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文化:赣文化古老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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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文化的源头并非混茫难觅,它出自中华上古文化的南支--三苗文化。
依据《战国策》、《史记》等古书的记载分析,三 苗是上古时代赣江、鄱 阳湖区域(以下简称赣鄱区域)的先民。他们曾经凭借山川之险、水路之便,聚集四方百族,奋然崛起于鄱阳、洞庭两湖之间,创建了一个负陆面诲、势力广被、声威远播的南方酋邦王国。当代考古学证实:在长江三峡以东广袤的湖川山泽,存在一支风格殊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就是“三苗遗存”①。
三苗古都所在是一个谜,古人的说法不一。有的似乎说它在“紫桑、彭洋之间”②。有的明确地说,三苗为了负险自固,曾经“三徙其都”,最初的都城在筠州(今赣省高安),以后依次迁往鄂境的兴国军、武昌③。尽管如此,但是都和江西有缘。1989年,在新干县大洋洲商墓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从中发掘出一批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和铜犁等),就其品种数量之繁富而言,可与中原殷商王陵相埒匹敌,也为南方考古所罕见。殷商疆界不过长江。据此推测,该墓主人是三千多年以前南方的最高统治者,赣鄱区域是他控扼南方的政治中心。大洋洲“王陵”位于赣江之滨,富有鲜明的土著文化特色,且和传说的三苗古都邻近,两者之间当有土生土长的历史承传关系。因此有理由说,赣鄱区域是孕育哺养三苗文化的桑梓沃土,是中华上古文化南支最主要的发祥地,也曾经是三苗王国政治都会的所在地。
据《尚书》、《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书记载,三苗先后与黄帝、尧、舜、禹竞雄于世。蚩尤是威震天下的南方民族英雄,和三苗的关系异常密切,很可能就是早期三苗酋长。④据说他曾经统帅“苗民”,在涿鹿之野和黄帝大战数十回合,血流百里。结果蚩尤虽然被黄帝擒杀,但是“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⑤。当三苗再次重整旗鼓、北上争雄时,被尧遏阻在豫境丹水之浦。舜继尧位以后,曾经在和谈舞会上和三苗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不久烽烟复燃,而舜神密地死在南征三苗途中。自从出了亡国之臣成驹以后,三苗为政不善、内部分裂、国运陵迟。旋又发生空前严重的大地震,“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大禹乘这个千载难逢之机,一举攻灭三苗王国。⑥
由于受“正统史观”偏见的制约,古代文人往往将三苗视为“叛逆”加以否定,并且将三苗文化业绩予以贬斥抹杀。事实上,三苗文化和华夏、东夷等地区文化形成过鼎足之势,并且为冶炼中华古代文化的“合金”作出了伟大大贡献。它作为南方湖川山海文化的代表,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在不少领域显示出先进性,因而取得不少比黄土高原文化更为辉煌的成就。
三苗是南方稻文化的首创者。“江水肥仁而宜稻”⑦。当代考古学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水稻栽培最主要的发源地。赣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是距今七千多年以前的文化遗存。从中发现了可供掘土、点播用的石器农具,它展示了狩猎采集时代向农田耕作时代转变的历史曙光。在修水山背遗址、樟树樊城堆遗址等处,发现了石镢、石铲和稻谷遗存,它表明远在五千多年以前,水稻耕作生活已在赣鄱区域普及开来。在甲骨文里,“苗”字就它的古义而言,专指在水田萌发和生长的禾苗;又恰是“三苗”之象;“三”是约数,泛指以水稻耕作为特征的南方部族,从这个意义看,我们似乎可以把“三苗”称作“百苗”。因此,三苗之称“苗”,以及三苗酋长自称“有苗氏”,都和他们最早发明水稻种植有关。
与黄土高原的麦文化比较,三苗稻文化蕴藏着强大的连锁反应能量。如果说麦面食品制作种类的多样化,抑制了黄土高原初民拓展其它食物源的欲求,那么,稻米食品花样的单一性,反倒刺激着南方初民努力广开食物源,以图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加速发展禽畜驯养业、蔬菜种植业、鱼虾捕捞业……农副业生产的兴盛,相应地促进了农副产品加工和手工业(如制陶、刳舟、纺织、建筑、冶铜、兵器制作)的长足发展。《禹贡》、《山海经》所述三苗地域物产之丰富,便是一个例证。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剩余产品的增多,又相应地促进了社会分化的加速、商品交换的频繁和城市的兴起。现已淹入鄱阳湖的都昌城头山一带,就曾经是经济和文化繁荣的著名古城。生产活动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以及社会交往的广大,加上奇险多姿的湖川山泽,为三苗陶冶出重自然、多巧慧、敢拼搏、能进取和善造化的特性。凭借众多优势,三苗在宗教、哲学、天文历法、工艺技术等领域,无不崭露头角、大有建树,并且在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大潮中跃居领先地位。
三苗是中华青铜文化的开山祖。当代考古学认定:赣鄱区域是上古南方印纹陶文化遗存的核心地。烧制陶器改变了自然物体的化学性质,是原始矿冶的萌芽,也是冶铜技术的启蒙先生。江西铜矿储量位居全国、乃至亚洲之冠。三苗掌握着发达的制陶技术,又占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完全有条件率先发明冶钢技术。在古书记载中,南方是公认的冶铜人才密集区,他们又大都和三苗有密切的关系。蚩尤是无可争议的冶铜以及铜兵器的发明者。神话把他描绘成“铜头啖石”的怪物,这不过是对他以炉吞食矿石而冶铜以及披戴金属盔甲的隐喻。“苗民”之父驩兜,据说是鼓风机的发明者,而它是冶铜不可忽缺的工具,也是未来蒸汽机的原始胚芽。从古书记载看,中华铜资源的开发和青铜冶铸的源头,存在于以赣鄱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曾有论者推测,舜和禹对三苗的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争夺铜锡资源之战,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也许就在赣北地区。”⑧这是颇有见地之论。1988年,在赣北瑞昌发掘出的商代铜矿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铜矿遗存,其采矿技术和选矿方法以及机械装置之先进,已令举世所骇异。另据考古发现,和大洋洲邻近的吴城遗址,是三千多年以前的大型青铜冶铸基地。而大洋洲“王陵”大批青铜器重见天日,就更加有力地证明江西是国内历史悠久、无与伦比的“青铜王国”。它并非一日之功所能告成,必须有一个雄厚的累积过程。据此而论,三苗应是这个“青铜王国”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
铜矿开采和冶铸,曾经是社会科技工艺先进水平的综合反映。青铜文化的昌盛发达,也曾经是一个时代文化中心的显著标志。既然如此,“青铜王国”在江西的发现,就使黄土高原是中华文化中心、而江南是蛮荒之地的传统观点,第一次真正遇到严峻的挑战,三苗文化比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注:
①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
②罗泌《路史·国名记》引周景式《庐山记》。
③《朱子集》卷七十一引詹元善语。
④三苗并不完全等同于今日苗族,但是如同它是汉族的祖源之一那样,也和苗族存在这种历史关系。正因为如此,黔南布依族称苗族为“尤”(蚩尤)。透视这个语言化石,可见蚩尤是个属于三苗集团的英雄。
⑤《大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龙鱼河图》。
⑥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登》第65页。
⑦《淮南子》卷四“坠形训”。
⑧龙庆等《江西早商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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