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文化内涵

“临川文化，华夏奇葩”。这是199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弘扬中国临川文化暨兴建汤显祖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题词。在这次会上，冯征代表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指出：“临川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所谓“临川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是指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抚州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它生成于秦汉，兴盛于两宋，延绵于明清，影响于当今。它是炎黄文化壮丽宝库中的一块熠熠生辉的瑰宝，是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枝鲜艳夺目的奇葩。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抚州，古为临川郡。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置临汝县，即后来的临川县。公元23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隋文帝开元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实现全国统一，废郡扩州，平陈总管扬武通奉命安抚临川郡一带，将临川郡改为抚州。纵观历史，古临川治属相当于现在抚州市的绝大部分，并襄括了庐陵、豫章、瓯闽部分。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为古代通往闽粤沿海地区的要冲。这里，地气殊异，山川炳灵，林奇谷秀，水绕川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江山形胜而人稠勤富，交通便利而商贾常行。荆楚、吴越文化交汇于此，中原、闽粤文化滋润其中。秀美的风光，发达的农业，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灿烂的“临川文化”。魏晋以来，特别是两宋以后，临川古郡，抚河两岸，名人辈出，文事昌盛，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誉称。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临川文化”赞美的千古绝唱。临川文化，博大精深，蕴涵深邃，影响久远。

1、才子辈出，俊彩星驰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鸿儒100多人。《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占三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文化之邦，才子之乡，常是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学士来临川（抚州）任职和宦游。东晋王羲之、南朝谢灵运、唐朝颜真卿、南宋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世说新语》和《诗品》的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均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了辉煌。

近、现代史上，抚州的政界要员、科技名流、文坛巨匠、音乐明星、留学博士同样各领风骚。黄禄祥、饶毓泰、周建屏、赵醒侬、傅烈、游国恩、肖涤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国、盛中华等，都是抚州人氏。他们超群拔萃，卓有成就，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才乡代有才子出”，“临川神童今朝多”。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仅抚州一中、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在国外留学20人。出现了象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大学生之家”（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出国，姐妹留学，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两个硕士。这类现象在抚州是屡见不鲜的。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临川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纷至沓来地对“临川才子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和探讨。

2、思想深邃，变革图新

作为抚州区域历史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是“临川文化”的精髓。优秀的才子群体，必然产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以李觏、王安石、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罗汝芳等哲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和发展，为中国文化进入强化期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觏，是我国一位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著名哲学家。他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大胆地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变革。特别是他目睹朝政混乱，决心站在革新者一边，撰写了《富国强兵三十策》、《庆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学、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后人誉为“医国之书”。南宋理学家陆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禅佛思想于一炉，建立了一个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他所强烈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观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临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元代杰出的哲学家吴澄，“和会朱陆”，即以陆学为主而参与朱学，强调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独成一家，创立了“草庐学派”。明代思想家罗汝芳曾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蜚声全国。他否认“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持见新奇，另辟蹊径，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中期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将唯心主义理学向唯物主义理学方向转化的大突破。

特别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熙宁变法”达到他所处时代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峰。面对自两汉以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守旧、迂腐的思想学说和“二程理学”的沉闷统治，王安石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为他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概括了北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成就，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以“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万物皆变和运动变化的根据在于事物内部有“藕”、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天才地猜测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元气”是物质和空间的统一，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他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机械力的作用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王安石的宇宙论比起欧洲的宇宙论，包括古代原子论者的宇宙生成论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说，都要前进得多，合理得多。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馈的政治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这些思想出发，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变革，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改革事业。面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他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3、文事昌盛，戏艺繁荣

