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茶文化概论

（一）

藏族的茶文化，在祖国的茶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它是由茶叶本身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古往今来经久不衰的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以及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所共同构成的。

据民间传说，在茶叶尚未传入藏区以前（大约公元3——4世纪），藏族的先民已开始饮用加汁的水，这种汁是用一种树木的皮所熬制的。输入茶叶的最早时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但在具体时间上，则又众说纷坛。第一种看法是主《西藏政教史鉴》“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之说，认为茶叶自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开始传入；第二种看法认为始于吐蕃强盛时期（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李肇著《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时与吐蕃赞普著名的对话说明，茶叶当时传入吐蕃的品种已不少。

除此而外，这里将藏文文献中有关茶叶来源的一些记载例引如下：

“芒松芒赞的儿子都松芒波杰龙南木神变之王，生于阴水鸡年，二十九岁去世。他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茶叶、器乐，并有七名武艺高强的人出世。”

“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芒波杰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道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自己的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美丽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看见了小鸟，开初并没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小鸟又飞来了，还和前一天一样啼叫。国王对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把小鸟衔来的树枝放到卧榻之上。国王发现这是一种以前从没有见过的树枝，于是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无比，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说：‘诸位大臣及平民请听，我在这次病中，对其它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对我尽忠尽力的大臣们，请你们去寻找这样的树长在何地，对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赏。’吐蕃的臣民们遵命在吐蕃的各个地方寻找，俱未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为忠心、一切只为国王着想之人，沿着吐蕃边境寻找，看见汉地的一片密林笼罩紫烟，就前往该处。他心想，那边密林之中，必定有这样的树木。密林的这一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却隔着河望见那种树就长在对岸林中。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意识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他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大臣到达密林之中，只见许多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驮载。乃试验之，果然如愿。于是收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王宫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收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此大臣重加赏赐。国王疗养病休，亦大获效益。”

笔者认为，仅就西藏而言，上述记载可能不无道理，但如果就全国藏区而言，茶叶最早传入的地区，当为今四川藏区，也不排除云南藏区的可能性。最早传入的时间则应为汉代。其理由如下：

（1）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样地，各国茶种、茶叶栽培技术及茶道皆源于我国。在国内，又以四川为早。据贾大泉、陈一石先生考证，“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巴族人民至迟在周代已把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珍贵作物，并且是向周王朝缴纳的贡物之一。”汉代，四川产茶地区逐渐增多，“司马相如《凡将篇》就记载西汉前期蜀郡有茶。杨雄《方言》则说：‘蜀西南人谓茶为蔎(she)’，说明蜀地出产茶叶。《华阳国志》则更明确记载汉时广汉郡的什邡‘山出好茶’；键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滇黔边区的平夷郡‘出山茶、蜜’。此外，名山县的蒙顶山亦是盛产茶叶的地方”。四川的茶叶市场此时已经形成。“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僵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偅奴的任务之一是‘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县，从资中到武阳买茶，那里必定是一个著名的茶市。”四川甘孜、阿坝、木里藏区，其时为西南夷地，紧邻上述茶叶生产地和茶叶市场，这就给其提供了一个输入茶叶的良好外部环境。

（2）汉初，蜀郡北、西、南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等史籍中都有记述。邻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駹（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部分产茶地区如雅安、名山、天全、荣经等地在汉时均为徒、笮之地，再西还有白狼、槃木、唐菆(z6u)等百余部。而川西北产茶地及茶市彭山、什邡等又与冉、駹相邻。汉武帝时开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设置郡县。大量记载充分证明，今四川藏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汉代就己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些地方的首领向汉朝“奉贡”、各郡县与汉王朝的频繁往来，都为茶叶向上述地区的输入提供了政治保证。

（3）汉武帝建元年间，唐蒙开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马相如趁势请开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称之为耗牛道，后来又被称之为茶马古道。牦牛道通后，汉族同西南夷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繁盛。“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b6）、偅、髦（耗牛），以此巴蜀殷富。”交通是促进当时民间经济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通过交换，不仅可获得笮马、耗牛等土特产品，从当时茶叶生产的状况分析，把茶叶作为产品交换的可能性也极大的。

（4）汉代居住在今阿坝州境内的冉、駹等部少数民族，由于那里“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尔于冬季便到蜀中“庸赁自食”。他们在蜀中，必然会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在其中。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云南也是种植茶叶较早的地区。据《普洱府志》记载， 云南少数民族在汉代已经开始栽培茶树。可见滇西北地区饮茶的历史也是较早的。

