的新文化人，记录下西藏文化史无前例的、熠熠生辉的一页，引起全国文学界的注目，就是因为她对西藏尤其对藏北大草原一往情深，能够足之所至、眼之所见而形成心之所感、情之所钟，实现了人生最高层次的追求——创造的生活。可以想见，马丽华如果没有三毛跑到撒哈拉大沙漠去含辛茹苦的奋斗精神，一次再次地深入藏北大草原和所谓无人区，是写不出一鸣惊人的《走过西藏》这部名作的！

　　第五，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人民的加倍爱护和主管部门的精心组织，是西藏当代作家得以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及时雨。每一个作家都有切身体会，他们第一次发表处女作，都渗透着编辑的心血。一旦做出某些成绩，总是受到各方面的热情鼓励，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为之创造继续前进的各种条件。例如，举办文学短训班，使初进文学殿堂的青年人学到创作基本知识；选送作家到鲁迅文学院或北京大学作家班进一步深造，提高其创作能力；组织作家到工厂、农村、牧场、部队体验工农兵沸腾的生活；选派作家到外省或外国参观访问，发展与外地和外国作家的友谊；邀请评论家和读者对重点作品进行讨论，总结创作新经验；经常评选优秀作品给予表彰，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这一切，都在加快西藏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