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九千年—跨湖桥文化·惊诧与犹豫(二)

清理出来的重要遗迹现象有：

木构橡子坑。如H17，开口于⑦下，为直径约65厘米的袋形坑，上口位置设有两层长约70厘米的木材构成的井字形框架，四角交相叠压，形成边长30厘米的方形坑口。坑内存有大量形态完整的橡子。橡子坑并非用来储藏，而是用来浸泡，因为橡子含高量鞣酸，需在水里浸泡十五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去掉，然后可加工成为淀粉类食物。

房址遗迹。编号F4残剩一段泥质墙体，墙体内夹一列木桩，间距约30厘米，木桩横截面分半圆形、三角形、长方形几种，底端砍削成尖锥状。编号F1残剩鹅卵石铺成的地面……

从河姆渡遗址开始，对新石器时代的居址建筑形式的探索成为浙江考古工作者的一个心结。河姆渡遗址早期流行干栏建筑--一种在沼泽环境中为防潮而抬高居住面的楼式木构建筑，晚期则出现地面建筑形式--对此的判断是根据遗址中出现了具有建筑材料特征的红烧土块。这一建筑形式的转变模式被认为是全新世中期以后环境的干旱化的结果。跨湖桥遗址显然存在地面建筑形式，但据方向明介绍，局部范围的木结构残址间，地面上松软杂乱的有机质堆积，极似考古学家描绘河姆渡人在干栏建筑中生活的情形：住在“楼”上，生活垃圾随便抛在“楼”下；底层很可能成为圈养动物的畜舍。面对这种“干栏”、“地面”建筑并存的现象，发掘者提出了关于时代特征的进一步设问。但遗址的灾难性破坏往往不自觉地影响着探索的热情。支离破碎的遗址导致了支离破碎的心境，应当说，这不利于正常的考古发掘。

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中最具影响的是彩陶的发现。方向明回忆，当时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队员自己清洗，因为天气冷，砖瓦厂烧窑自然提供的充裕的热水为工作与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浸陶片的盆子里不时掺些热水，洗起来手不致被冻坏。彩陶是在清洗陶片时发现的。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对普遍发现的菱格交叉的网式绳纹表示关注，感觉到具有特色，彩陶的发现，并且占有一定的数量，对遗址的感觉就开始发生变化。跨湖桥遗址发现彩陶！太阳纹的彩陶！这是那一年冬天在浙江考古圈中流转的一个热点话题。因为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极为罕见，河姆渡遗址四层见到过三片，虽说用彩与图案均有特色，但感觉总是生涩。这片彩陶从何而来？现在宁绍平原的西缘的跨湖桥遗址见到了如此丰富的彩陶，是否即指一个窗口的打开、一个新传统的露头呢？

两年以后，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品在吴家埠工作站进行整理。这个时候，送国家海洋二所的四个碳十四检测数据已经出来，结果让人既惊且疑：8000年！也就是说，从碳十四的年代测定数据看，跨湖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超出了人们的估计。发掘者既感到兴奋，同时又遇到了十分严峻的认识问题。

陶片的拼接效果不是很理想，但遗址的一种主要器型夹砂陶釜成功复原了两件，除上面所提到的交叉绳纹外，器身为卵形；统计材料表明，带有镂空装饰的圈足盘是典型器之一，另外，双耳罐数量也不少。引人注意的现象是，陶器大多器壁匀薄，陶质十分硬实。诸种特征，从原始性与承传性的角度，均无法作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源头来进行认识，那么又如何去寻找与年代相匹配的文化定位呢？

最后的收获主要在文化的横向比较上，他们发现了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等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联系，如彩陶、带镂空的圈足器、罐类器中双耳在沿肩部位的连接特征等；从而肯定有关遗址年代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并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浙江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已知考古学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发掘成果公布于1997年。这一年前距第一次发掘六年、后距第二次发掘四年。

考古简报发表后，有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包括对年代的质疑。本来，在浙江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史前考古仅在浙北杭嘉湖、宁绍地区上做了几十年的工作，浙西南乃至浙中的大片土地还是以空白为主，任何发现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显耀、太强大、也太扇情了，当我们习惯于将各种发现集中在三大文化的荫影下寻找意义、寻找答案的同时，我们可能不自觉地失去了在参照系之外思考问题的能力。长此以往的结果便是，作为肯定、否定的中间环节——问题本身——被考古类型学庸俗化了的实证与伪证挤到不能立足的边缘位置，在事实尚未得到“完全”阐释之前，甚至领不到一张响亮的出身证。

跨湖桥遗址不幸遭遇了这一命运。

1996年，芮国耀与方向明一起重回跨湖桥遗址，他们得到了刘军所长的支持，想对跨湖桥遗址再作一次发掘。他们似乎需要证明什么，但最后竟未能了却这桩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愿。