诗书丰繁，“文献之邦”是“临川文化”的一大特色。据资料载，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论著，抚州籍人氏著述就有近800卷之多。至今横卧抚州市东门的“文昌桥”，就是“临川文学”昌盛的象征。传说是“文昌桥上赏文章”、“文昌桥上赛文章”、“文昌桥上卖文章”、“文昌桥上晒文章”、“欲览诗书文昌桥”、“无才莫进抚州门”。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宋词与唐诗、元曲争奇斗妍。宋初的词坛，主要是江西人氏占据。据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两宋时期全国有词人867人，江西占153人，其中抚州籍词人42人，成为江西词人的主体。特别是北宋词人晏殊，辞笔清丽，气度闲雅，“音情缠绵而不偎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树一代词风。后人称他为“导宋词之先路者”、“北宋倚声家初祖”。晏殊的儿子晏几道，擅长小令，后人称他“把我国令词推向顶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唐和北宋时期两次“古文运动”，实质上是散文革新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八大家中，抚州占二家，这就是王安石、曾巩。时人称曾巩文章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特别是王安石在宋代新古文运动中，不仅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力主“以适用为本”，立意超拔，瘦硬奇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对了西昆派唯美主义颓风，实为北宋文学革新运动之主将，唐宋八大家之中坚。梁启超说：“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已占最高的位置矣”。翻开现代《中国文学史》扉页，五位主编，其中游国恩、肖涤非二人又是临川才子。

抚州是江南地方戏曲出现最早和最兴盛地之一。南方戏曲，以“永嘉杂剧”为始祖，最早传入南丰。清康熙初年，宜黄产生的“二黄腔”已在浙江流行，后传播到安徽、湖北，再经艺人加以创造，遍及全国。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谭纶又将海盐腔带回家乡宜黄，宜黄戏子竟有千人之众。抚州采茶戏，是抚州地方戏的一支劲旅，很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得到戏剧界的青睐。

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我国“傩舞之乡”。江西10个“傩”县，抚州占6县，其中又以南丰傩为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延今三千余年”，至今袭而不衰，蜚声中外。抚州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位戏剧巨人汤显祖。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标志着我国明代传奇戏剧发展的新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抚州独特的戏曲文化。早在20世纪中叶，他的剧作已不断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近几年，上海昆剧团赴法国演出《牡丹亭》，反映依然十分强烈。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齐名。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指出他们是“东西曲坛的伟人”。中国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外国人称莎士比亚为“西方的汤显祖”。

书法艺术是“临川文化”辉煌的一页。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于晋成帝咸康元年至六年在临川任内史，三十余岁，临池学书，为他的书法成就奠定了基础。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六十三岁在临川任刺史，写《麻姑山仙坛记》，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临川籍人氏曾行、赵崇番、陈景元、虞集、李瑞青等都是书法艺术大家。东乡的舒同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创建了别具一格的“舒体”，被誉为“红军第一书法家”。

4、禅佛鼎盛，光照异国他乡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隋唐最盛，以后开始有了佛教宗派，禅宗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禅客众多，禅学兴隆，后又分成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三个流派。其中又以曹洞宗影响最大，声誉最高，在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曹洞宗的宗风是由“二宜两山”禅师共同创立的。他们一是抚州宜黄曹山寺本寂禅师；一是宜丰洞山普利寺良价禅师。本寂在宜黄曹山修持了大约30年，是我国禅宗史上“五家七宗”的创始人之一。曹洞宗创立之后，南宋嘉庆16年，日本国承阳大师来中国留学，跟从曹洞宗第13代受禅法，学成回国，便在日本福进县建立了永平寺。700多年来，曹洞宗的宗风法轮常转，承阳大师成了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第子达一千万之众，还专门成立了曹洞宗研究所。“临川文化”东渡，光照异域他乡，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临川文化”与日本国的文化交流和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友谊的纽带。南城的麻姑山，是江南名山，唐时皇帝为之立庙，于是道士争相讲道，麻姑山成为江南一带道教胜地。此外，金山寺、疏山寺、天主教堂、龙凤岩、正觉寺等，都是抚州宗教文化比较集中的名山胜寺。

5、科学、技术昌明，经济、文化交融

抚州不仅是才子之乡，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科学技术在“临川文化”的大系统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冶炼技术和印刷技术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宋代地理学家乐史，著有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堪称古代地理学巨臂，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要籍。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耗10年之功，绘成《舆地图》两卷，在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盱江医学”在江西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家多达200余人，医学著作100余种，是我国古代医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元代医学家危亦林，著有《世医效方》，其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骨折复位的悬吊复位法，创世界最早纪录，各国沿袭至今。当代中国物理学家有“四大名旦”，抚州的饶毓泰就是其中一“旦”。古代的抚州府陶瓷制作和烧炼也非常发达。著名的《景德镇陶录》一书曾高度称赞抚州的制陶艺术，南丰白舍，金溪小陂，临川白浒三窑所产生的陶瓷，可以和景德镇陶瓷媲美，因而被载入《中国陶瓷史》。与“临川文化”昌盛相联系的，是金溪的木刻印刷和石板印刷，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技艺精湛，与“临川才子”相得益彰，世称“临川才子金溪书”。此外，乐安的毛边纸，临川的毛笔，在清朝均为贡品。

