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客家女红军

（一）

198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长征歌手”李坚真写了多首关于长征的山歌，其中一首：

长征胜利五十年

五十年前情意浓，

万里长征记心中。

中华大地出新秀，

万树千花别样红。

是的，在“出新秀”、“别样红”的今朝，怎能忘却昨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根据地丰富的斗争生活，孕育了一批妇女歌手。尤其是来自江西、广东、福建的客家妇女，更喜欢唱山歌。艰苦的长征历程，她们总是—路笑声一路歌，以山歌当精神食粮。她们自编了山歌几百首。其中最有名的山歌手是李坚真、李桂英、王泉媛、吴富莲、刘彩香、邓六金。

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她们瞻望迢迢的征程，用兴国山歌调唱道：

哎呀嘞——

分田分地阶级明，

革伞处处为人民。

牢记国仇和家恨，

战略转移去长征。

路途是艰辛的，长夜茫茫，脚洁赅辏サ鞫@АP芯桨胍怪螅冉欧⒊粒燮に乒嗲Γ咦抛咦啪湍艽蚝羿唷U馐焙颍且逵酶枭辞溉牍撬璧钠@В鸾籼燮さ念妗?BR> 　　　　　　哎呀嘞——

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

古陂新冈打胜仗。

翻越广西老山界，山陡路窄，人困马乏。快到山顶的时候红军指战员疲乏得举步维艰，她们也疲劳得支撑不住了，但看到队伍蔫头搭脑，还是强打精神自动站出来宣传鼓动，在山巅自编词句唱开了……担架上的伤病员也抬起了头轻轻地跟着哼，有些调皮的战士还风趣地喊：“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大姐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首噢！”就这样，长长的进军队伍把山顶踩在了脚底下，把“拦路虎”远远的抛在身后。

山歌是中央苏区最流行的群众歌曲。她们在长征路上，尽展艺才，歌唱和各种简洁的演出接二连三，可谓—路歌声—路舞，欢声笑语满征途。她们的歌声，有效地帮助指战员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到了遵义，她们多么喜悦，山歌唱得也格外开心：

三月里打回贵州省，

二次占领遵义城。

打坍王家烈八个团，

消灭蒋吴两师兵。

山峰如铁，江涛激荡。在马灯的映照下，江水闪着银灰色的光点，伴着低沉雄浑的涛声，载着红军战士的渡船，向对岸划去。浪花飞溅，打湿了衣襟，凉润了脸颊。刚摆脱敌人的追击，前面又传来剧烈的枪声。山歌手们应和着涛声，低沉地唱着：

金沙江水急又深，

手牵手来心连心。

阶级姐妹团结紧，

不怕敌人百万兵。

歌声直抒胸臆，歌词从斗争经历中奔涌而出，悲壮苍凉，真挚动人。

山歌不是诗歌。写在纸上，显得很土，文字也不优美。但是，山歌表达感情的能力却很强，尤其是感情被触动的当事人，冲口唱出的山歌，一辈子也忘不了。

1935年5月，红军抢占泸定桥。李坚真看见休养连的人员、马匹、药箱全部安全通过泸定桥后，兴奋不已，引吭高歌：

哎呀嘞——

红军抢渡泸定桥，

炮火连天铁索摇。

脚踏铁索心不跳，

女兵争把药箱挑。

1935年6月，红军来到夹金山下。休养连依靠全体人员团结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安全地度过了鸟迹罕见的大雪山，一个也没有牺牲。面对琼玉一般的冰山，李坚真亮开了嗓子：

夹金山上雪似银，

脚踏冰雪奔前程。

革命豪情比火热，

熔冰化雪步不停。

过草地时，遭遇敌骑袭击。没有对付骑兵经验的红军战士，开始有点恐慌。朱总司令告诉他们不要怕，用排枪射击。夜晚人马看不清，但挥舞的马刀闪出一圈圈白色弧光，这就是目标，朝着白光射击，百发百中。

红军战士编了一首打骑兵的山歌：

敌人骑兵不可怕，

目标又大又好打。

排子枪放一声杀，

我们瞄准它、消灭它、打垮它！

不太爱唱歌的危秀英，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山歌。

行军休息时，没有什么娱乐，几个女兵坐在一起，就比赛唱歌。夫子走累了，抬不动担架要掉队，她们唱山歌鼓动。她们常常边走边唱。登山时，她们抢先攀上山顶，看见山腰的干部休养连的同志爬不动了，就朝她们唱起来：“哎呀嘞，同志哥，拿出劲来翻山头……”唱呀唱的，唱得他们加快了脚步，很快登上了山顶。环境不允许唱时，她们就哼山歌、念山歌。

女红军载歌载舞给疲劳的指战员们带来许多欢乐。

在干部休养连还出了一个“冷门”，农民出身的王泉媛居然是个演戏的角色。她怀着阶级仇恨登台演出，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她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群众欢迎。到了甘肃，她又扮演马步芳，上得台来，先唱一支自己信口编的歌：马步芳在江北，阻拦抗日真可恶，压迫军民呀该灭亡；红军队伍为穷人，北上抗日打先锋，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依呀吆咳……吸引住观众，她便进入角色，饰演马步芳如何欺压人民，燃起当地群众的怒火。