从汉代历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区正处于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发展阶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史籍中可以窥见与内地的联系屡见不鲜，而与吐蕃的关系则不甚明显，所以当时茶叶的传播和使用是局部的，范围并不广泛。到了唐代，吐蕃势强，随着藏族与内地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茶叶分别从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向西纵深辐射，直至覆盖全藏区。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与祖国内地的渊源关系的另一基本线索，就是茶叶名称和饮茶之法。

在汉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叶以后茶业兴盛，才易“荼”为茶。随着产茶地区的增多，各地对茶的称呼也逐渐增多，除茶以外，还有槚、茗、荈（chuаn）、蔎、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名。《尔雅》中说：“槚，古茶”；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名一曰茶，二曰槚”。藏族从古到今，均称茶若“甲”，不少学者认为，此系汉语“槚”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藏区的茶均从内地输入，引物并名的事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甲”是藏族对茶的统称，对于内地不同产地、不同特点的茶叶又各有称谓。《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重要的十六种茶，各称分别是：札那普达、乌苏南达、郭乌马底、阿米巴罗、哈拉扎、阿古达玛、哈鲁巴达、朱古巴拉、萨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达鲁、拔拉米达、呼嚕呼嚕、扎那扎都。其中，“生长在农田中的茶树，被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气味如甲明树气味，适速煎，饮之去痴愚”；“被称为居那达鲁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树枝叶缠绕一起，虽然没有香味和光华，但一经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红花，又如犊牛奶提取的酥油，饮之能调养身体无病，使人容光焕发”等。上述茶的名称多数是依茶的不同药物功能，并根据《四部医典》中的相关名称来命名的，也有以引进该茶者之名来称呼的，目前还难以指出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称来。《汉藏史集》成书于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们至少可以说，藏族此时已经对汉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说在藏区至少贵族中已经接触并饮用过上述茶叶。

汉地在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方法均为煎制。温庭筠在《采茶录》中对茶的煎制作了细致的记述：“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此谓煎茶三沸。陆羽在《茶经》中还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说当茶煮到一沸时，还要加盐调味。藏族饮茶，惯于煎制并放盐，通常称之为“熬茶”。这显然是沿袭了汉地古老的饮茶方法。据《神农本草》记载，古人对茶的认识最初是从其药用功能开始的，认为茶性苦寒，可以清热解毒，治疗疾病。随着人们长期饮茶，不断体验总结，逐步认识到茶能清热解毒，生津提神。前引《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都松芒波杰因得茶而病愈的记述，证实了藏族对茶的上述认识。藏区地处世界屋脊，“雪雨风雹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气息”。海拔高、气候恶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再则，藏族饮食多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显主要。正如《滴露漫录》所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特殊依赖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长期沿袭的重要因素在于：（1）古代藏族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加之本地又不产茶，全凭内地供应，交通不便，道路艰难，茶的确来之不易，故尔爱茶惜茶。放一次茶叶，要反复熬许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渐尽时，还常加一些自制的碱与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后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扔掉，物尽其用，喂养牲畜。（2）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茶叶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3）饮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无浓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为中心的内地与藏区间的贸易旷日持久，历经千余年及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从未间断。它在汉藏关系史以及我国民族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我国茶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自开元十八年以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马市，虽然茶马贸易在当时并未形成一种专门制度，但为宋代以后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是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它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我国西部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的需求迫切；其二，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夏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王朝为加紧战备，对战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时“宋王朝的实力还未控制到产马地区，契丹、西夏政权又与宋朝对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地将战马输入宋朝……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市马招马，保征战马来源，但自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鳞、府、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使宋朝的战马来源大为减少。元昊建国后，“西夏战马亦很少流入宋朝，战马来源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其三，因宋王朝财政十分困难，经费拮据，而马价十分昂贵，其中由吐蕃部自费运至京师的券马，价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其价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沿边州郡买马场购买的省马，其价“以婚钱计之，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在嘉祐之际，宋朝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虽以茶易马并不占主要，但绢价又贱，大约需三十匹绢才能换回一匹马，这就刺激以茶易马的兴盛。其四，当时东南地区和四川省盛产茶叶，年总计产茶在五千万斤左右，给茶叶的外销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川茶叶在当时的茶马贸易中为大宗，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将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贱买贵卖，获利甚优。“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卖出三十贯或四十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博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当时在陕西诸州所设之市，绝大部分以四川茶叶作易。“在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茶]二万驮。”