古治临川，是农桑富庶之地，江南鱼米之乡。几千年来，勤劳、好学、聪慧的抚州人民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南丰蜜桔是著名的贡桔，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它的栽培技术和历史可追溯到唐开元以前。作为经济交往和贡品，突破了纯资源物质形态，创造了独特的蜜桔文化。广昌白莲始种于唐高宗仪风年间，南宋绍定元年就有“莲乡”之美称。抚州到处呈现荷花争艳，子莲飘香的莲乡风光。它遍布国内，延伸国外，与祖国的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重要贡献。明清时，宜黄、乐安等地是江南重要的夏布产地，其中尤以宜黄为最。宜黄夏布有纤维细长，色泽光洁，透风凉爽，质韧耐用等特点。这里长年舟车不断，商旅繁忙，成为江南夏布的集散地。宜黄夏布在国内各大城市和高丽（朝鲜）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构成别具特色的抚州（临川）服饰文化。

6、革命诗章，悲怆壮烈

人杰地灵的抚州，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人民为“临川文化”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南丰、宜黄、广昌、乐安、资溪、黎川等县也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临川、东乡、金溪、崇仁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拉锯”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多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WZ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新生政权。一九三O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进行的五次反围剿中，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几十次激烈战斗。东、黄陂战役，洵口战役、团村战役、金溪战役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等都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全区保留了一批象黎川湖坊的“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革命旧址，红军“第一号布告”和大量红军标语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烩炙人口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就是毛泽东在广昌行军路上的佳作。“……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的律诗，就是陈毅将军“闻黄陂大捷，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的“喜赋”。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了李井泉、舒同等一批临川英雄豪杰，诞生了赵醒侬、傅烈、周建屏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临川文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章。象舒同为悼念东乡李克昌烈士所作的“舍生以存义、杀身定成仁；可怜羊城（‘羊城’是抚州城别名）地，鲜血醒万民。”象抚州邹渊烈士的“狱中遗诗三首”--“寄母：忠孝从来两难行，移孝作忠母训明。望母莫为儿悲哭，儿能成仁母亦荣。”“寄弟：头颅一掷事本轻，遗恨未能拳慈亲。最后一句叮咛语，菽水承欢弟继承。”“寄妻：昔年鸿案曾相亲，卿卿我我见真情，我今笑赴刑场去，孝亲抚孤在汝身。”这些悲壮的诗句至今读来不禁令人暗然泪下，更有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正是这些革命历史文化，使“临川文化”内在精神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综上所述，自宋而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开发，在抚州确实出现过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昌盛期，涌现过全国第一流的政治家、诗人、词人、古文家、哲学家、戏剧家、地理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所达到的巨大成就和对华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的天才创造对民族文化所投射的深远影响，是永载史册、永不暗淡的“临川之笔”的光照。

光辉灿烂的抚州文化，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就是在当今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抚州史研究会”，对抚州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和探索。美国博士韩明士，1985年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宋朝江西抚州的精英》。日本是国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研究队伍蔚为壮观，论文著述十分繁丰。东一夫，东村哈兵卫、高桥作卫、佐伯富、周藤吉之等，都是著名的王荆公研究家。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致力于汤显祖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俄亥俄洲大学历史系主任葛德卫教授，致力于吴澄和“草庐学派”研究。1986年，美国一批专家学者前往崇仁考察吴澄的故里。1982年，以松田文雄为团长的日本佛教考察团，专程前往宜黄曹山，对曹洞宗遗址进行考察。国外专家、学者前往抚州瞻仰、考察汤显祖及其赣东民间艺术、南丰傩舞、民情、民俗者，不计其数。“临川文化”对世界文化也投下了久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