康克清跟她住在一起，对她的演出很赞赏，鼓励她每到一处演奸军阀、恶霸如何剥削、压迫人民，揭露了敌人，群众就会拥护我们。演戏还有如此大的意义，王泉嫒演得更上劲了。

山歌也好，小戏也好，连词带调，都是土法上马，粗朴得很，没有什么“票房价值”。可是当时产生的力量，却如同号角，如同战鼓，历史泯灭不了这些土腔土调的功绩。

（二）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走上了漫漫的万里长征之路。为了适应艰难环境，妇女干部行前进行体检。一百多人检查被刷掉一大半，只有二十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几位在中央机关和军队工作的大姐，只有三十个女同志被批准参加长征。她们的名字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李坚真、刘英、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阿金)、钱希均、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李桂英、吴富莲、王泉媛、刘彩香、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阚士英(甘棠)、陈慧清、谢飞(阿香)、曾玉、廖似光、肖月华、钟月林、谢小梅、杨厚珍、危拱之、李建华等，这其中客家就有12人之多。康克清是万安人，不论她是否客家，作为称职的贤内助，辅佐朱总司令大业，为客家增光，至少可算“半个客家”丝毫并不为过。那就有“12今半”，占了总数的五分之二强，真乃伟哉！(另外还有红二方面军的李贞。)

被涮的有的有病，有的怀孕，有的小脚，有的体重差几斤。这些人当中，不乏十八、九岁的姑娘，年纪轻轻却已颇有一番光荣经历和令人钦佩的头衔，她们大多担任苏区各省、县妇女部长或妇委书记，是妇女运动的中坚，曾在中央党校或苏维埃大学学习深造，有的还是领导干部的妻子，中央或军队首长的夫人，—个人是“通天人物”，遇有不平，她们就会无所顾忌地附和着嚷嚷起来……

合格的喜气洋洋，高兴得合不拢嘴。不合格的眼泪汪汪，哭呀，闹呀，但是感动不了医生这个“上帝”的铁石心肠。条件是不能宽容的，她们被无情地从长征队伍中“涮”下来了。

体检中身体最棒的钟月林，高高兴兴地参加军事训练，学点“立正” “稍息”的基本军事常识，准备随军转移。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她忽然拉起痢来。真倒霉，她吓坏了!她倒不是怕病，虽然一个晚上起来十多次，她还挺得住，她怕的是好不容易取得的“当兵”资格会因此而被取消。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想到的唯一办法是严格保密。她们十多个女同志住一排大通铺，为了不惊动别人，有了“情况”她悄悄地起来，轻轻地走出屋，上完厕所又轻轻地爬上床躺下，肚子痛时强忍着不吭一声。但因为她进出太频繁，还是惊动了睡在身旁的一位大姐。大姐爱护性地把她“告发”了。

中央工作团的团长董必武找到她，关切地问她：“小钟，你跟队伍转移，受得了吗?每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路上还可能没有饭吃，你再考虑一下吧!”

钟月林坚决地回答：“不怕，人家能过得了，我就过得了，都是人嘛!”

董老只好点破：“你拉着痢呢，怎么走路呀?你还是留下吧?”

钟月林连忙摇头：“董老，不行，不行，我能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死也要死在路上。您放心，我决不拖累组织。”

话说得那么真挚动人，董老理解这位十八岁姑娘的心，不忍心再劝止。他回去后托人捎来一小包药。也许是从未吃过药的缘故，吃了几片药，她的痢疾立即止住了，傍晚就跟着队伍走上了征途。

钟月林，中等身材，瓜子脸型，长得清秀端庄，性格文静沉默，一生都朴朴实实，谦逊贤慧。这位长征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战士，参加革命前连名字都没有。她1915年出生于江西于都县赤竹乡火草坑村，八岁离开父母，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从此，小小年纪便挑起了生活的担子。直到参加妇代会，才取了个名字叫钟玉林。

“好，就它，有个名让人家叫就行。”

从此，这位童养媳以“钟玉林”的名字出现在革命队伍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叫着顺口，她把“玉林”改为“月林”。这一改使她的名字带上秀丽静谧的意味，更与她的性格贴切了。

1931年、8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冯文彬来钟月林所在的乡巡视工作，了解共青团的情况，并要抽调一批共青团骨干到赣南省新区去做开辟工作。她是被选拔的优秀团员之一，她告别了家乡，担任了区妇委书记。1933年夏，她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1933年冬，组织上又派她到瑞金苏维埃大学文化班读书，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这位革命给了她名字，给了她文化，给了她地位的女战士，自然离不开革命队伍。她以轻盈的步伐，圣洁的心绪，走在漫长的长征队伍里，向着遥远的目标前进。

（三）

那是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在信丰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时候。一天下午，董必武向连指导员李坚真，女红军战士危秀英、邓六金等女战士布置任务。她们围坐在一个小山头上。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掩蔽物的山头，既没有大树密林，也没有高山深壑。满山的杂草正在枯黄、败零。金风吹来，一片“沙沙沙”的呻 吟声。部队正在通过封锁线，远处传来零零星星的枪声，天上还偶尔掠过一架飞机，留下片尖厉的呼啸声。刚到白区，人家难免有些 紧张和恐惧。

董老神态安然地坐在那里，这无疑给她们起了镇定作用。他见她们都坐下来了，便开门见山地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收容掉队人员。”董必武看了大家一眼，加重语气说：“这个责任重大呢!”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要照顾好伤病员，就要有担架，有担架就要找民工抬，找民工就得做思想工作……”

