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邓六金

邓六金,1911年9月生于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 1929年5月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春加入共青团。1932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任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1932年10月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妇女部长。1933年5月调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任巡视员、妇女部长。期间多次深入宁化、泉上、连城、汀东、长汀等县，开展扩大红军、慰劳红军，组织妇女学习生产和文化。后入中央党校长汀分校学习。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尚未结业就被任命为“扩红”突击队员，回闽西开展扩红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中央工作团政治战士。不久编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分管担架、民运、照顾伤病员及政治思想工作，并参加筹粮、筹款等工作。1936年1月到延安后，任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1937年5月任中央妇女部巡视员。

1938年春，在中央党校，邓六金遇到了从苏联回来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曾山同志。会议结束那天，与邓六金一起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危秀英兴致勃勃地跑进邓六金居住的窑洞，拉着她的手说：“我们江西的曾主席来了，我带你去认识认识。”说完，危秀英不由分说地连拉带拽把邓六金拉到了曾山面前。

曾山原名曾洛生，江西省吉安县永和白沙锦人，1899年出生于一个家境清贫的私塾先生家里。他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年轻时曾在本村及邻村设馆教学。跟着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后，曾山先是学了点丝线手艺，后来又学做屠夫。1925年，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的曾延生（曾山的哥哥）回家乡鼓动农民造反，正因当地豪绅勾结官府挤垮了自己生意而愤愤不平的曾山，立刻被鼓动起来。1926年，曾山在家乡领导了农民协会，当年十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前后，曾山的父亲曾采芹、弟弟曾柄生也都参加了中共。1927年12月，曾山参加了“广州起义”，此后长期在中共江西根据地工作，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曾延生、嫂子蒋竟英、弟弟曾柄生先后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毛泽东为此专门随曾山到其家里慰问，称赞曾家“满门英烈”。

自古英雄多磨难，曾山可谓九死一生。1931年，中共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曾山出任“中央农工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又担任了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内务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下坚持斗争，在赣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游击队遭到失败，他转移到上海。幸好此时中央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接着，曾山被派往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多年的革命工作，他养成勇敢、稳健、严谨、周密的性格与作风。

当时的曾山30岁出头，文质彬彬，一张敦厚的方脸盘，一双睿智的眼睛，态度和蔼，言谈亲切，给初次见面的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那时谁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193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的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向中央要了一批干部，包括军事、政治、民运、青年、妇女等各个方面的干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开辟东南地区工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同意了曾山这一要求，并交代中央组织部办理。于是，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各单位，主要是中央党校和抗大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共选定了20多位，但

就是缺少妇女干部。这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想起了邓六金，并把邓六金的情况向曾山作了全面介绍。

1938年10月的一天，李富春副部长打电话给正在中央党校14班学习的邓六金，叫她来组织部谈话。李富春动员她去抗日前线搞民运工作，当征求她去什么地方合适时，邓六金没作过多考虑，只是顺口说：“我去东北吧。”

面对她的选择，李富春依然笑着说：“我看你到华中最合适，华中缺少妇女干部。”说完看了看在座的曾山。邓六金觉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便表示了同意。李富春最后交代说：“你跟他（曾山）走。”

这年12月，曾山率领中央组织部挑选的20多名干部，从延安出发，准备奔赴东南前线。其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邓六金。曾山一行到达西安以后，由于国民党拖着不发“护照”，致使他们在西安滞留了一个月之久。

这时，在其他同志撮合下，邓六金已经同意与曾山建立比同志更进一步的关系。随着见面的增加，两人的感情日浓，当曾山提出单独先走，同行的年轻同志闹着：“喝完喜酒再走。”他们用曾山和邓六金的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个申请结婚的报告。没有两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发来电报：“同意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曾山与邓六金志同道合，相互了解，彼此倾心，结婚是情理中的事。但邓六金在这场终身大事面前流泪了。她说：“我不想结婚，我还要工作h”邓六金在长征路上亲眼见过贺子珍、陈慧清（邓发夫人）几位大姐生孩子的痛苦。她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只有求老百姓收养，找不到收养的人，只能包裹好孩子，放在马路边，孩子哇哇哭，母亲一步三回头往前走。她想：生了孩子就要带孩子，这于革命工作不利。她曾经暗暗发誓：我不结婚，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她爱曾山。在同志们的“促成”下，他们结合了。

曾山和邓六金的结婚仪式简单而朴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为他们祝贺。他们请了林老和同行的20多位同志在饭馆吃了一餐便饭，作为答谢。

1939年1月16日，曾山、邓六金一行辗转来到皖南山岭，受到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热烈欢迎。1939年7月，他们爱情的结晶产生了，这是他们的长子。由于皖南一带的形势紧张严峻，战斗生活异常艰苦，邓六金将儿子亲自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取小名丁儿。这个“丁儿”就是现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1948年4月任华东局要她筹办一所保育院，带好100多个孩子。她当即向华东局领导表示：“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为革命光荣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战争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有的是指挥我们千军万马的将军，难道能把他们的孩子再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让孩子们生死听天由命吗？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把保育院办起来，把孩子们带好、带大，让他们成为革命的下一代。”由搞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到带一大群孩子，这是邓六金革命征途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献给了这些革命者的后代。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率华东保育院从山东青州迁往上海，任华东保育院副院长、院长。

1953年调北京从事幼儿工作。1954年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人事处副处长，1956年改任行政处副处长。1960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处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主管中央机关数个幼儿园工作。1963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后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顾问。1982年12月离休。离休后任全国妇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儿童基金会理事，仍尽心尽力为儿童福利事业发挥余热。曾当选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3年7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