四川的茶马贸易在宋代渐为兴盛。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和雅州。这些地区实行的羁縻买马制，有别于其他地区易马性质，是出于对沿边少数民族实现以羁縻为政治目的的易马制度。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朝廷，奏陈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马之法。大更茶马之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弊病，实行商买商卖，建立茶引制度；（2）精减茶马管理机构及冗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3）增设易马市场。其增设市场主要在四川。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的根据地大草原骊騜（huang）成群，战马云集，已不必依赖藏区输入战马，故对汉藏茶马贸易管理松弛。“元初由政府统购茶叶，销于藏羌地区。由于加价过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几乎酿成骚乱，成都路总管张廷瑞乃变更茶法，政府停止经营，由商人按引纳二缗，自行购运，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明太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茶、马，国之要政。都御史杨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此外，由于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的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世祖还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西藏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千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千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1）藏区商贸集市口岸不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3）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4）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保护茶商的专利。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

1893年（光绪十九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西藏侵略的加剧，《中英印藏条约》的签定，英印在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侵销西藏，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西藏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英印茶叶在西藏充斥的状况，遭到了西藏僧俗各界的抵制和反对。在《中英印藏条约》签定之前，西藏僧俗人民就已经洞察到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各寺庙及僧俗人士在呈给驻藏大臣衙门的公禀中称：“该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虫蚁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言……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交涉买卖之事，实难放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陈述藏事道：“荼系内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税，交藏地税，兼之藏众欲饮此茶，若令英人贩卖，必贫易售，且于税收一项，诸多窒碍，应请一律禁止。”

1873年（光绪三十二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帮办大臣。他态度鲜明，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抵制印茶入藏。（1）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并试图以重税印茶来保障川茶之利权。（2）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3）主张减少川茶课税，改善运输条件和经营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高川茶的竞争能力。（4）拟设“官运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区的运销业务。　　赵尔丰在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为抵制印茶入藏，振兴荼业，力挽利权，亦采取了如下措施：“（1）派遣巡检郭士材赴西藏、印度调查茶务。 （2）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3）严禁假茶，以为着政……（4）组织边茶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内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但因清王朝覆灭，赵氏抵制印茶诸举搁浅。民国初，云南商人在拉萨十分活跃，滇茶在西藏与印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西藏，川茶在西藏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西藏，压制了印茶在西藏的影响。“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间佛海县销藏茶量……在一万担以上。每担合六十三点四公斤，即年运销西藏紧茶六十三万四千多公斤。其中比较著名的‘云南恒盛公商号’为贩运滇茶入藏，于猛海设立茶厂，在拉萨设分号，并与西藏‘热振昌’合作开设了康定至拉萨的茶叶运销业务，年运茶入藏达一万包。”

民国时期，印茶继续在西藏倾销，英印轻工产品亦随之入藏，对川藏边茶贸易影响较大，加之康区多事，政局混乱，康藏交通不时受阻，尽管汉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边茶贸易始终不振，呈衰退趋势。“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

清、民国的边茶贸易，历史地看，应归结为边茶贸易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较之茶马贸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纵观从公元8世纪初至解放前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内地与西藏的贸易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脱离不了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约。故而历史上的贸易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复合体。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的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内地与西藏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千多年来，藏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间，通过民间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汉藏关系发展不断紧密的总趋势，与内地与西藏间的贸易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内地与西藏贸易的实质和主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代中央政权过于强调茶叶对藏区的羁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基于政治目的而强化行政调节的经济关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处于附庸地位”。

内地与西藏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经济上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1）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从事畜牧业的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也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都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2）带动了高原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门设茶马司。1387年 （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悉蠲其徭役，专今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为互市市场。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在滇西北藏区，嘉靖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区以及西藏昌都地区的盐井一带后，滇西北藏区的房东制贸易得到发展。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入清以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西藏、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 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西藏、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按地区分类有陕帮、云南帮、川帮等，川帮中又分川北帮、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千万斤以上。民国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在今甘孜州藏区，除打箭炉外，还有泸定、理塘、巴塘、道字、炉霍等县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发展。在川西北地区，集市首数松潘，“在明代松潘已是烟火万家，俯视即见城镇；到了清代县城扩大，偏街小巷约四十道，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揍。松潘所辖地域辽阔，包有今之南坪、黑水、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县。辛亥革命后商业发展迅速，成了甘、青、川三省边境藏汉商人与内地物资交流中心，藏汉贸易最大的交易市场”。明嘉靖年间，四川茶引年例为五万道，其中派往松潘的茶引为二千引。隆庆年间，川茶引额调整后，松潘一直维持在四千引左右。清嘉庆年间，行销于松潘等地引额达到一万八千余张，清末为三万六千张。民国时期，随着漳腊金矿的发现和开采，松潘的贸易又得到发展。