董必武不愧为是搞法制的，讲话也是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正当他侃侃而谈之际，突然，祸从天降——敌人从飞机上扔下一颗炸弹掉在他们围坐的圈子里。

好在这是一颗臭弹——没有爆炸!要不然……

“菩萨保佑!”危秀英抽出那只埋着的脚来，看着还在摇头晃脑的大炸弹，吐了吐舌头，诙谐地说。

李坚真翻身起来，看了看炸弹上的外文字母说：“这是洋家伙，它不信菩萨，信上帝。”

董必武用毛巾揩着脸上的泥巴，呵呵一笑说：“都不是，这多亏了马克思在天之灵啊!”并即兴赋诗两句：

炸弹落地不开花，

全凭马翁在保驾。

“唔，还差两句，以后再续上吧!”董必武笑着说。

这时，他见大家都擦干净了身上的泥巴，又幽默地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我们还不能死。”

董必武盯着还在微微晃动的炸弹，向危秀英交待着：“等会儿你告诉附近的老乡，不要到这里来看热闹，叫小孩不要到这里来放牛，以免发生意外!”他见危秀英认真地点了点头，才放下心来。

他环顾了一下女战士们，见大家惊魂已定了，又接着开会。大家一边清理身上的泥土，一边认真地听着。

交待完任务，他们才匆忙离开了这颗未爆炸的炸弹，离开了这个山头，又去冲越封锁线了。

（四）

邓六金，高高的个子，匀称的目字脸，五官端庄清秀，是一位美丽而有风度的女战士。她嗓门大，爱说笑，性子急，力气大，为人热情大方，办事干脆利落，痛痛快快，具有“大炮”性格，菩萨心肠。她是福建上杭旧县新坊乡人，1911年生。兄妹六个，她排行第六，故取名六金。她父亲挑担卖杂货为主，生活穷苦，孩子多，没法养活，是“金”也舍掉了，邓六金生下十多天就送给石远乡一户人家当养女。养父是跛子，不能下地干活，以剃头(理发)为营生。养母种田，家无子女。六金六岁就跟养父学剃头，背着理发箱，走村串户，给父亲打下手，给人洗头。她农闲随父出外剃头，农忙在家种田。她家收下的粮食，大部分送进了地主的粮仓，剩下一点稻米吃不了多久。邓六金是吃红薯长大的，吃伤了胃，到现在也怕吃它。她穷得连草鞋都没有穿，一年到头打赤脚，大脚板上磨出的茧子有一寸多厚，逃荒逃匪，上山砍柴，连草鞋都不用穿，踏荆棘踩刺棵如履平地。正是长着厚茧的脚底长征时却帮了她的大忙。

在四川、贵州交界的一座无名山上，邓六金病倒了。病得真不是时候!危秀英望着这连绵不断的山峦，令人生畏的陡坡，崎岖险要的山路，真有些发愁。

这位来自福建上杭山区的农村姑娘，身体本来是挺棒的，这天大概是吃野菜不小心中毒了，腹部剧痛，满头冒汗，浑身无力，腿软没劲。掉队就要送命，怎么办呢?

只要能爬，也要爬向黎明。危秀英扶她起来，搀着她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行进着。邓六金实在走不动了，含着感激的热泪，对比她个头矮，拼命搀着她向前的危秀英说：

“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她咬了咬牙，“要死就死我一个吧!”

“不!我们都不能死! 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危秀英想起了董必武的话，“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危秀英架着邓六金慢慢地向前走去，越走越慢，越走越艰难。

她们用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走完了这段常人不要五分钟就可走完的路，终于到了宿营地。

在漫漫的长征路上，被女战士们照顾着跟上了队伍，被女战士搀扶着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男女战士，谁知道有多少啊!

危秀英是瑞金叶坪人，1910年9月生。因家庭贫苦，6岁那年父母把她卖给兴国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当父亲把这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告诉危秀英时，她幼小的心灵想到的是反抗。第二天一早，她捡了一堆石头放在门背后，等两个来背她走的人一到门口，她就躲在门后用石头打，打完了石头，又攥了把镰刀在手里。陌生人夺过她手里的镰刀，强行把她背在背上就跑。性子刚烈的危秀英咬那人的耳朵，用脚在背上乱踹。背她的陌生人没有办法对付她，只得换成她的堂兄背着她送到兴国去。

危秀英在婆家受尽了折磨。九岁正是童心顽皮的年龄，但是她却担负起劈柴、砍柴、挑水、做饭等大人的活。挨打受骂自是家常便饭，稍有违拗还要罚“饿饭”。不公正的待遇种下了叛逆的种子。

1930年10月的一天，当红军来到危秀英所在的村子时，她从家里偷跑了出来，毅然参加了红军。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2—1933年，担任兴国县政府妇女主任。1933—1934年，她在江西省委妇女部当干事。她个子很矮，人们亲切地叫她“矮子”。她脸孔瘦削，身体单薄，看起来—阵风就能刮倒。但她在征途的风风雨雨中，却坚强地挺立着，“矮子”干出了崇高的事业。

在长征路上，危秀英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个女红军。过草地时，掉进了烂泥潭，烂泥浸到了脖子，身子还在一个劲地往下陷，眼看就要灭顶。林伯渠发现了她，赶紧叫警卫员把她拉了起来，使她免于葬身草潭。

有一次，她这矮个子背着一个发烧走不动的高个子病号，身上还挂满行李，危秀英行走困难，一步一歇。背上的病人于心不忍，感激而又坚决地说：“同志，谢谢你!你太吃力了，放下我，你走吧，我不能拖累你!”

