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山席氏三代“汇丰”

东山席氏为吴中望族，亦是明清时的“钻天洞庭”和清末民初时上海“山浪帮”的台柱。从1873年到1927年的近60年中，以东山席氏为首的洞庭山帮曾执掌过上海金融的牛耳，左右过中国财政的局势。东山席氏家族有23人担任过1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5人任过2家外商洋行的买办。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席正甫祖孙三代，接连任过上海汇丰银行鼎盛时期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任买办。时间长达54年，被称为买办世家。

清代末年，19岁的席正甫为避战乱，偕兄缙云、弟缙华从东山到上海，在钱庄当伙计。未几，与人合伙自办钱庄。两年后，经时任英商沙逊洋行买办的娘舅沈二园介绍，进汇丰银行任跑楼（副买办）。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清廷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因国库空虚，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慈禧同意后，派天津海关道孙竹堂到上海，向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银子。银行大班麦克利要买办王槐山负责接洽。思想保守的王槐山一时急得没了主意。拒绝吧，怕触怒朝廷，最后连性命也难保；要是借吧，又怕无法收回，自己倾家荡产也赔不起。他整日忧心忡忡，竟患了精神分裂症，只得向汇丰提出辞职。王回到余姚老家后，不到三年就中风去世。

具有先祖冒险血统的席正甫毛遂自荐当上了汇丰买办，并一上任就干了一件大事。他跟随孙竹堂到了天津，代表汇丰银行同李鸿章签订了500万两银子的借款合同。指定以全国的盐税作为担保，银行收回利息，买办从中赚得回扣。结果是席买办名利双收。事情办妥后，清廷奖励有功人员，席被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成了“买办大人”，同时，自己也得到了上万两银子的好处。这一冒险的结果，也为日后“洞庭山帮”的形成打下了夯基。

席正甫坐上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的宝座后，完全摈弃前任王槐山的保守做法，投放了六笔政治贷款。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巨大的战争赔款把清廷逼得走投无路，李鸿章又派人找到了席正甫，提出再次向汇丰借款160万金镑，席也爽快地答应了。以后清廷竟把汇丰银行作为钱袋子，国库一紧，马上派人找席正甫。从1877年到1895年的18年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投放给了清廷六笔巨额政治贷款。达610万金镑、1100万规银和438万银元。席也进一步得到清廷赏识，被赐予二品顶戴，赏穿黄袍马褂，又成了“红顶买办”。另外，还控制钱庄。上海自开埠外商资本进入起，钱庄就逐步被外商银行所控制，钱庄的生杀大权，即信誉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依靠外商银行的“拆票”，席正甫当上汇丰买办后，利用汇丰的影响和手中的权力，把汇丰银行逐步起到了外商银行和各钱庄之间“总清算”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控制了上海所有的钱庄。故当时上海有句口谚：“徽州帮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

1904年，年届70岁的席正甫去世，其长子席立功接替父亲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三任买办。清代末年，外商银行控制中国金融的作用有所减弱，但汇丰银行对当时国的财政，仍能起着相当的影响。1905年，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同清政府签订了借款100万英镑的合同。1913年，席立功又代表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财团，贷款2500万英镑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

1924年席立功病故后，由于席氏父子半个世纪来为汇丰银行所作的贡献，汇丰买办的职务便形成了席氏子孙世袭的不成文规矩，于是立功长子鹿笙又出任汇丰银行第四任买办。这席鹿笙虽出身于买办世家，却不是个干事业的人，爱好声色犬马，常年寻花问柳。他无暇去处理银行业务，只挂个买办名义，坐分红利。三年后，席鹿笙因争风吃醋，被仇家暗杀于妓院。正应了古人“富不过三代”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