“随着滇藏关系的密切，清代西藏地区历次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中，滇军均派兵进驻西藏，事件平息后，滇军常驻昌都……滇军的驻防进一步开拓了滇藏交通，促进了商人的往来。滇西北的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变成了滇藏贸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在滇西北迪庆藏区，“至清末民初，因中甸‘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县城东外本寨，有大商号五十余家；归化寺前的小街上有‘大堆店三十余所’，两地每年货财出入最少在七百万元以上”。

从明代到民国的数百年间，藏区兴起的贸易集市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增多。这些集市，均是由汉、藏、回、纳西等民族携手共同创造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参与经营的民族不断增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旅店、饮食、金银器制品和皮革等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川、滇、藏茶马古道的拓展。

民族间经济的交往，交通既是条件，又是保证。唐宋时期，汉藏茶马互市市场主要是在西北一带，故唐蕃古道为主要贸易孔道。“内地差旅主要取道西宁越当拉岭沿乌苏大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沿此道。”通往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条为松茂大道，又称西山道、西路，从灌县溯岷江而上，经汉川、茂汉、松潘、南坪，然后辐射甘肃、青海部分藏区。该道前身为湔氐道，秦汉时已通，“唐宋时期，这条西山道是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 其时，西山道上松、茂、文、永康军等为茶马市场。“宋元时代，曾着力于西山古道的修整。”明洪武年间，为确保川西北道路畅通，曾经对其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整。“明洪武十一年（1294年），四川都司遣人从灌县修西山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曹震派茂州卫指挥同知余胜组织修治松驿铺桥道，‘作驿舍邮亭，架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据现在可考，明代松茂驿站共有十个驿站。”自明代茶马贸易中心南移，并实行引岸制度以来，“西山道便是边茶运销的重要道路。到了清代，以灌县为中心制造的边茶行销松、理、茂一带，称为‘西路边引’。”除西山道外，另外两条茶道，一条即历史上的“灌汶通金川道”，又称小路，“从灌县经卧龙翻越巴射小山、牛头山到懋功(今小金)，被称为小路”；另一条“从威州经理番(今理县)越鹧鸪山到刚金寺再进入牧区，也是一条较大的支线”。从川西通往康、藏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经名山、雅安、荣经、汶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西藏的江达、昌都至拉萨。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泸定桥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取此道。“滇藏贸易的主要交通线，历来以滇藏和滇康为主要干线。滇藏线，一是经普洱、景东、丽江、昌都至拉萨。另一条是从澜沧、双江、临沧、丽江、昌都到拉萨。此外，滇康线是由昆明、元谋、会理转运至康定。”

汉区运往藏区集市口岸的茶叶，基本靠人力背运，俗称“脚夫”，均系汉地贫苦农民，有的农闲时才从事茶叶背运，有的是祖祖辈辈操此业，长期在茶马古道上辗转，十分艰辛。西路边茶分大茶和小茶，均呈方扁形，故又称“桌茶”；大茶一包重一百二十斤，小茶一包重六十斤。南路边茶，每包十六斤或十八斤，呈条形。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西藏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三)