背不动了，实在背不动了，可是，后面隐隐传来枪声，敌人已经追上来了，这时候放下背上的同志，无异是往虎口里送啊!

“不!只要我活着，就不能丢下你!”

危秀英拼尽全身气力，背着这个病号爬过了两座山。她回头一看，敌人已经赶到他们刚爬过的第一座山头，眨眼功大就能追上来，好在他们头上有伪装，敌人没有发现，危秀英以树丛做掩护，背着病号迅速飞跑，—直将他送回自己的队伍。

危秀英没有打听这位同志的名字，也早把这件事忘了。过了20多年，1957年，她从广东到北京开会，那位同志也从四川来京，恰巧在李富春家里碰到了。那位同志先认出了她，向李富春、蔡畅打听她是谁?当他得知她的名字后，满怀感激之情地说：“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他就是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

1961年，正值国家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危秀英在广州汇报工作后，正赶往机场准备返回海南岛的工作单位。突然，—辆小汽车急驰而来，来人告诉危大姐，从化宾馆有位客人请她去。危秀英来到从化宾馆的—个房间，有个亲切的声音在招呼她：“秀英，我想你，就请你来谈谈。”啊!原来是邓颖超同志。危秀英赶忙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邓大姐的双手，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1980年，胡耀邦同志到江西视察工作，在做完报告以后，从会场上走出来。危秀英正坐在会场最后面的角落里，她望着神采奕奕、精神抖擞的总书记，眼眶盈满幸福的泪水。

“秀英，秀英……”胡耀邦同志高声喊着，朝危秀英这里走来。

“他是叫我吗?”危秀英心里一闪，“不是的，我就是在瑞金和长征路上见过他几次，他怎么会认得我?肯定不是叫我!”因此，她既没吭声，也没动步。

这时，胡耀邦同志走到她跟前了，向她伸出了双手，大声叫她：“危秀英同志!”这次，危秀英听得真切了，连忙伸出双手，激动地说：“胡总书记，你还认得我?”

胡耀邦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上下摇动着，用他那湖南式的普通话朗声答道：“认得的!认得的!”说着，他回过头来，向在场的同志介绍说：“这是危秀英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哩!”

“现在老罗。”危秀英颇有感触地喟叹。但她很快觉得这话说得不得体了。因为刚才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还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两句话：“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来勉励包括她在内的一切老同志。

肖月华个子高，长得漂亮，性情沉默，为人善良，乐于助人。她是广东大埔县百侯区人，1913年8月生。她家贫，从小被送给杨家当童养媳。在婆家很受罪，她就偷跑到海陆丰，想找个工做。她在海陆丰做工谋生期间，正值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震动周围各县。肖月华受彭湃的影响，1925年回到百侯家乡从事妇女工作。

1934年10月，她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担任工作组成员，同其他女红军一样，打土豪、请民夫、筹粮筹款，受了很多罪，吃了不少苦，为了长征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到达陕北后，她在党中央局做收发工作，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时，肖月华分配有一匹小骡子，她很少骑，用来驮自己和伤病员的行李。胡耀邦中途受伤就曾骑她的骡子，而她自己下来步行。

爱护同志，舍已助人，是她一贯的风格。“月华直爽，大方，你要什么她给什么，自己没吃讨来也要让给同志们吃。”李坚真用最朴素而真诚的语言形容她的这一高尚品格。长征出发时，她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毛衣，送给了留下坚持游击战争的陈丕显。长征时，李坚真的衣服丢失，连衬裤都没有穿，她又把自己的衣服送给李坚真。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不避嫌疑，甘冒风险，把几位受迫害的领导同志藏在自己家中，生活上给予周到照顾。

刘彩香，个子很矮，力气很大。长征路上，她常抬担架，为病号挑东西，老大姐赞誉她为革命的“女挑夫”。

刘彩香，后改名刘彩霞，江西赣县田村人，1915年10出生。她来到人世才8个月，父母就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婆家生活苦，她从小就得放牛、砍柴、挑担。她个子矮小，大概就是过重的扁担压的。她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为共产党员。长征前，她是粤赣省委妇女部长。通知她参加长征的时间较晚，她下午到达瑞金总卫生部报到，来不及检查身体，晚上就随军出发了。

她出发时，在总卫生部第四休养连，这个连负责一百多副担架。刘彩霞和一个医生负责几副担架，担架员过于疲劳，抬不动时，她就要亲自抬一段。她抬过肖向荣、杨梅生(两人1955年皆被授予中将军衔)等人，—抬就是三、四里路。这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好在她从小挑担，肩头和腿劲都练出来了，才没有累垮。

李坚真，原名李见珍。名字很好听，但她从小没有见过珍珠，却见过八串铜钱——父母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身价钱。

1906年12月的一个寒冷的天气里，李坚真诞生在—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她是广东丰顺县小胜村人氏，后来卖到丰顺县白溪村蕉头窝。

