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九千年—跨湖桥文化·惊诧与犹豫(一)

1990的冬天的跨湖桥寒冷、紧张，但未必有多少兴奋。作为一般性的抢救性发掘项目，跨湖桥遗址给人的感觉是惨不忍睹，破坏得太厉害了！二十年不间歇的机械取土形成的上万平方米面积的大深坑犹如陨石飞来，足以击碎考古学家对成果期望的浪漫幻想。

或许，一张既定的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网络图上又将标入一个新的遗址点。仅此而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区系类型理论趋向成熟，开始影响并指导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实践。区系之一就是长江下游，其中有太湖地区与宁绍地区两片，这里分布着马家浜—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当时人们对这一带史前文化的认识状况与自信程度，可套用苏秉琦1984年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我们现在可以说，对它（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引者注）的质、量已具备了基本的认识，这是哲学上讲的本质问题，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实体，已不再是捉摸不定了”。这一乐观情绪同样弥漫于作为河姆渡文化分布区域的宁绍平原。198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河姆渡文化课题组，课题目标为寻找源流、填补缺环，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纵向的，位于宁绍平原西缘的跨湖桥遗址，几乎可以先验地纳入了河姆渡文化的范畴。

时隔十年以后，第一次发掘的领队芮国耀回忆说：“如果说发掘之初就认识到它的年代与文化特性，那是假的。遗址出土的炊器拍印绳纹，虽然大多为交叉绳纹，但还是马上与河姆渡文化联系起来，因为杭嘉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系统极少发现绳纹。关于年代，发现许多外红内黑的陶片，因此认为可能相当于马家浜文化阶段”。

芮国耀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虽一直工作在浙江，但偏重于杭嘉湖地区，发掘了著名的良渚瑶山祭坛遗址，这次跨过钱塘江，也是第一次走近河姆渡文化。参加发掘的考古队员还有孟国平、赵晔、徐新民、方向明、马竹山。萧山博物馆倪秉章作为东道主参与了发掘工作。

方向明有宁绍地区的考古经历，对这一带史前遗址的感性认识多些，他对遗址的第一感觉是年代较早，因为陶器的颜色偏黑。这也是受到河姆渡遗址陶器变化规律的启示。这种感觉后来得到了佐证，因为陶器中没发现三足鼎。鼎在浙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地位显赫，良渚墓葬中鼎、豆、壶的随葬品组合被认为是开启了商周青铜礼器制度的先河，但浙江土著文化的早期阶段，炊器用釜，绝不见鼎，河姆渡文化的有脊釜、马家浜文化的腰沿釜都是区域性考古学文化的标志性器物。鼎在太湖南域最早见于草鞋山遗址的第十层，距今约6200多年，也就是马家浜文化的中期；而在钱塘江以南，鼎始出现于河姆渡遗址第三层，距今不超过6000年。

应当承认，芮、方等人在发掘之初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概念及文化属性的思考并没有超越固有的认识轨道。

发掘是从10月10日开始的。按照签定的合同，城厢砖瓦厂提供发掘经费三万元，民工另由厂方派出。也就是说，民工暂交考古队管理，而工资由厂方发放。

不知从祖上的哪一辈开始，这里的村民--湘湖的后代们不种田了，淘土捏泥成为他们特殊的手艺，因此“发掘”并非陌生，而且很快领会了考古是干什么的。尽管他们对拣拾一些破碎的陶片表示不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兴趣盎然的眼睛。看到考古队员为一些石、骨、木器专心致志地量坐标、定方位，则常常表示出不屑，争说还有更好的早被他们挖到过并且扔掉或击碎了！这使年轻的考古队员们微微受到一种被轻慢的刺激。

江南的秋冬季节，气温虽是日冷一日，却是晴多阴少。

早晨，太阳从东山探出头来，考古队员跟着起床，洗漱完毕，集体到砖瓦厂的职工食堂用过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傍晚，站在租住的宿舍的阳台上，可直接眺望到远处城山上的越王台。高耸的烟囱向天空吐出淡淡的烟霭，与越王台上的晚霞轻轻碰接，意识深处或可听到古战场千军万马的嘶鸣，但旋即又眩晕于山林背后迸出的万道金光。--一天劳累下来的考古队员们，也有机会享受失神的片刻，时间凝结成宁静的瞬间，而历史似乎伸手可及。

发掘历时两个月，完成5×5米探方13个，实际面积330平方米。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长期的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遗址被划分为九个文化层，从上到下编号①～⑨，其中②～⑨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