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或谓“西番茶”、“乌茶”、“马茶”等，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在元代，松、潘、黎、雅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叫‘西番茶’，以别于腹地所饮的各种川茶。” 明代，“腹茶与边茶不仅销售范围、对象有区别，而且在采摘季节、制法和包装均不相同。腹茶又称‘细茶’、‘芽茶’，它来自清明前后的嫩芽绿叶，经过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经泡。边茶又称‘剪刀茶’、‘刀子茶’，系在秋季采摘。茶农用小刀连枝带叶.制成粗茶，此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故颇适藏区市场需要。”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则与腹茶类似，以绿叶制成，价格较腹茶低，而用量又比川边茶少，且耐熬煮，亦为藏族人民所喜爱。“由于边茶需要长途运输，加以民族地区‘番人不辨权衡’，在计量上容易发生争执。将茶叶蒸压成块，既有利于统一重量，又便于运输。” “清代以来，各路边茶的制作形状、包装、品种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路边茶主要产于四川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其品种主要有以下七种：（1）芽茶：雅安产，每包十六斤，每包值二十元左右，品质最佳，行销拉萨，非贵族、大喇嘛不购也。(2)砖茶：雅安、荥经均产，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砖形，值十元左右。品质较次，行销康藏各地。(3)金尖：各县均产，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质较次，价格亦较低，行销康藏各地。（4）金玉：各县均产，每包十八斤，价二元左右，粗细掺合，行销关外各县。(5)小路茶：天全产，纯以粗叶制成，价值均次于金玉，牛厂牧民多饮此。（6）红茶：荥经产，粗叶制成。价值较小路为高，亦销牛厂。(7)散茶：各县均产，价无一定标准，零整均售，行销各地。

西路边茶产于灌县、什邡、北川、大邑、绵竹、安县等地，以灌县为制作中心。包装与南路边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称“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

云南的边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其品种主要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销本省藏区和西藏外，今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场。

销往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边茶，除部分系四川西路边茶外，多系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藏族人民由于饮食结构特殊，所处自然环境也特殊，故饮茶习俗十分浓厚，风格独特，丰富多彩。茶在藏族的饮食文化和其它习俗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管是集镇、农村、牧区或是寺庙，人们早炊的首要任务便是熬茶。藏区泛称早餐为“喝早茶”，早茶的食品多为糌粑。牧区除糌耙外，还有干奶渣，都是与茶相配的干食品。糌粑或用手捏成团吃，边吃边喝茶；或是在碗内先放糌粑，然后倒上茶，直至舔尽喝足，这种吃法叫舔“卡的”；若吃干奶渣，则先在碗里放上一些干奶渣后，再倒入茶泡奶渣，食尽奶渣。早茶中，茶为主，食为辅，故管早餐称“喝早茶”。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茶。无论是吃饭还是平时饮茶，无论是主人或是客人，都有个习惯，可谓不成文的规矩： 饮茶时，不能一次饮尽，喝一点，掺一点，再喝再掺，如果不想喝了，方能一饮而尽，不然被视为不懂规矩，不礼貌。凡外出，除了带干粮外，茶叶、盐巴和熬茶的饮具必须齐备。

藏区饮茶的花样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清茶：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类。在锅内倒入适量的冷水后，即放入茶叶，待开锅时，用铜瓢在锅中舀起茶水，高高扬入锅中，反复几次后，掺入少许冷水，继续熬煮，再沸，再扬，再加冷水，一般三次左右，待茶色转浓，茶香溢出即可。然后用藤制的圆锥形漏斗将茶叶滤尽，再加盐即成。也有在熬制过程中先加盐的。已熬过的茶叶需盛放好，下次熬茶时还可继续使用，一般要使用三次左右，茶色方尽。　　清茶的另一种熬制方法是熬制茶卤。就是在锅中或壶中放入过量三至四倍的茶叶，加长熬制时间，有的为了追尽茶色，加入土制的灰碱或白碱，将茶汁浓缩为卤汁，存放起来，需要时，只需在开水中放入适量卤汁即可。这种方法节省燃料又省事，比较方便。清茶色鲜、可口、清醇，是农牧区家庭常饮的方便茶。

(2)酥油茶：是享有盛名、风格突出、营养丰富的饮茶。其原料有清茶、酥油和盐。制作时，先将酥油和盐放入专门制作酥油茶的“浆桶”内，掺入小半“浆桶”热清茶，用木制带柄的活塞(藏语称“甲洛”)上下反复用力提按，并发出阵阵铿锵有力的“咕都、咕都” 声，一般大约提按五六十下，酥油、盐、茶搅合均匀，成为粉乳色液体。之后再加清茶，直到“浆桶”装满，再放慢速度，提按“甲洛”若干次，酥油茶便制作完毕。现代，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家，酥油茶的原料又有所增加，如加核桃仁、加奶粉，或是芝麻酱等，如此酥油茶既浓、又香，更为诱人。