李坚真刚问世8个月，有一天，母亲王好背着她到井边挑水，碰到一个放木排的过路人。这个陌生人见王好肩挑一担水桶，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便打趣地说：“真好命啊!担水还兼背小孩。”王好没好气地说：“不走运的妹子，有什么用?养大了还不是人家的。”放排人好奇地打住脚步，象相面人一样仔细端详李坚真的小脸，又抚摸她的小手掌，笑着说：“这小娃有福相，肯给我家吗?”王好爽快地答应：“你要我就送给你。”

就这样八串铜钱就把她卖了——一个月一串，一个可怜的生命就这样低廉地送给了人家。

但这个生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她长大了，参加了革命。李坚真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丰顺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担任闽东县委书记。1930年至1934年10月，她先后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福建省政府执行委员，汀东、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妇女部长等重要职务。

从瑞金出发时，李坚真分配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代号“红章”，担任民运科科长。民运科下边有一个工作队，有一百来人，担任找挑夫和向导，打土豪、筹粮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任务。

在生命最容易丧失的地方，救人一命，往往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在女红军中冒着生命危险去援救别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

一次夜行军，部队在一座山谷的狭窄小道上疾速前进。夜漆黑，星月无光。路边有一个深坑，稍不留心摔下去，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上不来的。为了大家的安全，李坚真伫立在坑沿，不断地向路过的战士打招呼：“同志们注意，这里有坑!”“大家小心，这里有个大坑!”

听了她的招呼，大家小心翼翼地沿着山壁行走，避开了深坑。干部休养连全部安全通过了，她松了一口气，正要转身上路，坑沿土块崩塌，她自己却身不由主掉进了深坑。

坑很深，她摔得眼冒金星，浑身酸痛。她喘息了一会，挣扎着往上爬，可是坑陡土松，手无处攀援，脚无处踏登，她越爬越往下掉，挣扎半天徒费气力。她绝望了，坐在坑底，被无边的黑暗包裹，无声无息。她喊了几声，坑里的回音嗡嗡咙咙的，上面毫无反响，她感到孤独恐惧，心想：“这回真要见马克思了，部队都过去了，没人知道我在坑里。”

李坚真镇定下来，继续大声呼救。幸好卓雄率领的收容队路过，听见她的呼叫，立即停下步来，他们解下绑脚带系在一起，把李坚真拖了上来，把她从绝望中拖回到希望的世界。

在特殊的环境下，救人有时也会犯错误，受处分。有的同志情愿冒着受处分的风险，向濒于灭顶的生命伸出援手。

第二次占领遵义前，部队攻占了土城，准备渡江进军四川，遇到军阀刘湘一个教导旅的阻击，部队只好撤退，改变战术攻打娄山关。三军团的一个团长姚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不知在哪次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包扎好后准备随部队撤走。但这时候队伍已撤离，一时找不到担架抬他，组织上便准备好一些烟土和钱，准备将昏迷不醒的姚吉寄放老百姓家里。为了大局和整体，只能如此。但是，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不忍心看着一个同志陷入绝境，下决心违背纪律将他抬走。可是怎么抬呢?这时只剩下一个民夫、一个马夫和姚吉的警卫员，轮流抬至少得四个人，高大个、热心肠的女红军李坚真，毫不犹豫地握紧了担架杠，她让连长去带部队，她和马夫、民夫和警卫员轮流抬姚吉。抬了几十里路之后姚吉苏醒了，一条生命抢救过来了。又过了几天了，姚吉的腿伤好多了，便让他骑着马跟连队前进。这事被领导发现了，批评侯政和李坚真没有服从组织决定。他俩挨了批评也舒服，挽救了一个阶级兄弟的生命，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

建国后，姚吉担任过武汉军区副司令。1969年冬，侯政被“四人帮”扫地出门，回到武汉老家，去看望姚吉。姚吉抱着这位救命恩人，哽咽着对他的家属和孩子说：“要是没有他们，我的命早丢在长征路上了。”

全国胜利后，在解放军某高级医院住院的钟赤兵(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拄着拐杖，在走道上遇见当年的干部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兴奋地喊道：“李大姐，李大姐。”李坚真指着自己宽阔的肩膀说道：“老钟，还记得吗?长征时我的肩膀让你当路走了。”当时她的肩膀都磨红肿了。遇到下雨天，滚爬得像泥猴。

“记得，记得!”钟赤兵握紧李坚真的手，眼眶里涌出了泪珠，“没有你们的肩膀，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这话出自肺腑。在第二次攻打娄山关时被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是被干部休养连的干部战士用肩膀抬到陕北的。

在行军中，李坚真与廖似光是老搭档，廖似光怕蛇，不敢走前面；李坚真怕狗，就拿根棍子走在前面，把蛇趟走。廖似光在后面把狗赶开。

廖似光，原名廖娇。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共青团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时，透过国民党统治区的深重黑暗，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所以取“曙光”的谐音，改名为“似光”。她以无比的乐观和坚定的信念，和千百万共产党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终于迎来了她向往和追求的曙光。

廖似光，1911年4月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秋长乡周田村。她虽名叫廖娇，却没有娇养她的家庭环境。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艰难，母亲只得忍痛将她卖给本乡的叶家当童养媳。廖似光十六岁的时候，正赶上惠阳一带传染病流行，不少人死于时疫。叶家三个男孩死了两个，她那个“丈夫”也死掉了，她自己也传染上了疾

病。村里人封建迷信思想严重，指责她“八字硬”，是个“克星”，招来了灾难，“克”死了人。沉重的舆论压力，使她抬不起头来，幼弱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投奔革命。

1934年10月，廖似光参加长征。出发的时候，她已经有四、五个月的身孕。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身体，把她编进干部休养连。她精神抖擞地跟着队伍前进，夜行日宿，爬山涉水，不怕苦，不怕累。经常是急行军，一天走一百多里，她也从来不掉队，有时候跑得捂着肚子喘气。沿途还要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寻找民夫，白天黑夜都处于疲劳状态。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她哪顾得了休息，每到一个地方都抢先去找房子，找粮食，找民夫，为同志们烧水洗脚。忙完这些，还要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土豪家的藏粮和钱财情况，为政治部门提供打土豪的线索。

见过杨厚珍的人，难于相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是怎样走过来的：又矮又胖的个子；一双“解放牌”(指缠足“三寸金莲”被放开，当时大伙戏称裹脚获得了“解放”。)小脚，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什么干扰都没有，一年之内要用小脚量完这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何况路上布满艰难险阻呢。

杨厚珍，江西省瑞金县城关镇人，城市贫民家庭，1908年12月生。列宁小学毕业。1929年吉安暴动时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担任过油印员、护士、护士长、管理员、指导员、福建军区机关合作社主任、中央机关合作社主任、家属工厂区队长。建国后当过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厂长，1977年去世。

1926年，在学校教书的父亲死在赣州，杨厚珍跟母亲去收尸，被罗炳辉看中，两人结婚。她在罗炳辉的军队里做地下工作，接头人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

1929年9月，她参加了罗炳辉在吉安的暴动，后随部队上井冈山。

1931年，她到瑞金红军大学上干队旁听，结业后分配在福建军区机关合作社当主任。有一次，她带个通讯员去江西广昌县领东西，途中碰到红枪会，十分危险。她沉着机智，命令通讯员带着东西赶快跑，不要管她，她骑在马背上，拉开手榴弹的弦吓唬敌人。但她从未扔过手榴弹，匆忙之间丢出去，没扔多远就爆炸了。好在惊马飞奔，拉开了距离，没有伤着自己，她甩开敌人脱险了。

长征当中，她在那嶙峋不平的山路上，迈着那双血痕斑斑的小脚，和同志们一道滚爬跌打，备尝艰辛。同志们见她走路实在困难，都劝她坐坐担架，但是她坚决不同意，不愿增加他人的负担，天大的困难留给自己克服。她表示“哪怕是爬，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就这样，硬是用她那双“三寸金莲”从瑞金一直走到了陕北!令人肃然起敬。

李桂英，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11年，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父亲去世早，家中生活难于维持，她四岁就被卖人家当童养媳，而她的“丈夫”却已经二十岁了。

她1930年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转党，1931年参军，被调到会昌县补充团学习军事。1932年，她被任命为麻州区委书记和扩大红军突击队长。在毛泽东的亲切教导下，她迅速找开了局面，动员了二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中央政府授予她“扩红模范”称号，奖给她一块奖牌和一顶列宁帽。

1932年，她任会昌党委妇女部长。1934年8月，李桂英调到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

长征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政治战士。中央工作团撤销，她在总卫生部担架连当指导员，亲自抬担架，是一个能干的女将。那时担架连负担最重的是抬×光透视机。这台×光机有七、八百斤重，需要八个人才能抬着走。上山下坡和走窄路的时候，抬着这个庞然大物简直无法迈步，累坏了多少民夫。有一天，几位民夫抬着这笨物上山，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就把机器撂在半山腰，空着手上了山顶。李桂英非常着急，对女红军们说：“男同志抬不动了，我们女同志去把它抬上来吧!”说着，带领几位女同志下到半山腰，把笨重的×光机抬上了山顶。

谢小梅，福建龙岩适中人，1913年12月15日生于一个店员家庭。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共产党。她从1923年起在石码西湖小学读书，因家庭贫困，边读书边做家务，早晚都要买菜做饭。1928年她小学毕业后，考进石码镇电话公司当接线员。她有一个革命家庭，她的二哥谢仰堂是福建早期的共产党员，受党委派在厦门国民党部做地下工作。她的大哥谢仰周在石码镇开了一个小店铺，作为从事地下工作的掩护。他们家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中共福建省委领导同志每次来石码指导工作，都到她家开秘密会议，找干部谈话。她加入共青团后，接受党史组织布置的任务，经常从电话中听取伪公安局反共防共的情报，及时向党组织汇报。

1930年8月，谢小梅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罗明(广东大埔人)的领导下，负责保管机要文件和省委活动经费。这时，她与罗明结成终生伴侣。

1931年春天，党组织调罗明到上海党中央工作。谢小梅随后也调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分配罗明到闽粤赣特委工作。谢小梅任特委组织部干事，协助互济会收送妇女慰问前线红军战士的军鞋等物品，有时还到军区医院护理伤员。1932年1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罗明担任中央苏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谢小梅重回省委秘书处工作。

长征时，谢小梅是干部休养连的工作组成员。出发时，她将生下十多天的孩子送人后，拖着疲弱的身体长征了。有一天，傅连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医生见她脸色蜡黄，走路趔趔趄趄，便担心地对她说：“小梅，不要掉队啊!一定要跟上队伍。掉队很危险，你千万注意呀!”