(3)奶茶：夏秋季节，在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奶茶最为流行。奶茶制作一般为两种。一种是事先将茶叶捣成细沫，放入锅中与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后，放入适量鲜奶和盐，用藏式茶瓢搅匀后即成，喝时连茶带沫一道饮。另一种是把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壶盛装，再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摇动茶罐或茶壶，待奶、茶、盐均匀后，即可饮用。

(4)面茶：这种茶在农区比较普遍。先在锅中放入少许面粉，进行干炒，炒熟后，边掺清茶边用锅铲搅拌，并放上盐，待搅拌均匀、浓度适宜后即可饮用。

(5)油茶：主要在农区流行。将牛油(或肥牛肉)、猪油(肥猪肉)用刀切成小丁，然后放入锅中炸炒，待油熟后，放入少许面粉或糌粑，再掺入清茶并加盐，边掺茶边用锅铲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即成。

(6)甜茶：甜茶在西藏拉萨一带比较流行。其茶叶系较为高级的红茶，加奶和糖熬制。本为西方饮料，传入西藏时间不长，最早在上层贵族中饮用。现已在民众中盛行，并已进入市场，拉萨城内有专门的甜茶馆接待顾客。

藏族无论喝哪种茶，都喜欢热饮，特别是带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内总常备灰火，并将茶罐或茶壶置于灰火上，以保持茶温，随时饮用方便。

藏族对茶具是十分讲究的，特别是茶碗、酥油茶桶和茶罐。

关于碗的种类和来历，《汉藏史集》中有专门的记叙，提及茶碗的制作最早在西藏，但是制作工匠和技术来自内地。书中记载：“藏王(指都松芒布支)说：‘此种树叶乃上等饮料，饮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成的瓢勺，需要找一种以前没有的器具。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来’。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汉皇帝说：‘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为利益吐蕃，我已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各种乐师……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回，并向藏王奏闻出使经过。藏王说：‘如此我们还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材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说：‘原料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也可以。’藏王说：‘如此，这三种原料都可供给。’工匠问：‘碗的种类很多，不知要造什么样的?’藏王说：‘我想要造的碗，应该是以前汉地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碗上的图案，第一应是鸟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应绘鹿在草山上。比这三种再差一些的碗，由工匠自己随意决定。’于是工匠按原料的优劣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按照藏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策、额策、朵策。”据以上资料分析，当时吐蕃请来的汉族工匠极少，故制造出来的碗，只能供吐蕃王室及贵族使用。

其时，民间的制陶技术已经较为普遍，民间广泛使用的应是陶碗。此外就是用木头制作的木碗。藏区多森林，制作木碗的原料充足，工艺也简单。木碗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无盖木碗，这种碗的碗口向外翻，呈喇叭口形。第二种为扣合木碗，是由两个大小相同，形同钵状，一碗口有内切圈，一碗口有外切圈，二者可以扣合的木碗构成。多为外出时使用，打开后一碗可盛物，一碗可饮茶，携带方便。第三种是将无盖木碗内壁和碗座用银皮镶嵌，既珍贵又精美，有的还配以银质宝盖，或作珍藏，或敬神用，或有最尊敬的客人来时以待客用。木碗至今还在民间广泛使用。

当今藏族最喜爱的磁碗是内地制作的绘有龙图案的白磁龙碗和绘有八吉祥图案的白磁八宝碗。关于藏族喜爱绘有上述图案的碗的历史，《汉藏史集》中也有一些零星记载，可见由来已久。

酥油茶桶是藏族用来打酥油茶的专门用具，是由一个口小腹深的圆柱形小桶和一个带柄的木活塞构成。因使用原材料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木质的，制作时先将质地较松软的小圆木对剖，并将中部挖空，然后对合，对合时配制木制桶底，用柳、藤等类木条作箍，约四至五道。另一种是用竹作原料的竹桶，一般竹质桶的直径和高度都比木质桶小，小巧易携带。精制酥油茶桶，其箍均用铜制，甚至外表全用铜、银包裹。

盛装各类茶的茶罐最古朴的是产于本地的陶制茶罐，造形别致高雅，形似内地古代鼓腰高颈酒壶，罐表雕有简单线条图案，或是嵌碎磁片。解放后内地工厂仿藏族陶罐式样，生产搪瓷、铝合金茶罐销往藏区，极受欢迎。