谢小梅牢记住“不要掉队”的话。在前有敌人阻截，后有敌人追赶，左右有敌人夹击，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的情况下，谢小梅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是自己背着行李和粮食袋，靠自己双脚紧跟队伍行军。疲劳得实在走不动时，硬是拉着首长坐骑的尾巴走，也决不掉队。她不光走路，还担负着看护伤病员，收容掉队的伤病员的工作。每当到了宿营地，她与李坚真、邓六金、钟月林等同志还要到老百姓家中寻找粮食，得到粮食后还要进行脱壳，磨筛等加工，然后分给战士们。她还经常帮助伙房做饭，同时向群众做宣传工作。一路上，她总

是积极完成连里分配的任务。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因红四方面军妇女家属众多，红一方面军干部连的吴富莲、王泉媛等几位女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们的命运最惨，其遭遇极富悲剧色彩。张国焘将一千三百多名女同志组成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任命王泉嫒和吴富莲为团长和政委。

吴富莲，1912年生于福建上杭吴屋村。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养不活兄妹三人，她便被送给15里外的回龙村林家当童养媳。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苏区粤赣省委妇女部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军事。她个子高，大块头，俨然有一员武将的风度。曾单枪匹马挥枪断后掩护女红军撤退，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并胜利返回追上了部队。1936年底，在一次突围中被俘，又患肺病，悲壮地牺牲在敌人的监牢里。

王泉媛，江西吉安敖城庐富村人，1913年出生。她本不姓王，而姓欧阳，贫苦农民家庭令她17岁嫁给长工王照斗，家乡有条古怪的风俗，要改随夫姓。革命者邻居把她引上了革命道路，她是从家乡的山间小路起步的。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共产主义马克思大学(即中央党校)学习，任中共中央青妇干事兼中央妇女部委员。一个山沟里没有文化的妇女， 从乡到区、从区到县、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机关，她前面的路可谓笔直坦荡啊!

她体格壮实，个子大，力气也大，跑十里路也不气喘。她曾接连五天抬担架，又曾一次背了三个伤员的枪和行李。她学过藏语，懂得当地风俗习惯，进入藏区队伍找不到房子住便找她领路想办法，去城里开会途中的寨子不让过，得由她出面喊话“借路”打圆场。通过通司宣传，说服了藏民，—次就搞回了40袋粮食，受到了贺龙同志的表扬。

为了掩护西路军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她主动请战。被马家匪军包围被俘。先后五次设法从监狱中逃出来，每次被抓回都挨一顿毒打。坐水牢、钉竹签、假枪毙等种种酷刑都经受过，但从不屈服。第五次打得最狠，浑身是伤，动弹不得。敌人以为她跑不动了，没想到，她第六次还是跑了出来。这天晚上，她一口气跑了90里地，天没亮到了兰州。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实行一年回收，三年审查，三年不留的政策。王泉媛离开革命队伍已超过两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没有收留她。她流泪了，悲伤的泪倾泄不止。后来她回忆说，亲人的冷遇比敌人的酷刑还要消沉人的意志。她沸腾的热血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几乎要凝冻了。故乡召唤落难人，母亲呼唤亲生女。1942年7月，她沿着熟悉的小路，无比艰难地走回了吉安老家。沿途讨饭，历尽酸辛，加之长征时落下的妇女病随时都在无情地折磨着她。

建国后，朱德和康克清重上井冈山，路过吉安。康大姐见到了老战友王泉媛，十分亲热地和她拥抱在一起，问寒问暖。得知她的丈夫受冤坐牢，她受牵连没有安排工作，康大姐直率对地委领导说：“不应该嘛!没有长征到陕北不是她的错，泉媛是位好同志，我可作证人。”并要求公安局到王泉嫒家为她丈夫平反。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时睡草地，有时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饥饿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红肿刺痒。在贵州猴场休息的时候，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进脸盆里去煮，煮了一个多小时，好家伙，脸盆里漂起了一层虱子的尸体，白碴碴的，好不骇人。毛衣破洞里尽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要竖起来，捉了半天也捉不干净。干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断地抖，虱子“扑扑簌簌”掉进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还挺好闻的。

对这种现象，彭德怀用了一句精辟的话概括：“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女红军身上的虱子更多，浑身刺痒难耐。尤其在行军走热了身体，或晚上睡暖了身子，虱子们得到适当的气温，便放肆地活动起来，在身上到处蠕动，弄得人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

徐特立还编了一个“捉虱舞”，他在路上和到了瓦窑堡、延安，都亲自表演过。舞蹈动作很简单，但他表演起来却很有趣。只见他将羊皮袄反过来穿，羊皮露在外面，戴个破毡帽，左手—举，右腿一抬，身子一歪，摇摇扭扭地走出场来。两只手轮番到羊毛里搜搜，装着捏住—只虱子的样子，口里说：“虱子?”放进嘴里“哔剥”一声，又肯定地说：“是虱子!”就这样，手脚不断地重复这些动作，嘴里连连地说：“虱子!虱子!” “又一个，又一个!”由于他幽默的长相，幽默的神态，幽默的表演，逗得大家笑疼了肚子。