藏族十分重视礼节，茶叶在民间礼仪中，常有与哈达相配的用场和作用。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哈达和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跤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在家中，人若有不适，便将茶叶或糌粑放入火中，以烟熏之，认为可以驱邪；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茶叶与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形影不离，自然会反映到作为文化的一个视角的文艺作品中去，在藏族的民间故事、民歌、谚语，以及作家的诗中得到体现。

在藏族民间故事中，与茶有关的代表性作品，一个是《藏王赤都松和茶》，另一个则是妇孺皆知的《盐和茶的故事》。盐和茶的故事描述了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文登巴和麦美措之间爱情的悲惨遭遇。他们死后，灵魂相商，“咱们到内地和羌塘，变成盐和茶相会吧。”后来文登巴到羌塘变成了盐湖里的盐，而麦美措却到内地变成了茶树上的茶叶。尽管他们二人灵魂相距很远，但最终相会到人们的茶碗里。每当人们饮茶时，就会想起这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

在藏族民间歌谣中，有大量涉及茶的歌，在此略举几首，以见端倪：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茶叶最先出在南方/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山的铜锅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买来的茶/汉白大洋换来的茶/驮夫道桑翁姆驮来的茶/渡过了大江小河的茶/翻过了高山峻岭的茶/用黄金白银换来的茶/种在家乡土地上的茶/将茶放在锅力熬/好像空中黑鹫飞/茶在锅中开三遍/好像大海波涛翻/金黄酥油放其中/好像黄鸭湖中游/白盐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将茶倒入茶桶里/恰如喇嘛带黄帽/头道茶香敬贵客/二道茶香敬朋友/最后共饮如意茶。　　多么清新、朴实的歌。读了这首歌，关于茶叶的来历、茶的熬制、饮茶待客习俗等等就一目了然了。

还有描绘茶具的民歌，如：　　酥油茶桶铜丝边边/阵阵香茶浓郁扑鼻/茶灌闪光荷花彩绘/碗破奶茶奶香醉人。

藏族民间谚语中，有关以茶喻物的佳句府拾即是。例如：　　慢慢熬茶味道好，慢慢说话意思明。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　　茶越熬越酽，书越读越精。　　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

近人贺觉非，民国时期曾任理塘县长，他对康藏史地有所研究，也写了关于康藏民族风情的一些旧体诗，其中有关于茶的诗句。如《南路边茶之消长》中这样写道：　　绿叶丛中笑语哗/山头园户一家家/提笼相顾遥相知/四月清和好采茶//　　道路络绎负茶过/西出炉关今若何/七碗卢同风雨夜/此行惟见浆桶多//诗中，上阕写川西农户茶园小景，下阕描述了藏区有关茶的所见所闻。

最后，有必要叙及藏区茶叶的种植问题。在历史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印茶还未侵销藏区以前，历代统治者不仅严禁茶叶走私藏区，而且“素禁茶种入藏”，是为有效地发挥边茶的羁縻功能。故藏区无种茶历史。前已叙及，清光绪年间，张荫棠在藏期间，因印茶侵销西藏，严重冲击了边茶市场，力主抵制印茶，在其一系列抵制措施中，在藏区试种茶叶为其一举。他在《电陈×当议》中提出：“宜破除故见，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着手在拉萨地区试种各类树木，且育苗植茶；并“派员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宜种茶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以工布、巴塘毗连野人一带和熙之地试种”。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川督赵巽令金川地区屯兵就地种植茶树，“先求多栽多活， 次求采制得法”。后因政局鼎革，亦再无人间津。　　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藏区种茶变为现实。“(1956年)当时驻守在察隅县的部队，用云南的大叶种和小叶种茶籽在下察隅区日马乡播种，最后竟成活2000多株，这2000多株茶树不仅生长发育良好，而且所结茶籽还繁育了后代。1964年有关部门用这些所采的茶叶制成了红茶、绿茶等7个花色， 经中国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评茶专家审定，认为‘嫩度良好，外形紧结肥壮，香气纯正，滋味浓’，符合优质红绿茶品质标准，从而开创了西藏本土生产茶叶的新纪元……从1971年开始，西藏×农牧厅、西藏军区生产部队先后从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等省，调进茶籽10多万公斤，分别在海拔1570——3700米的20多个县试种，虽有一些地区因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在察隅、米林、林芝、墨脱、波密等县逐步形成了一片世界屋脊新茶区”。西藏新茶区的出现，结束了藏区不能种茶，藏族饮茶而不种茶的历史，为藏族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