以后，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长征途中，她们过的是原始生活，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行程越来越艰苦，只能一边啃黑乎乎的又干又硬的青稞麦野菜饼子，一边喝水充饥。后来就整天吃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再后来，皮带、皮帽也煮来吃，胃病就越来越严重地折磨人。已经缺盐好久了，若能放点盐到锅里，有滋有味，那简直赛过吃海参、燕窝美味佳肴了，可这实在是—种奢望，与她们无缘。

一天，她们发现了“新大陆”——牛栏里的粪堆上有一小堆麦子。可惜太脏，还爬满了小蛆，看着它们蠕动的样子，挺恶心的。但耐不住肚子咕咕直叫，想去捡拾却又充满矛盾。正在这时，保卫局来串门的男同志可顾不上脏不脏、臭不臭，二话没说就挽起袖子捡起来，不一会便捡了一包。“莫让他一个人捡光了!”女红军看着眼红了，便脱了鞋赤脚走进牛栏，一只手还捂着鼻子捡着。到河边冲淘干净后，放进锅里用温火耐心翻炒，直至黄橙橙、香喷喷方休。走累了饿着放几粒到嘴里，仿佛吃巧克力豆一般有味。不知其来历的人，纷纷伸手

向她们讨来吃，一个个赞不绝口：“香、香、真香!”一个原在上海当工人的红军干部，愿意用半块肥皂的高价(那时的肥皂可宝贵如金子呐!)跟她们换炒麦吃呢!她们暗自笑了，没想到从粪堆里扒出的粮食，竟会如此金贵。

藏民对自己的军队很热情，天快黑下来了，老大爷邀宣传红军宗旨的危秀英进屋去坐。从地灶里取出扑鼻香的土豆和牛肉请她吃。她虽又饥又渴，没带钱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只好找借口说肚子痛，一边向老大爷道谢，—边捂着肚子离开。想着到驻地后再填肚子。没想到她刚跨进营房便惊呆了。视域所及，熟人们全部都躺倒了，无一例外，且形象和表情各异，一个个东倒西歪。有的呕吐，有的口吐白沫，有的不省人事。灯下的桌子上留着一碗黑糊糊的、无油无盐、苦涩得没法下咽的蘑菇汤。马上断定她们中毒了!她想起解毒偏方，赶紧找来大量水，放些高锰酸钾和醋，灌进每个人的口中，不一会她们便翻肠倒肚吐了出来，才清醒过来。原来她们上山采了许多又肥又嫩的蘑菇，味道鲜美，吃下去后却搅肠捣肚中毒了。

女战士最头痛的大概是例假，它折磨着每一个女红军。不管饥饿寒冷，风里雨里，在敌人尾追下都得不停地赶路。脸色苍白、腹部绞痛、两腿发抖、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虽然从此得了妇女病，折磨了四五十年，但一想到红军精神就感到分外自豪。如果在不该生孩子的时间和地点生了孩子，那将更惨。孩子的哭声会把部队暴露给敌人，只能用一件破衣包着刚降生的小生命，连同董老写的条子和几块光洋留给老乡。做妈妈的似锥子刺心，被姐妹们硬架着离开上路，还一步一回头的。头一站就要过河，产后未满月脚不能浸冷水的禁忌也完全顾上了。走着走着晕倒了，苏醒过来什么吃的也没有……饥、寒、湿给女战士带来的恶果是生理失调，弄得人浑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劲，还得不声不响地咬紧牙关赶队伍。一旦被发现有病，就可能得到不想得到的“八块钱”——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可就不是难受的问题，而往往是生命的终结。因此宁可全身没有一处是舒服的地方，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而终生不育也在所不惜。毅然放弃作为母亲的天职，这要求有多伟大的精神力量啊！

长征打仗是男红军的主要任务，他们经常流血牺牲。女红军只有遇上特殊危急情况，才要打仗。但她们的其他任务很多，一点都不比他们轻松，也会碰到险情。

女红军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或“政治战士”(这个称谓当时很时兴，后来不怎么用了)。她们的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部队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候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她们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她们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连夜跑几架山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寻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精疲力尽地领着

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脚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

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一年365天加起来，她们多走的路程就相当可观了。她们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难怪了解她们艰辛的红军战士，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所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和款是行进中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人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们每到驻地，在安排好伤员住下后，便要马不停蹄去完成这些神圣而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而她们却没有。她们不但要多走许多的路，还少了许多休息。如果碰到难找、难缠的特殊情况，有时甚至来不及休整就要上路赶队伍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土豪劣绅的反动本质，加上土匪横行，使得筹粮筹款并不比行军打仗容易，也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筹粮筹款更为艰险，语言不通以及习俗相异太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

这支人数不多的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当时的办法是每个人给八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同志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在长征途中，生活如此亏待她们，吃尽了苦中苦，但大自然却慷慨地恩赐给她们以阳光、雨露、生命。除了牺牲的几个同志，她们都获得高寿。如果视之为空前付出之后的“回报”，那也已是莫大的慰藉了。

长征——胜利了!

红军创造了可谓之空前绝后的人间奇迹。世界上虽有七大、八大奇迹，但长征却是无与伦比的，长征女红军更是奇迹的奇迹!

听，洒在长征路上高亢而激越的歌，伴着她们跨越历史的足音，将永远回荡在祖国的大地和人们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